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对立的政治”到“对抗的政治”

第三节　由“对立的政治”到“对抗的政治”

阶级是马克思构想政治的轴心概念，因为马克思总是把政治理解为一种阶级统治。在《哲学的贫困》的末尾，马克思以近乎福音书般的语调宣告：“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22]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了异化、没有了剥削、没有了阶级、没有了国家，当然也就没有了“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的政治权力。阐述政治是为了消灭政治，就像研究疾病是为根除疾病一样，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是迄今为止整个人类社会的病痛!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之内，抽掉了阶级也就等于毁弃了政治。而拉克劳与莫菲抛弃了“阶级”，却留下了“政治”，这正是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与其说他们成功地实现了阶级与政治的分离，倒不如说他们要在阶级的消失之处重建政治的威严。著名左翼学者艾伦·伍德将自己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取名“退出阶级”(the retreat from class)可谓画龙点睛，十二分准确地点住了后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穴位”!艾伦·伍德原意概指拉克劳与莫菲等人退出了阶级分析范式，而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从“阶级”那里退出的“政治”。“政治”从阶级那里退下来之后并没有死去，它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

其实，拉克劳与莫菲这里的“政治”不过是改了装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阿尔都塞断言，人是意识形态动物，只要人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因为人与意识形态是一个双向互构关系：没有人，当然没有意识形态;但人作为主体，又是意识形态“召询”的结果。阿尔都塞的困局在于，他一方面声称意识形态是永存的想象之镜，同时又毫不保留地接受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的透明社会的命题。按照前者，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还应该存在，也必须存在，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还存在。可是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天然地具有阶级性，阿尔都塞从来就没有怀疑这一点，而这恰恰与后者相矛盾：在无阶级的社会却存在着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想不开这一点，所以他疯了;普兰查斯也想不开这一点，所以他绝望地自杀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阶级结构本身并不在结构主义的结构之内，它成了结构主义之结构本身的框架。拉克劳与莫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洞察到此一问题，于是他们从阿尔都塞主义转向了葛兰西主义。他们之所以转向葛兰西，就是为了把这个不是作为结构的可分立元素而是作为结构之整体性的框架打破。这相当于德里达对结构主义所隐含的基础主义的解构。

作为阿尔都塞的门徒，拉克劳与莫菲还是保留了老师的很多东西：他们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把政治理解为意识形态，也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永不消失的“形态”。变动之处在于：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阶级属性，更不是永远具有阶级属性。这可谓是“意识形态常有，而阶级不常有”。我们不可以想象没有意识形态的阶级(马克思主义)，却可以想象没有阶级的意识形态(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说：“一切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构想的。”这是一句很重的话，它实质上是拉克劳与莫菲政治哲学的一句宣言，因为它的潜台词是：政治既是“构造的”(constitutive)，又是“想象的”(imaginary)，由于是“构造的”，所以政治获得了自主性和建构性;由于是“想象的”，所以政治永远不会终结，不会彻底“缝合”。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人们或许认为它主要是一种“解构的政治学”，如果以此来概括那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鲍德里亚等)，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以之归结拉克劳与莫菲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失之偏颇矣!因为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着力点并不是解构，而是建构;他们只是运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策略为重建新型的政治统一性服务，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强调过这一点：

在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上，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范型”——他们一方面肃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本质主义残迹，一方面极力构筑一种非决定论的霸权接合实践。因此，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既是消极性的又是积极性的，西姆正是按他们的这一启示区分出两种后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在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中，这两方面不仅紧紧纠葛绞合在一起的，而且其理论建构的努力要远远强于解构的冲动，甚至可以说，其理论重塑的意向在逻辑上“先于”并成功地规导了其拆解企图。这恰恰切合了利奥塔对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诠释：“后”(post)必须根据未来(post)的先在之悖论来加以理解。把一个非斜体的“后”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乃表征一种在时间上后发的东西在逻辑上的预先莅临，正是在此意义上，巴丽特指出，拉克劳与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它”。^[23]

