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整体与再生产

前几周的课上，我就社会现实的三种客观化模型做了分析，就成为观念体系和行动体系的东西（今天我想称之为观念整体和实践与行动的整体）做了分析，这些分析使我能够针对去年课程的初期以及今年课程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二律背反给出一个粗略的解决方案。

在去年课程的一开始，我讲了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可能的哲学诠释：人本主义的、“黑格尔式”的或存在主义的诠释；阿尔图塞的、客观主义的或结构性的诠释；正统马列主义诠释。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把阶级斗争——即个体与团体实际经历的关系——作为中心，我们认为历史的展开取决于实际生活中的冲突，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着下一种制度过渡中的决定性因素——对这些冲突本身具有自觉的意识。假如我们把历史现实看作实际经历的现实，那么显然，我们就必须参照这种有关阶级斗争的具体的、存在主义式的诠释，而这也就是梅洛-庞蒂和萨特所做的事情。在他们之前还有卢卡奇，尽管卢卡奇搞得更复杂、更深刻，但他把正统唯物主义的意义仅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中。

第二种诠释相当于从社会现实的客观化出发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这一客观化并没有采用观念整体或行动整体那套词汇，而是采用了阿尔图塞的那套词汇，那些有关诉求的词汇，而这一客观化采用的步骤则是相同的：首先重建部分的整体，然后重建社会的总的整体，仿佛我们的观察就像从外界来观察科学对象一般。在这一情况下，并不需要关注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历史不再是个体或团体所经历的斗争，而是符合某种科学对象的决定论，有关这一决定论，我们可以从对主要系统进行客观化的那一刻起进行分析。我要补充一点，在阿尔图塞的诠释中，这一对于实践整体或行动整体的客观化并不能使人得到一种关于变化的决定论；正如我们在本次课程后面会看到的那样，在阿尔图塞的马克思主义中，所谈的仅仅是一种有关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自我再生产的诠释，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预定”的制度，带有精确的、严格的、复杂的哲学意义。但从实践上来看，一种制度向着另一种制度的过渡未必源于该制度本身的运作，而是源于制度本身以外的形势的累积。假如我用政治经济学的词汇来说，那么就是，革命并非取决于制度的内生因素，而是外生因素；假如你们想补充说，必须在这些外生因素中有某种联系，那么你们就对“复因决定”这一表达做出了一个通俗的定义，这个词是阿尔图塞从心理分析词汇中借来的。

第三种诠释，最通俗也是最不严格的诠释，便是把有关历史发展演进规律同化为自然规律的诠释。

正是从这里开始我在今年提出了二律背反，而这其实也就是去年课程的结尾，即哈耶克或波普尔所谓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历史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揭示总体历史规律的意志之间可能的矛盾。

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反驳道，就算历史中有规律，也没有关于历史的规律。历史中的规律，比如就像经济学规律、心理学规律那样，它们联合起来便能解释历史中的某些现象、事件的某些进程；而有关历史的规律，则是能总体性地运用到宏观历史整体的规律。个体主义者强调，历史规律和科学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中的规律与有关历史的规律之间的对立不可调和。

在我看来，对于客观化所进行的分析能使我们在揭示微观事件与行动整体的关系上走得更远，并说明在这两种把握历史现实的方式之间，并没有矛盾。

首先我要就观念整体讲几句，我们对其兴趣并不大：观念整体，比如语言，体现在行动方式中，而言语也同样是个体的一种行动方式。这样一来，这些观念整体，无论呈现出何等程度的结构化、系统化，也并不在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必须进行一种严格的分析来揭示观念整体的结构；于是，语言成了科学的对象，成了科学所针对的现实。假如我们有兴趣对那些类比或者不同之处进行一些特立独行的反思的话，那么就可以探寻一下在何等程度上语言被当作是言语的真正现实，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否像物理学家的分子、原子、电子和我们所知觉的现实的关系一样。

