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与“道”的张力

五、两种文化：“器”与“道”的张力

“理”是“礼”的根据，“理”乃一切道德之根基，法治之旨归。因而，子夏与孔子所说的“仁义”，正是“礼”的逻辑前因。“礼”，只是为实现“理”或“仁义”才衍生的种种规范。因之：就有了“礼法”一说，并且“礼”先于“法”，这是中国古代“德主刑辅”思想的体现。

人类的身体技术、工具技术之外只是承载了社会运行的一个方面，自然技术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之必需的，但不是全能的，人类的历史发展还要靠文化的跃迁，还要靠“礼”与“理”。技术是推动人类进步的车轮，而“礼”与“理”是历史前进的方向盘，执掌着前进的方向，维护着一定的秩序。如果说技术反映了人的自然的动物本性需求，而礼承载了人类的美好理想，担当起人文使命。“理”与“礼”所彰显的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器”与“道”的范畴中重要的方面。

“器”与“道”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本体分析和本质探索的范畴。“器”指有形的事物或名物制度；“道”是指无形的法则或规律。最早提出这对范畴的是老子，《老子·第二十八章》中有“朴（道）散则为器”，认为道在器先。《周易·系辞传》中讲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认为道在器前。在这里，“道”：意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一意为人生观、世界观，在《论语·公冶长》中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宋代以后对道器关系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近代郑观应主张道本器末，以道指中国封建伦理纲常，以器指西方科学技术，谭嗣同以体用关系论述道器关系：“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短书》”，以此做为变法的依据。物化形态文化对于人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状况，不仅扩大了人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范围，而且提升了人的生存质量。人有比任何动物都广阔的生存空间。“技术可以说与有形的、物质的东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造物既是技术的手段也是技术的目的。三维实物是对技术的充分表现，就像一幅画或一件雕塑是对视觉艺术的充分表现一样。”^[33]但“一项发明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靠它的技术坐标参数来决定的——它不可能是自在自为的东西，可以自己说了算。只有当一种文化把一项发明说成具有极高价值时它才能称上‘伟大’。与此相似，它的发明者的声誉也是与其文化价值相连的。”^[34]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与“道”和“器”的关系密切相关的。科技文化是依据道而求器的文化；而人文文化是基于器而求道的文化。道器之间的张力把握在于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