拉克劳与莫菲激进地弃绝了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持一种极端的反政治的立场，也不意味着他们走向了政治虚无主义的道路，更不意味着他们把政治空间构想为一种没有冲突与斗争的和谐世界。相反，他们阐明的“新政治观念”(new conception of politics)就是要为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形式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分析范式。^[24]问题在于，如果否定了阶级与阶级斗争，又如何来解释现代社会日益繁密增生的各种社会冲突?换言之，社会冲突与政治斗争要在怎样一种概念框架和分析策略之下得到诠释?如果你认为阶级冲突的模式不能充分说明当代群体冲突的状况，那么你必须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替代模式来描述和阐发已经改变了条件和发生形式的群体冲突的事实。任何一个不满意于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并试图以一种新的理论代替它的理论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基础性的任务”。拉克劳与莫菲当然也不能例外，即便他们声称要消解掉构成政治之基础的一切基础，从而使政治获得真正的优先地位和独立性，但他们仍然需要寻求一个支撑性的概念来为一种自主性的政治提供立论的依据。

拉克劳与莫菲用来说明他们的新政治观念的核心概念是“对抗”(antagonism)。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实质上是一种“对立的政治”，而他们的非阶级政治则是一种“对抗的政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虽然使用了对抗这一概念，并提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25]但是，马克思倾向于把一切对抗都简约为阶级对抗，也就是说，马克思一开始就是在阶级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对抗概念的。拉克劳与莫菲对马克思政治观念的批评之要点即在于反对马克思将多种多样的异质性的对抗关系统统还原为阶级对立，从而压制并排斥了一些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变得重要的紧张和冲突关系。一如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指出的那样：

马克思把社会生活中个别的层面当作理论上不可分别的层面来对待的倾向也表现在他把统治、剥削和阶级这些术语简缩为单一的用法，其结果就导致了大多数形式各异的统治——帝国主义、对妇女的暴力、国家专制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不宽容、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统治——或者落入晦暗，或者落入阶级分析的模型。马克思话语之中术语的这种简缩使我们或者无视以诸如战争掠夺、对妇女和儿童劳动的家长制控制、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强制纳税之类的机制为基础的各种剥削形式看作阶级关系的结果，或者也许视为这些关系的长久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关系的结果，或者也许视为这些关系的长久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因而，官僚和家长制同样得以免遭批判。^[26]

毋庸置疑，马克思对社会冲突的分析是以对抗为起始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人道学派“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作出了批评，他自己对“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也表明阶级的“对立意识”是由最初的对抗形式发展而来的，“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27]马克思把两个阶级之间的整体对立理解为对抗的典型形式，或者说“纯粹形式”。即是说，局部性对抗有待于发展为整体的对立，也只有达到对立状态，“自在阶级”才能变为“自为阶级”。由于“对立”是经过主体自觉意识“中介”过了的对抗，所以它是一种臻于“成熟”状态的对抗，或者说是一种“完成”了的对抗，既然这种对抗是定型的、到了极致程度的对抗，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便是这一对抗形式本身的“终结”，对抗的终结之结果便是一个无对抗的透明社会的诞生。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政治逻辑”根本性不当即在于把对抗视为是一种封闭的、可以最终凝固的实体性，既然对抗可以“完成”，那么它当然也就可以“终结”。拉克劳与莫菲对马克思的政治概念的重构恰恰就体现在这个要害之处——对抗的完成永远处于“延迟”状态，因此，对抗不可能被根除，以为对抗“终究可以被消除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28]拉克劳与莫菲的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就是围绕着这全新的对抗观念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将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指称为“对抗的政治”是恰如其分的。

齐泽克在《超越话语分析》一文中曾提出这么一个观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基本命题是“社会并不存在”(Society doesn't exist)——它使人想起拉康的命题“妇女并不存在”(Woman doesn't exist)，而“社会并不存在”(Society doesn't exist)这一命题又体现在“社会对抗”这一概念中。“《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真正成就凝结在‘社会对抗’这一概念中：远远不是把所有的实现都还原为话语游戏，社会象征的领域被构想为围绕着某种创伤性的不可能性而构成，围绕着不能被符号化的某种断裂而构成，简言之，拉克劳与莫菲再造了一个拉康式的作为不可能的真实界的观念，他们使社会对抗这一概念成为分析社会与意识形态的有用工具，这听起来很简单，然而这一新颖性的突破，在对《霸权与社会主义的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大多数的回应中，通常没有被领悟到。”^[29]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与莫菲自己也承认，社会对抗是“本书的主要观点”，“我们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30]

