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形式的超学科

二、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形式的超学科

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概念是在单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这些概念有不同的含义，但都涉及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互动和整合。它们的差异在于不同知识的整合和交换程度以及不同学科范式差异的程度。单学科研究是最常见的科学研究形式，仅限于在单一学科、单一领域或研究分支里进行研究。在单学科研究中，研究者一般有共同的研究主题、学术语言、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多学科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涉及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但是，这种合作还比较初步，仅仅限于研究结果的汇总，概念、认识论、方法论和学科之间的融合或整合程度都不高。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学科合作，它整合了多个学科的数据、技术、工具、观点、概念和理论，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单一学科的范围和领域。^[16]在跨学科研究中，概念、方法论或认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整合和交换，能够相互补充和相得益彰。^[17]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来自科学知识体系的内部，在于寻求调查方法的创新，寻求对具体问题的新见解，比如社会科学进步、生物学进步以及纳米技术的发展等。跨学科研究要求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跨越学科的界限来进行协作研究，通过改造旧学科和创建新学科来改变科学的图景，促进科学的进步。

超学科是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形式。超学科被用来“把传统跨学科合作的旧形式与科学复杂性世界观所塑造的知识和文化统一的新追求区分开来”。^[18]超学科的动力源自对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的需求，以及对新知识的追求。超学科的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学科和非学科的观点来获得对整体现实世界的认识。^[19]由于超学科是一个新概念，如何称呼它还有争论，^[20]至今也没有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定义。但不管怎么说，超学科将不同的知识整合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形式，这一知识形式的特征是较强的公共观点导向和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21]因此，可以把超学科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跨学科研究，这一研究形式打破了学科内外的界限，对学科知识和非学科知识进行了高度的整合。如何有效地把非科学知识整合到科学知识中是超科学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许多超学科研究没有挑明自己的超学科性质，它们以不太明确和特殊的方式来进行。超学科研究的例子有：技术评估研究和健康伦理研究等。

从根本上来说，超学科不是工具意义上的一种方法，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态度或世界观。超学科基于量子物理学的两个观点。第一，超学科采用了包含中间状态的逻辑，这与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即亚里士多德逻辑迥然相异，亚里士多德逻辑中没有中间状态。然而，中间状态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必须加以说明。包含中间状态的逻辑在数学上已得到证明，适合于解释各种复杂性现象。超学科的第二个观点是现实世界是多维的。事物的每个层面都有自身的规律和逻辑，量子层面现象与日常生活现象有不同的表现。目前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等领域都坚持二值逻辑以及现实是单向度的思想，仍然以牛顿世界观和19世纪的科学观为圭臬。尽管人类已经历了科技革命和电脑革命，量子物理学技术已应用到日常生活，但是人们的思想却深受旧有世界观的影响。21世纪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依靠传统的方法很难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借助超学科研究来实现某种超越。

“超学科”主要有四个研究重点：第一个重点放在生活世界的问题上，第二个重点是学科范式的整合和超越，第三个重点涉及参与性研究，第四个重点是寻求学科外的知识统一。前两个研究重点已达成广泛的共识，比如，Mittelstraβ认为，“超学科”主要是解决和反思生活世界问题的一种研究形式。^[22]Julie Klein提出：“超学科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与从业者一起工作去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在一个广泛的领域内加以应用。”^[23]目前的分歧在于：为了在调查中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意见，是否需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参与性研究？当然更多的分歧在于：是否要在解决生活世界的问题中寻求知识统一。

超学科的特点是知识的高不确定性和决策的高利害关系。^[24]在超学科研究过程中，掌握问题的复杂性、顾及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和对问题的科学看法、把抽象知识和具体案例的知识相联系，受到广泛的关注。Pohland和Hirsh Hadorn的《设计超学科研究的原则》一书在对超学科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超学科研究过程要求和目标：“当有关社会问题领域的知识不确定时，当问题的具体性质有争议时，当有大量关注问题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介入与之打交道时，就需要超学科。超学科用下列方式来处理问题：(1)把握问题的复杂性，(2)重视生命世界的多样性和对问题的科学看法，(3)将抽象知识和案例特有的知识联系起来，(4)建构增进被视为公共利益东西的知识和实践。”^[25]在这里，Pohland等人明确提出了构建增进被视为公共利益东西的知识和实践，而其他学者在定义超学科时很少明确提到这一目标。Kates等人^[26]在论及可持续科学时隐晦涉及这一目标。政策科学在评估解决问题的措施时，明确提到作为规范原则的共同利益。^[27]

瑞士学者ProClim等人在《关于可持续性和全球性变化：瑞士研究者们的科学政策观》中首次提出超学科研究所涉及的三类知识：“系统知识”、“目标知识”和“转化知识”。“系统知识”是指关于当前状态的知识，涉及提出问题的经验过程并对问题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目标知识”被定义为关于目标状态的知识，涉及对期望目标产生影响的价值观和规范。而“转化知识”指的是关于如何从当前状态过渡到目标状态的知识，涉及现有问题状况是否和如何能够现实地加以转变和改进。^[28]这些知识类型回答了不同类型的问题：“系统知识”回答了生活世界产生、发展和解释的问题；“目标知识”回答了有关决策、变化的需要、期望目标和更好实践的问题；转化知识回答有关旨在改变现有实践并引入所期望实践的技术手段、社会手段、法律手段、文化手段及其他可能行动手段的问题。^[29]

由上述三种知识形式，我们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科学(episteme)、生活世界的行动(praxis)、生产(poiêsis)和慎思(phronêsis)等知识形式，现已成为超学科研究的目标。这意味着对上述三个问题每个问题的调查需要对其他两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假定。因此，不应孤立地调查有关“目标知识”的研究问题，而应根据系统关系的特殊假定来检验“目标知识”的研究问题。反之亦然，对一些系统关系的经验分析必须涉及有明确目标的特定社会实践的转变，对可能变化选择的研究要依赖于有关系统关系和目标为导向的实践的特殊知识。此外，不把先后次序看成是解决问题的经典技术模型，这三种知识形式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三角形(见图1)。

图1　系统知识、目标知识和转变知识的相互依赖关系^[30]

图1显示，每一种知识形式都有各自需要面对的特殊挑战。“系统知识”需要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一方面，这些不确定性是将抽象理论观点转化为具体案例的结果。另一方面，根据问题方法和对问题的解释，这些不确定性可能是由不同程度的重要性所引起的，导致对“目标知识”和“转化知识”的不同评估。对“目标知识”来说，以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需要和态度为背景，需要有一个标准来弄清地位的多样性并指导有关对解决问题意义的思考。就“转化知识”而言，当进行技术选择、社会选择、法律选择、文化选择和其他选择时，一个挑战是获知有关现有基础结构、当前法律、当前权力关系、文化观点和人的学习能力的灵活性。^[31]因此，学会使现有的东西变得更灵活就显得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