我们只能直接知觉物体、颜色、运动、形式；正是从这一被我们所知觉的世界出发，学者们建构起了另一种根本不同的世界。我们看不见这另一个世界，而学者们也只能通过他们的工具为中介来间接知觉，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比起我们自发知觉到的可感现实来，是同样真实，甚至更为真实、更为实在的现实。

那么语言和人们的书写、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否像电子与知觉到的物体之间的关系一样呢？这一问题我不作回答：我把这一类比留给你们思考。我仅限于讲这样一点看法：我们都认为，在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前，以及在很多很多年以后地球上不再有人类，当地球上的生命条件全都消失了以后，仍然会有电子，物理学家所揭示出来的现实将一直保持不变；地球总是存在，太阳绕着地球转^[1]，像月球一样，月球上没有生命条件，但它将一直是现实的并绕着地球转。那么语言呢？语言学家所针对的对象呢？我们倾向于认为，尽管语言是科学的对象，但是在人能够说话之前语言并不实在；当不再有人说话的时候，还有语言吗？我们会说，即使再也没有人说话，在看不见的领域的某个地方，还是会有那些已经创造出来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人类意识的创造物——在我看来，在人类灭亡之后，和电子相比也不是同一种现实。这样一来，假如人们在哲学上完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那么还可以把这一分析推得更远——一开始这一分析看起来像是一种哲学消遣——并以讽刺的方式提出那些根本上可能很严肃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实践整体或者行动整体上来：“实践整体”这一表达出自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行动整体”则是狄尔泰的“效应整体（Wirkungszusammenhang）”这一术语的近似翻译，但这一术语有点不如“行动整体”精确。

在一个行动整体中，我们或者可以说明某种类似于组织的组织机构图之类的东西（即第三种客观化），或者可以说明不同的社会职业范畴中的个体分布。这些行动整体通过意向微观事件而维持下去，而在这样的组织内部，某个角色的持有者则进行一系列行动，从而使组织能继续像现在这样存在下去：法兰西学院中必须有教授，从而使这一组织结构图能够继续作为组织结构图或者实际的组织存在下去。然而一个组织的组织机构图或者各个社会职业范畴中的个体分布并非完全是由微观事件创造的；至少这些整体的存在区别于个体的行动：这些整体的存在，是依靠组织的维持或者社会职业的分布而成立的。这意味着，一旦我们从个体事件过渡到客观化，我们便立刻到达那种共时与历时之间的区分，而这一区分领导着所有的社会科学。一个组织的组织结构图，是一份显示了不同行动、不同人物、不同角色之间关系的图表，也就是说在不考虑时间的情况下，在个体变量之间、个体与角色之间的自发关系或互相依赖关系的图表。历时/共时之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这一区分在历史思想中并非现成的。实际上，叙述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认识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历史学家从来不直接思考有关变化的问题；首先出现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东西，即最明显的东西，便是事件之连续，即变化本身，而叙述正是对于发生在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实体身上的连续阶段的重建，因此历史或者历史思想便是直接相对于共时思想的。社会学既然定义为对于观念整体、行动整体的分析、重建，那么它的出发点便是共时，而不是历时。

这一对立可以追溯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这绝对是所有语言学中根本性的东西，甚至成为了老生常谈，而今天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这一想法都很普遍。实际上，只要我有理由说明运用于社会现实中的一大科学思想特征便是从个体经历过渡到系统，那么同时就会有这样一种过渡：从不断变化的东西到本质上历经几个世纪都不变的东西；一个组织的组织机构图，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共时现实，无论组织中不同角色的持有者如何变化。一旦我们从生活经历过渡到系统，那么我们就从有关变化的证据过渡到了有关持久的假说或假设，便进入了一种进行共时解释的尝试，也就是说在不同元素之间建立联系——而这些不同的元素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观念整体”或“行动整体”。观念整体可以像语言一样具有逻辑结构，也可以像宪法体系或法制体系一般并不具有完美的结构，但我们也可以通过合适的研究来揭示其结构。