既然对抗构成了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中心内容”，拉克劳与莫菲必须为这一中心内容提供足够理论化的阐释。既然拉克劳与莫菲在根本上修正了对抗这一概念，那么仅仅拒绝把对立视为对抗的纯粹形式已经远远不够，拉克劳与莫菲的抱负似乎要大得多，他们试图从哲学的层面在对抗与对立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来。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对立与对抗的界线模糊化和取消之上的，而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却是奠基于对立与对抗之间的区分之上的。为了真正把握拉克劳与莫菲政治建构的核心内容，我们必须更为详细地了解他们对对抗的概念规定。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一提到对抗，就会想到对立(opposition)、对立性(contrariety)、矛盾(contradiction)等概念，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对抗(antagonism)与这些概念不能相混同，对抗表示的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为了清楚地揭示这种特殊关系，他们首先引入了卢西奥·科莱蒂关于“现实的对立”(real opposition)与“逻辑矛盾”(logic contradiction)之间的区别的分析。

科莱蒂是从分析康德的矛盾观开始的。我们知道，康德只把矛盾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区域，矛盾既不存于对象之中，也不存在于先验范畴之内，只有当我们的企图以知性范畴去把握物自体的时候，矛盾才会产生，也就是说，矛盾仅仅属于理念本身，是主观思维不正当活动的结果，它是理性的幻象。而现实世界大量的对立现象，康德并不把它们称为矛盾。科莱蒂认为，在康德那里，“现实的对立”的公式是A—B，而“逻辑矛盾”的公式是A—非A。在现实的对立这一类型中，对立关系中的每一项都有自己的确实性，而不依赖与另外一项的关系，而在逻辑矛盾这一类型中，每一项与另外一项的关系都详细地说明了它们两者的真实性。

康德有一个明确的划界：对立出现于现实对象之间，而矛盾出现于命题层面，而且康德一直把矛盾当作是一种应该加以排除的消极性的东西。黑格尔则取消康德式的划界，将矛盾扩大到一切领域，即现实对象之间的对立也被理解为矛盾。在黑格尔那里，对立与矛盾的区分被消解了。但是，黑格尔这样做有一个前提：主体就是客体，现实本身也是概念，一切都是绝对理念的展开或外化，因此，完全可以说，黑格尔的矛盾仍然处于“理念”内部，既然“思外无物”，一切都在思维之内，那么矛盾当然也就在“思想”之内。在科莱蒂看来，由于预设了现实的精神性，黑格尔把矛盾引入现实还是可以说得通的，但在马克思那里，情况就不同了：他不承认现实的精神性，即不承认思维与存在统一于思维，却坚持现实世界存在矛盾，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不承认现实世界与概念世界的一致性的前提下，将矛盾扩大到一切领域。

拉克劳与莫菲指出，科莱蒂的分析建立在一个二难选择的基础上：不是对立，就是矛盾，不是矛盾，就是对立。而这种分析模式隐含着：如果存在对抗，它要么被归于对立，要么被归于矛盾。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对抗既不能归之为对立，也不能简单化约为矛盾，对抗所表示的关系与对立、矛盾所表示的关系并不相同。对抗不是现实的对立，而矛盾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

既然对抗与对立、与矛盾都不相同，那么为什么它忽而被归于对立，又忽而被归于矛盾?这是否说明对立关系与矛盾关系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对立关系和矛盾关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一个在现实对象层面有效，一个在命题层面有效，但是，这两种关系还是“共享”一个东西：它们都表示一种客观的关系。在第一种关系中，是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在第二种关系中，是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正是客体已经确定所是的东西，才使这一关系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涉及的是完全的同一性。”^[31]拉克劳与莫菲的意思是说，在对立关系中，即A—B关系中，A已完全是A，A本身获得了完全的一致性，正是在这个确定的身份的前提下，它才构成与B的关系;同样，在矛盾关系中，即在A—非A关系中，A也完全是A，正因为它完全是A，它才构成与非A的矛盾关系。由此可见，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客观关系”说是说关系是稳定的、确定的、可定义的，换言之，处于关系中的对象是已经构成了的。

