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的组合”，创新资源的配置如何引导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被人们盛赞为迅速席卷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先知。这主要是因为他把创新描绘成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富有创新意识的新公司把那些行动迟缓、墨守成规的公司，赶出它们曾经长期占据的市场主导地位。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企业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的组合”（new combinations）并引入生产体系，其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这种“新的组合”包含以下五个方面：^[4]引进新的产品；^[5]引进新的生产方法；③开拓新的市场；④开拓生产资料或半成品的一个供应渠道，无论该渠道是否已经存在或首次被发现；⑤形成产业的一个新的组织。显而易见，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涵盖十分广泛，包含了一切可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活动，如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和资源供应链等方面创新。这些创新有些可能与技术直接相关，有些可能与技术并不是直接相关，所以，管理学者将创新分为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而经济学者将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并形成了继熊彼特之后的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

从组合的角度看，创新是不同技术或制度的组合结果，可能是技术的内部组合，如产品线的延伸、系列的增加、产品和工艺的组合等，可能是制度的内部组合，如人才制度、融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不同制度的组合，也可能是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组合，其组合的数量和可能性要远远大于熊彼特的五个组合。尽管如此，熊彼特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更关注技术创新，对其他方面的创新尤其是他提出的五个组合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如何组合并没有进行研究。当然，在熊彼特之后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如适用于装备业和制造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组合的A/U模型，适用于服务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A/U逆模型，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组合，以及基于系统理论涉及全员、全过程和全方法的全面创新等。但资源在创新组合中的配置是否有效率，怎样保证有效率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对此鲍莫尔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制度，特别是财产保护的法规，以及合同的强制执行效力。这些规章制度保护创新者，使他们可以从自己的努力中获得收获，从而激发他们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