尽管角色持有者相继更迭，但是实践整体本身的持久性却并非神秘的现象，这点我们很容易想到：一方面思考超越时间而存在的整体，一方面又只认可个体那样的现实——“现实”一词的某一意义，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实际上，我们可以来看看不同的社会职业范畴之间的个体分布。一个个体在某一社会职业范畴中的位置源于他本身多多少少自愿的决定，而总体分布则取决于外在于每个个体的因素，这两部分间并不矛盾。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个布列塔尼农民的3个儿子的条件：那3个儿子不能指望着一小块地过日子，因为在如今的农业条件下，这块地只能喂饱6个人；我们不可否认，在理论上那两个离家的儿子也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即留下来维持低水平的生活或者去打工，去一个省级城市或者巴黎。因此，每个个体皆有其决定，而每个个体的决定绝对不是那些研究中不可接受的东西——即社会学家有关社会职业范畴间的分布的研究、这种分布的决定论，等等。实际上，正是这些农业生产条件决定了社会的一般条件，从而产生了个体自由选择其受束缚的处境（在此我借用萨特的言语）。在这一意义上，他自由地在他所拥有的不同选项中选择，但是他得服从那样的限制，因此最终我们可以说他自由地选择了他的束缚模式。同样的，在企业中一个工人受制于企业的兴衰，而他总是保有在反抗中生活或是在服从中生活的终极自由，是为了阶级的集体利益而超越企业的私利，还是相反，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考虑，这始终是他的自由。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同一个情况，即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受束缚的模式。

在某种水平上，有一种宏观经济的决定论或宏观社会的决定论，而它绝对不与每个人的个体决定部分矛盾。这样一来，我们不可否认在以下这一事实中有点奇怪的东西：今天的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共时的社会学或者一门关于组织或组织再生产的社会学，然而每个人却在谈论我们的社会正在如何快速地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就再生产这一论题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来谈几点看法。实际上，社会学家不仅理所当然地强调一个事实，即整体尽管是由个体行动构成、维持的，但它跨越时间而保持不变，而且他们还同样坚持，这些整体倾向于自身再生产。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再生产这一论题呢？我想通过布尔迪厄与帕斯隆最近的一本著作为例来进行思考，该书的题目便是《再生产》^[2]。实际上，有关教育的社会学一直重视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社会结构再生产，尽管大量的努力是向着相反方向的；同样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再生产也一直是一个基本概念。

再生产或者持续进行这一论题——不仅对于共时，而且还对于整体跨域时间的维持——之所以如此热门，其第一个理由恰恰是社会学在不断的、永恒的变化这一问题上针对通俗意识形态的反应。报纸、杂志越是不停地告诉我们5年、10年之后一切都将不同，那么社会学家便越是倾向于强调再生产这一相反现象。那些读者最多的书便是有关2000年的书，这些书结合了两个矛盾的方面，而大众对此都接受：根据一方面的看法，一切都将不同，必须学习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世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没有哪种新展望是我们所未认识到的。假如人们把“一切不再一样”的预告和“太阳底下无新事”的陈词滥调结合起来，那就一定会大受欢迎，当然这也是可理解的，因为人们喜欢既感到害怕，又同时得到某种保证：于是这样便有双重满足了。

再生产论题之所以时髦，还有第二条理由（这是更加重要的），即我们的社会本质上是经济社会，而自从思想的曙光出现以来，也就是18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以来，再生产论题便和经济分析密不可分。实际上，经济学，只要它仅仅是有关人和其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那么它便要从生物-经济循环出发；经济学的第一个循环，就是农民播种、期待来年丰收的循环，农民消费一部分收成，把其余部分留着以便重新播种，这样人类社会与其环境的本质，便是有关自然再生产的生物学循环。