那么，对抗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拉克劳与莫菲描述道：“ ‘他者’的存在使我无法完全成为我自己，我与‘他者’的这种关系并不是从完全的总体中产生出来，而是从它们构成的不可能性中产生出来。‘他者’的存在并不是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它存在着，所以它不是一个矛盾。但是，它也不可归类为在因果链条中的一种实证性的差别性环节，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关系将由每一力量已经成为的东西所决定，因而也就不会有对这一存在的否定。”^[32]显而易见，这一描述的关键点是：处于对抗关系的两项都是非完成的，“我”不是完全的自我，“他者”亦非完全的他者，“我”与“他者”都不是因果链中的“实证性环节”，正因如此，总体也不是完全的总体，一切都是不完全固定的，一切都处于生成之中。这种关系当然与“现实的对立”不同，在“现实的对立”中，对立的两项在发生作用之前都已获得了完全的规定性，并且它们各自的规定是不相干的，比如，两辆交通工具的相撞，两个石头的相碰。这种关系也与矛盾关系不同，处于矛盾关系中的两项处于纯粹否定状态，一方的客观存在是另一方非存在的象征。

我们也许会说，拉克劳与莫菲的分析仍然以对立与矛盾的区分为前提，并且他们也与科莱蒂一样仅仅把矛盾理解为“逻辑矛盾”，而没有考虑到黑格尔的矛盾是“辩证矛盾”。这一质疑当然可以构成对拉克劳与莫菲的批判的一个角度，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对“矛盾”概念进行详细的考察，也没有就矛盾概念与对抗概念的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就把这一问题绕开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们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区分开来，也无法把拉克劳与莫菲的“对抗”概念与“辩证矛盾”等同视之。为了理解拉克劳与莫菲的对抗概念，必须就此作一些补充性说明。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理解上，拉克劳与莫菲是不同于阿尔都塞的，阿尔都塞为了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实质差别，而刻意贬低黑格尔，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简单的还原过程：“大家可以看到，黑格尔模式的这个严格的逻辑推理势必把简单性、本质、同一、统一、否定、分裂、异化、对立面、抽象、否定之否定、扬弃、总体等等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就和盘托出了。换句话说，这个辩证法完全取决于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即简单的原始统一体通过否定的作用在自身内部不断发展，而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在它每次变为一个更加‘具体的’总体时，它所恢复的无非还是那个原始的统一性和简单性。”^[33]正是基于这种指控，阿尔都塞才提出“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企图以“结构因果性”置换黑格尔的“表现因果性”。

拉克劳与莫菲对黑格尔的认识没有阿尔都塞那么简单、武断，他们充分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杂性，并肯定了黑格尔的当代性恰恰在于：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性绝对不是肯定的和封闭在自身之中的，而是作为转变、关系和差异被构造的。“黑格尔的反思开始于不透明的社会对立难以捉摸的理性形式，而且只有参照使分裂返回统一的狡黠的理性才能看透的可理解性，黑格尔因而处在两个时代的分界线上。”^[34]拉克劳与莫菲并不否定黑格尔对差异性、流动性、可变性的强调，他们提出的非议是，黑格尔总是以理性主义的方式把握这些偶然性，他虽然从不透明性开始，但最终狡黠的理性能看透一切，而拉克劳与莫菲坚持认为：并不存在通过对抗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狡黠的理性”，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使对抗服从于规则体系的超级游戏。

拉克劳在90年代的一个文本(《同一性和霸权：普遍性在政治逻辑学构造中的作用》)中，更加清楚地描述了他们的霸权接合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绝对精神没有自身的客观内容，它仅仅是全部辩证转化的连续，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建立一种决定性重叠的不可能性的连续，但问题是，这些辩证转化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那么黑格尔的全部规划的泛逻辑主义特点就是不可避免的。“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的辩证运动排除了全部的偶然性，很难逃避这样的结论：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是现代理性主义的至高点。这向我们表明，霸权关系为什么不能吸收进辩证的转化：因为尽管在概念上掌握霸权联系的先决条件之一——普遍和特殊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由辩证逻辑来把握的，但另一个——两者之间联系的偶然特点——不可能被把握。”^[35]在拉克劳看来，黑格尔的辩证转化展示出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永久性差距”：每一个特殊的形式永远不会与它的普遍观念同一，特殊对普遍的连接“填充”为理解霸权接合提供了部分充分的本体论工具，但是，黑格尔对拉克劳的“启示”仅限于此，因为辩证转化进程中的一切断裂、差别、不连贯都被理性所吞没，甚至含糊性、不严密性也完全由逻辑的运动所构造，正因如此，拉克劳说，黑格尔的辩证转化是一种精确的修辞学，一种泛逻辑主义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地控制着辩证转化的过程。

