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的张力与外向渗透

第九章　禅学的张力与外向渗透

汤用彤先生曾有言曰:“佛法之广被中华，约有二端，一曰教，二曰理。在佛法，教理互用，不可偏执。而在中华，则或偏于教，或偏于理。言教则生死事大，笃信为上……至言夫理，则在六朝通于玄学。”可见，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有偏于教和理两个方向的区别，而在学理的发展上，六朝时期则与《老》、《庄》同趣，而与玄风俱起。事实上，学理的发展主要在文人学士之间，其表现是名僧谈玄，名士折中孔、释之言，名僧与名士趋合，佛理与玄学相得益彰。僧人与士人的结合早在魏晋已经是显著的社会现象了。汤先生还说:中华教化与佛学结合，即在理的发展方向上，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表现”，高僧“谈玄均已独步，而文章优美，又足以副之”。僧人“探究《老》《庄》，文名藉甚”，且文旨清婉，实以才华致誉。他还批评说:“夫清谈之资，本在名理，而其末流则重在言语之风流蕴藉，文章之绮丽华贵。”⁽¹⁾显而易见，佛教自传入之初，不仅影响了人们的信仰、思维，而且士人之文风也早已趋向于含蓄、清婉，或者风流华贵，与佛门戒丽词绮语，禅家道断语言实已绝缘。佛教之所以能在固若金汤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得以长足发展，实在也有赖于它向中国士人间的广泛渗透。重点吸取老、庄思想而形成的中国禅宗，其说理也妙，其思维也密，其文字亦佳，其行为亦简，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能满足宋季士林的需要。禅僧与士人交结，禅学与诗理相契，只不过是魏晋名僧与名士、佛理与玄学相结合的道路在宋代的延伸。

《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王安石问张文定，孔、孟之后，为何后继无人?张答:“亦有过孔孟者。”其尽举禅宗大师，如马祖、雪峰、丹霞、云门等。王安石不解，张则解释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这是后世对宋人援佛入儒、引禅入诗的社会现象所作的似乎符合实际的解释。其实不然。

这段话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也确实有人赞宋儒“襟怀洒落，如光风霁月”⁽²⁾。儒家思想在宋代以理学面向社会，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这不是淡薄而是兴隆，不是收拾不住，而是方兴未艾。淡薄之说，只是宗杲一类禅僧借题发挥的自鸣得意之作。

事实上，从佛教这一方面看，它不断撷取儒、道思想而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在保持它自己的表面张力的同时，又向传统潜移默化。从儒士这一方面讲，佛家玄理之契合，文字之表现，以及幽深玄远的林下风流，也在重铸他们的人生哲学、丰富他们的理性思维、浸渍他们的审美观念。魏晋名士、盛唐诗哲也早像宋代士人那样对佛教趋之若鹜了，但并非归之释氏，而是如再生凤凰，于烈焰中振翅高飞。众所周知，宋代士林，或偏于迂腐，或流于浮靡，这两个极端均能在禅理、禅趣中得到认同。所以宋代禅学也就能在政治、哲学、诗歌、美学各个领域中充分、全面的渗透，具体表现就是士大夫禅学、理学禅学与诗学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