假如你们想要一张建立在循环思想上且更加复杂的经济图表，那么你们只需要看看那样一张表，你们至少知道它的名字吧：魁奈经济表。这是一种从生物学循环出发且加入农业以外的各个经济领域的经济循环图表。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循环也是直接出自魁奈的循环。马克思参考了这一循环，并加入了李嘉图的概念化。你们在马克思那里可以找到两种再生产类型。首先是他所谓的“简单再生产”，在这一类型中，人们在B年度中并不追加投资量或者可使用的再生产手段——这意味着年度B中所生产的东西按照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而节约下来或消费。其中有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或者被消费，或者投资于生产资料的A领域或生产消费物资的B领域中；投资的部分只是为了补偿资本在B年度的生产中所消耗掉的部分。假如这是简单再生产，那么现存的经济结构便会既不增长也不缩减地无限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模型是零增长的模型，只要加入劳动力的稳定性就可以了。零增长在今天很流行，这是再生产思想的形式之一，是纯粹、简单的再生产的一种强迫形式，它来自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静止状态”，“静止状态”在其思想后期的阶段中才出现。

事实上，对马克思而言，简单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不相容的，而他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再生产是你们所知道的，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是如此定义的：每年人们用去一部分生产量，不是为了补偿被消耗的资本，而是还要增加不变资本和固定资本，资本的增加使得下一年人们可以生产更多的东西。换言之，扩大再生产是一种增长的经济再生产图式。但是——我立刻要强调——一种增长的经济，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正如今天对我们而言一样，它也是一种自我再生产的经济：人们一年一年生产得越来越多，使得资本增长或者说资本的生产力增长，人们认为通过这种增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得以自我再生产。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思想：再生产的经济理论根本没有和增长的思想或变化的思想相排斥。换言之，伴随着扩大再生产，我们引入了“系统内”变化和“系统间”变化，用阿尔图塞的话来说，或者用更简单的话来说：经济整体，比如资本主义，能够计算综合的变化——通过资本的增长、生产技术手段的建立以及劳动力的提高而达到生产力的增长，并不需要对系统或制度做出根本性的修改，尽管有变化，制度还是能维持下去。因此，有关再生产的理论并非和所分析的制度的内部快速增长或所观察的具体经济的内部快速增长不相容；换句话说，无论人们观察什么样的整体的再生产，都是在确定在学者眼中，是什么在再生产，哪些元素在再生产，或者哪些元素和所谓体制或者制度的整体的维持有关。

实际上，问题是以以下方式提出的：在一种自我再生产的经济中谈论制度的自我再生产或者经济实体本身的再生产，哪些是必要特征或者充分特征？因此，后一个阶段便是要确定哪些变化被认为是引起了整体的改变，使得整体从一个类型走向了另一个类型。第二个问题是，某一整体的运作模式是否是其本身为自己所创造的内部变化条件以及整体本身向着另一种整体变化的条件。

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包括了扩大再生产，因此也就包括了增长，这并不是制度本身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一套关于本质变化而引起一种制度走向另一种制度的理论。甚至有关资本主义停止再生产或资本主义自我毁灭也有了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大众贫困化模式，在这一情况中，大众的贫困化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介——尽管社会越来越富，大众却越来越穷，这使得革命几乎不可避免，当然，下决心闹革命还是要取决于具体的人的。第二种模式，更加符合马克思的科学意愿，即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假如实际上出现了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那么因为缺乏足够的利润率而使系统无法继续运作的一刻终将到来。

我们可以设想——而且我们在这一时代常常这样设想——一种自我毁灭的模式，这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而是工业文明的自我毁灭。你们立刻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就是罗马俱乐部的模式，罗马俱乐部的均衡体系。假如你们设想经济增长正是像我们今天所实践的那样，连带着人口的增长，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导致地球被侵蚀、大气被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那么只要确定罗马俱乐部体系中的不同均衡的值，便能知道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三个世纪——增长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说，马克思有关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的模式正是一个有关某一经济制度自我毁灭的内生解释的例子，而罗马俱乐部的模式则是有关系统方法的典型理论——有关某种文明的自我毁灭的现代系统方法，由工业文明本身的运作所产生出来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将导致根本的不可能性。