尽管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没有论述“辩证矛盾”与他们的对抗概念的关系，但是，从他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解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抗不同于“辩证矛盾”，因为在辩证矛盾之中，关系项仍处于逻辑主义的严格规定之下，这一规定哪怕是虚假的，它也依然借逻辑的名义来表现自身。而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对抗”则根本脱离了逻辑总体的必然性控制，处于对抗关系的一种力量不能完全规定另一方，“在一种对抗的范围内，我不能成为我自己的完整存在，与我构成对抗的这一力量也不能成为如此完整的存在：它的客观存在是我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这样看来，对抗关系就被多重意义所充溢——这些意义阻止它的存在被固定为完全的实证性”。^[36]由此，拉克劳与莫菲给出了一个著名的界说：对抗构成了每一客观性(objectivity)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中，客观性只展现为部分性的、不稳定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

这正是对抗概念的特别之处：现实的对立和矛盾关系描述的都是客观关系，而对抗揭示的则是客观关系的限度。“对抗，远非是一种客观关系，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每一客观性的限度都被显现出来。”^[37]这里的关键在于，对抗并非完全不相容于客观性，而是说，在对抗中，客观性表现了一种不自足和短缺，它不能完全实现“客观化”。既然没有完全的客观化(对象化)，因而也就没有“客观关系”，对抗是一种展现，并且是一种永不止息的展现，但这一展现永远不可能构造一个完全客观化的实证空间。

因为对抗是一种展现，所以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它处于语言之中;但是，由于这种展现本身是一种逃逸、一种缚失、一种残破、一种填写的失败，所以它又是对语言的颠覆。“对抗逃避了通过语言而被理解的可能性，因为语言只作为企图固定对抗所颠覆的东西的努力而存在。”^[38]语言在描述意义，而对抗总是对这种描述的破坏，语言在捕捉某种东西，而对抗是对这种捕捉的滑出，语言企图表现一种连续性，而对抗却是对连续性的打断，在此意义上，对抗相当于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的东西。

这种对抗概念之要义在于：对抗具有了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它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存在之本身;它不是“在者”，而是“在”，这种“在”栖居于语言之中，但这种栖居是一种奇异的栖居：它通过语言的无能来表达自己，通过语言的困境来展示自己，它存在于语言的断裂之中，因此，它是语言的症候学!

对抗不是客观关系，而是在其中显现所有客观性限度的一种特定关系，这样一来，把社会关系当作是由必然性支配和决定的实证性空间的这一观点就完全瓦解了，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而对抗总是逃避意义的固定，所以社会根本就不会最终缝合，用拉克劳与莫菲的话来说就是：对抗是社会不可能最终缝合的证据。

