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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与人类的历史发展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技术的发展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组成的整体——社会系统。马克思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源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第一阶段的发展发生在原始社会。

二、技术进步与人类的历史发展

技术的发展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连续性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从未放弃依靠科技发展与进步来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技术创新是技术模式的转换,是对原有极限的突破,也体现了人的进化和技术本身的进化。创新有不同的层次,体现两种路径:一是渐进式发展;二是跃进式发展。渐进式发展体现为科技的累积的过程;跃进式发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技革命的根本性突破。[11]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历史看,是个纵向的累积过程。如农业科技的发展,在初始时期是刀耕火种,后来出现了铁制的农具,工业革命以来出现了小型机械,到现在的机械化大生产,表现为不断的累积进步过程。“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12]

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中,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革命因素。生产力的核心因素是技术,没有技术的巨大变革,生产力不会有质的飞跃,社会形态也不会有质的变化。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组成的整体——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的社会系统的组成、结合方式,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源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社会结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关系的总和,其核心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构成的网络系统。“社会系统的构成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系统性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又一个重要的特征。社会结构决不是一种无人的‘死’结构。正是由于人类活动本身是具有内在的结构的,因此,才使得社会有机体具有了结构。而人类的活动是多姿多彩的,马克思将人类的活动划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多种类型,与此相适应,‘技术生活’和‘生态生活’也是人类的基本生活内容,它们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越来越具有重大的作用;技术活动和生态活动日益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的形式,从而将人类的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的新科技革命和可持续发展正在对此作出进一步的确证。”[13]

西方社会的发展,就在于它确立了机器生产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并由此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嬗变。“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14]但是“工业化会造成大气和生态平衡的变迁,我们对此认识得太晚了,存在着确凿无疑的例证。某种技术的利益越是强大和深远,那么它失败或者误用的附带效应很可能越严重。某种技术可从无序中产生的结构越多,那么它的产物离热平衡就越远,要去逆转相应的过程就越困难。当我们规划出一个技术不断进步的未来时,也许我们将面临一个不断有危险和容易出现不可逆转的灾难的未来。”[15]

技术是累积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为累积效应。“就技术系统来说,技术累积效应表现为发展的体系化;就技术结构来说,技术累积效应表现为技术结构的复杂性;就技术的基本变化看来,技术累积效应表现为技术基础变化的加速性。”[16]这个概括体现了技术累积的表现形式。在雅·布伦诺斯基的《科学进化史》中有如此描述:“……发明通过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例如15000年前南欧的马格达林猎手发明了鱼叉。在这项发明的初期,马格达林人发明的鱼叉是没有骨刺的,后来这鱼叉又加上了一排鱼钩。这个时期的末尾是洞穴艺术的繁盛期,结果这些鱼叉又带上了双排鱼钩。马格达林猎手装饰他们的骨质工具,这些工具可根据其风格的精细程度,确定准确的时期与地理位置。从真实的意义上说,这些工具就是化石,它们有秩序的进展可以重述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17]

科技发展的另一种路径,也是划时代的发展方式,是发展的跃进式,在历史上体现的是几次大的技术革命。

通常把人类发展的时期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等。有些学者依文化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时代、开化时代和文明时代,而蒙昧时代以制造使用石器为起始标志,开化时代以制陶、种植、饲养为起始标志,文明时代则从文字使用开始。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以生产关系为基本的社会关系,认为人类社会逐步发展的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劳动技术尤其是工具,就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和社会经济阶段的主要标志。

马克思指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18]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划分理论,同时结合其他的划分方式来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据此,技术与人的发展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原始社会人的快速提升阶段;二是阶级社会人的分层发展阶段;三是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的发展发生在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时期石器和学会用火使人猿揖别,人快速提升、不断进化。一般认为人类史前时代有四个关键性阶段:大约700万年前,类似猿的动物出现,这是人的系统(人科)的起源。距今700万年到200万年前之间,两足猿演化成许多不同的物种;在距今300万至200万年前,发展出能制造石器工具、脑子明显较大的一个物种——“能人”,这是人属的出现。人类的这一支约在140万年前发展成被称作“匠人”的直立人,他们是最早用火、最早以狩猎为生活活动的重要部分,最早能像现代人那样奔跑,最早能按心想的某种模式制造石器的人的物种。现代人的起源是50万年前的远古智人,他们“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自然界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技术革新”。[19]

第二阶段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不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是以“等级”的形式存在的。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等级内部还有各种独特的等级。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到了19世纪,人们广泛使用“阶级”和“阶层”概念来描述社会中人们的地位等级,分层也是个历史过程。“分层”原为地质学家分析地质结构时使用的名词,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存在着不平等,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因而借用地质学上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范畴。在社会分层理论中,有关分层标准的讨论有很多,其中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三个标准的理论最具有代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在理论上有着重大的贡献。社会学家M.韦伯研究了马克思的阶级分层观点。韦伯提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三重标准,即财富、威望、权力,这三个标准实际上就是经济标准、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在西方分层理论中,常常按照这个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社会身份群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学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职业声望的测量。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即所谓管理者阶层。这个阶层没有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生,在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研究旨趣在于这个阶层的定义和归属问题,这也是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

马克思阶级理论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不同,其实质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划分。阶级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理论,关系在这里被定义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经历奴隶社会的农业到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交往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不稳定性已经明显降低,技术延伸到什么地方,中央集权的、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就随之产生。”[20]但是,由于阶级性的存在,技术对人的提升和发展被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所制约。掌握技术付出社会劳动的人,却不能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技术创造的价值没有体现劳动者的价值。劳动的积极性被损耗,科技进步的速度被人为地放缓。人类的发展体现出阶级的不平等,统治阶级不付出劳动,却享受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技术进步对人发展的推动被制约。

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阶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曾提出在“社会主义发达阶段”出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一体化趋势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分化现象。

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贫富差距问题客观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同时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和出现暴富阶层的现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忽视。现阶段我国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改革中产权关系逐渐明晰的公有制环境下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混合并存的状态,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以前那种由于权力差异形成的单一化分层结构被注重多种社会资源差异的多元化分层结构所取代。再者,市场经济强调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在竞争中出现了收入上的分化和贫富上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市场力量取代了行政力量成为左右各阶层利益的主导因素后,各阶层间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而实现人的完全平等充分自由的发展的社会,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界定为“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21]

而“实践”这一联系人和自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正是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契合的关键。所以,只有用实践的眼光观察整个人类的社会,才能真正把握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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