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规范方法

在有关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杨小凯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2004）[3]一文中提出：“以某种方式将概念组织成由子系统构成的结构，称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框架的构成要素是组织程度、概念和演绎的严格程度、一般性程度、内生程度、内洽程度、强壮程度以及可处理程度。 评价框架的标准是框架的组织程度越高，则框架的质量越高；还有就是概念和演绎的严格程度以及逻辑内洽程度；设定较具一般性的模型优于设定较为特殊的模型；被内生化的变量较多的框架质量较好，还有就是强壮程度对框架中得出所必需的假设和组织结构的小变动不敏感。 钱颖一（2002）在其《理解现代经济学》[4]一文中提出：现代经济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理解和接受现代经济学要从这3个方面着手。 他认为这3个部分是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 田国强（2005）[5]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指出：现代经济学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他认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5个部分或步骤组成：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 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无论结论如何或是否作者意识到，都基本上由这5部分组成。 可以说，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就是对这些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填空式写作。 掌握了这些组成部分，就掌握了现代经济学论文的基本写作方式，更容易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

经济学的发展也从来没有离开方法论的嬗变。 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国内学者做了许多相关研究。 傅耀、颜鹏飞（2003）[6]认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经历了前后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4个阶段，由于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有其弊端所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崛起则较好地弥补了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不足。强天雷、任保平（2001）[7]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作为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运用的方法主要是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和制度分析法。

朱成全（2003）[8]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包括：概念框架、研究课题和目标、研究计划、文献评价和研究报告。 冯金华（2004）[9]则提出了组成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4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研究对象、研究结果、研究过程和叙述方法。 研究对象是现实具体；研究结果是思维具体；研究过程的任务则是如何实现从现实具体到既符合实际又符合逻辑的思维具体；叙述方法涉及的则是思维具体的“外化”（如发表的论文、著作）。 从现实具体（研究对象）到思维具体（研究结果），再到思维具体的外化（论文和著作），构成了全部研究过程的一个完整的周期。 经济学研究方法演化需要依次经历3个阶段：偏重于经济思想性的传统定性化研究时期，偏重于经济实证性的现代定量化研究时期，以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研究为特征的大规模集成研究时期（王菲，2013）[10]。 其一般特征体现在4个方面：个体主义占主导、与哲学紧密相连、深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及广泛应用数学作为分析手段（张东辉，2004）[11]。 借助方法论的变革，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经济活动复杂性的不断提高，经济研究不仅包括复兴历史方法与制度分析法等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以还原经济行为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进而打破以理性经济人最优化行为为基本逻辑的数学化经济学，而且还创造性地将实验技术方法、心理分析法及神经研究技术方法引入经济研究（严维石，2013）[12]。 现代经济学正日益向经济现实回归，学科知识、研究方法的交叉化都是为了构建经济学更为真实合理的行为基础，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和科学性（祖强，2003）[13]。 这样，经济学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经济学的体系越来越完善，从严格假定到步步放松假定，从逻辑演绎到事实验证，从抽象到具体，其理论越来越逼近现实（周文，2005）[14]。 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通过不断采用数学化、数量化方法，广泛采用博弈论、多学科的方法，使得研究方法走向多样化，研究方位不断扩大化，促进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洪涛、范瑛，2008）[15]。 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机制分析、数量分析、制度分析这三大分析体系的演进，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新的研究方法的创造和运用，以及对已有研究方法的综合，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创新，其中，当前经济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着力点在于研究方法的综合（顾钰民，2003）[16]。 未来，经济学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以下4个方面作出努力（陈华、高艳兰，2013）[17]：与非主流经济学融合发展、从自由市场经济转变到道德市场经济、注重汲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以及借鉴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从资本主义制度寻求解决危机的根本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经历了从排斥到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从较为单一的分析方法到多元分析方法的发展，逐渐与国际经济学界接轨和开展对话交流（张华荣，2008）[18]。 林毅夫199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提出了对经济学研究、教育的看法及努力的方向：本土化就是研究对象本土化；规范化是除了研究、发表形式的规范化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界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和摒弃的规范机制；国际化就是研究水平的国际化。 而在2001年发表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19]10一文对除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外，就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其他几个方法论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首先要实现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要用比较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心问题。 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 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无难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该请专家匿名审稿。 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起码条件[20]。 方法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严格检验那些依照理论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 他提出经济研究要遵循内部逻辑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一致、理论假设一致、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实证检验等，提出进行经济学研究，在读经典文献时，不应该只关心观点而应该去体会大师们如何观察现象、提出问题、选择给定条件，从方法论上去揣摩。 他总结出了本质特性分析法、当代横向归纳法、历史纵向归纳法和多现象综合归纳法的“一分析，三归纳”方法来构建理论模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要深刻理解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大胆吸收和借鉴以下4类方法，兼收并蓄，推进研究方法论的创新：①经验的、实证的方法，把握正在发展变化的经济现实；②理论的、规范的方法，认识和预见过渡和发展的趋势；③历史与归纳的方法，克服照搬照抄解决中国问题；④逻辑的、数理的、统计的方法，探求经济发展的真实面目。 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应当结合经济学前沿领域及边缘领域研究方法的新进展，遵循假设前提相关性、理论内洽性、对现象具有解释力与预测力等方法论原则进行理论创新，特别是要结合实际（景玉琴，2007）[21]。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纠偏与发展的相关研究。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曾冠之“经济学帝国主义”。 然而，经济学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经济分析并不是贝克尔式的万能工具、能对各种人类行为作出统一的解释。 譬如在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最为典型的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学斗争——凯恩斯与哈耶克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保持在何种程度”的争论。 从凯恩斯政府干预解救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到其无法解决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问题，转而推崇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念、减少政府干预，再到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效，凯恩斯政府干预政策的复兴，经几十年的辩论及实践，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结论③[22]。 在经济学研究上，弗里德曼在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辩护中，认为理论的正确与否和假设没有联系，假设条件不需要限制，甚至假设条件越不现实，理论才越好。 而且，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无法解释经济周期，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无法形成良好的统一的经济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张维迎认为经济学出现许多问题，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数学应用的束缚。 数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如今，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 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分工和技术进步，经济学家们放弃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只留下均衡。 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无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从而难以在主流经济学中看到企业家的身影。 现今许多人在进行经济论文的写作中，设置假设是为了在数学上有较好的处理，这无疑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说：经济学大多采取了一种“工程学”的方法，这种“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23]。 保罗·克鲁格曼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24]。

尹世杰（2005）[25]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要避免采取唯“数学化”的单一方法，要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多运用演绎法、归纳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 陈孝兵（2012）[26]认为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的主流经济学，不同理论主张的传承、融合、分化和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唯一没有变化的还是对人类行为的经济人假设，他批判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局限性，经济研究一方面要承认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还无法理解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树立新的利他主义的利益观。 并且，那些来自人类社会长期积累并被积淀下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价值的、心理的因素在逐渐被认识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性（杜金沛、邢祖礼，2005）[27]，相应方法在经济研究中，也日益显现出不可抗拒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