不过，对抗概念的理论意义并不仅仅局限证明社会最后缝合的不可能，它有更多的政治蕴含：

其一，既然对抗具有本体论维度，而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那么，对抗就是社会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没有对抗，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the social)，不可能构想一个完全消除了对抗的透明的、和谐的社会。在马克思的构想中，共产主义是一种完全和谐的社会，这种完全和谐的达成要以取消国家、取消政治为代价。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代价还远远不止这些。按照他们的“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这一命题，“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完全“和谐”了，不仅没有了“政治”，也没有了“社会”本身。由此看来，在把政治社会化的取向上，拉克劳与莫菲和马克思是一致的：尽管马克思把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来分析，可他实际上认为政治问题不能通过政治本身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他要研究经济、研究社会制度、研究社会形态，他企图通过“社会革命”达到“政治革命”;而拉克劳与莫菲不是借“社会”这个路径而达到政治的目的，他们直接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看作是政治关系。其实“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泛政治主义”的表达，只不过这种“泛政治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基础逻辑”之上的绝对同一的政治，而是对分散、破碎的主体立场的一种艰难的“连接”、一种费力的“接合”：纵使偶然获得了一个连缀的组合图，在它的上面，也依稀可以看到一条条裂缝。《重读拉克劳与莫菲》的作者兰德利和麦克里安打了一漂亮的比喻：“ ‘缝合’标志着先在同一性的缺席，正如当刀口愈合时却留下伤疤标明差异一样。”^[39]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是阶级社会躯体上的“病痛”;而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政治的“身体”上也布满了道道伤痕。两者的不同在于，马克思想一劳永逸地根除“病痛”;而拉克劳与莫菲则说，有些伤痛是“内在的原痛”，它注定寄生在我们人类的根脉之中!我们不要指望彻底根除它。这不是我们人类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说，它根本就不能被完全消除。当我们执意要完全删除它并且我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消除了它的时候，它只不过转换了形态而已，它以另一种方式顽强地生存着!更危险的还在于，当人们以彻底革命的名义铲除某些病痛的时候，却陷入了更大的不幸之中!正缘乎此，莫菲才说，“认定冲突有可能获得最终解决的信念是危险的”;波兰尼才说，“那些要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不公废除掉的人只会建立更大的不公”。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齐泽克说，拉克劳与莫菲的“激进民主”恰好不是“激进的”——面对激进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必“激进”，就“激进民主”对“极端方案”的激进拒斥而言，它甚至是一种反激进主义的激进主义。

其二，由于对抗不可根除，因此作为控制对抗、调整对抗的政治也就不仅仅是“上层建筑”，拉克劳与莫菲以一种最宽泛对抗的观念取消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并最大程度地赋予政治以真正的自主地位。由于对抗点的增殖，政治冲突可能在每一个层面上激发出来，也可能由每一种主体立场来“执行”：政治的限制被打破了，它不是少数统治者的事务，它不是所谓政治精英的专利，每一种政治群体在政治参予权和建构“主导权”方面都具有“等同地位”。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说，政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等同链条”;一是要有“一条不稳定的边界”。必须认识到，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激进民主政治”就是“政治的根本化”和“民主的彻底性”。“政治的根本化”在于它是人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拉克劳与莫菲以另一方式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古老命题。一如莫菲所言：“政治不能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40]“民主的彻底性”在于民主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政治想象”，社会主义如果想优越于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丰富自己的民主想象力并在政治实践中把民主扩大、深化到每一领域之中，即便真正达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状态的民主，民主政治仍然不可能“终结”。就像“政治”(the political)永远是处于“形容词”状态一样，民主也不可能固定化为一个有固定所指的“名词”：民主本身是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它是一个空位，它不停地引诱种种填补的欲望，然而又总是使独占性的填写溃败而去。莫菲对这种激进民主的描绘永远使人对民主怀着一份难以言表的激动，她说，应该把激进的民主想象设想为一种圆善：“只有当它作为一种无法达到的善时，它才成其为善。因此，如此的民主将始终是‘将至’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41]

【注释】

[1]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页。

[3]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新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99页。

[4]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5]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6]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2．

[7]Ibid．，p.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01页。

[10]陈乐民、史傅德：《启蒙精神·市民社会》，载《万象》2006年第8卷第3期，第2页。

[1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7页。

[12]戴维·格伦斯基主编：《社会分层》，王俊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13]戴维·格伦斯基主编：《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14]同上书，第131页。

[15]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53．

[16]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53．

[17]戴维·格伦斯基主编：《社会分层》，王俊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18]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致中国读者”，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19]Kalpana Misra：From Post-Maoism to Post-Marxism，Routledge，1998，pp.3 －4．

[20]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致中国读者”，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页。

[21]Kalpana Misra：From Post-Maoism to Post-Marxism，Routledge，1998，pp.15 －16．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8页。

[23]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76页。

[24]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3．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26]Samuel Bowles Herbert Gintis：Democracy and Capitalism，Basic Books Inc．，1986，p.19．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5页。

[28]莫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29]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London，New York，p.249．

[30]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Verso，2001，xiv．

[31]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4．

[32]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5．

[3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9页。

[34]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95．

[35]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托·拉克劳、斯拉夫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童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36]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5．

[37]Ibid．

[38]Ibid．

[39]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Rereading Laclau and Mouffe，In Rethinking Marxism，Vol．4，No．4 (Winter 1991)，p.46．

[40]莫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41]同上书，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