在这两种情况中，你们可以看到一门有关变化的科学理论到底是什么：要么是揭示内生因素，它们与整体本身的再生产模式、整体的毁灭模式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情况下，是通过某种利润率趋势性下降的规律而导致的某种组织的毁灭）；要么走得更远，揭示人类因为虐待自身的生物环境而造成人类毁灭的规律。在这两种情况下，什么是一种有关变化或者有关历史的科学理论，你们可以看到典型的例子。

这两个例子和我向你们对1914年战争的源头所做的历史叙述截然相反；但是，存在一种有关工业社会自我毁灭的科学理论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有关某一事件的起源会存在同样类型的科学理论。还要补充一点，在这两个情况中，我们成功地把意向微观事件同宏观决定论相调和。在1914年战争开始前的三个星期里，每个行动者都根据自己在某一处境中的喜好而行动，而所有的行动者集结在一起则导致了一个惨烈、可怕、事与愿违的事件：在这里同样是意向行动之事与愿违的后果的类型。

现在我们来看看罗马俱乐部的均衡模式。这种有关工业文明的宏观决定论或系统论绝对能和这样的想法相容：唯一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术语的某一意义上——是由个体行动构成的。比如，阿拉伯牧羊人在某些地区放羊，这一事实构成了一系列个体行动，在短期内对每个个体而言这是完全合乎理性的；而这并不能阻止所有人联合起来时——连同他们的山羊——会导致这一地区的沙漠化——个体行动之事与愿违的后果。你们可以去看看罗马俱乐部所分析的所有变量，然后把这些变量分解为无数个体的意向微观事件的系列：每个个体以可能理性的方式在某一特定处境中行动，而所有的个体便通过行动与反应产生了整体，其后果是任何个体都不愿看到的。

这说明了，在何种意义上我认为针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历史决定论或社会学决定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析社会科学所做的研究比非常抽象的研究——理论上或逻辑上，即分析哲学所处的水平上——更为有趣。在抽象的水平上，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说，在社会世界中有个体行动、带有意向的个体；假如我们要加入处境的逻辑，那么我们便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方法论上持个体主义观点。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如何、在什么形势下能够建构整体、分析整体的结构并且或许还要找到变化的内生因素，这些变化并不改变结构，也不会引起一个整体向着另一整体的转变。变化的极端形式便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向着地球上人类生存的可能性的终结过渡，而假如我们掌握了那些必然导致罗马俱乐部所预见的末日灾难的内生因素，那么我们便得到了一个意向行动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的绝佳例子。但我立刻要补充一点，即使在这一情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系统和非人系统之间的不同。比如一个通过计算机而完美编程的弹道导弹能够重新适应某一突然产生的处境或者一个原先并未预料的不同元素。在这里，不同之处在于，如果程序包含了对于一些可能情况的重新适应，那么这一调整适应在一开始便已经被编入程序内了。然而有关人类系统，个体微观事件与意向微观事件则构成了最终的参照。实际上，罗马俱乐部向我们解释了如果我们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会在若干年以后到达寸步难行的境地。有一些人分析了罗马俱乐部的均衡，对此做了讨论，并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在某些指数增长点上会实际上导致——在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某种不可能性；而我们为我们所生活的系统重新编程从而防止走向爆炸性的处境或者真的爆炸也是有可能的，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自我毁灭也正是如此。

马克思预见到资本主义体制会因为自身的内生运作而走向过度消费的危机或者走向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危机，我们假设他是正确的。那么从他揭示出危机的可能性的一刻，即经验本身告诉人们这些危机是什么之时起，便没有什么能阻挡人们从这些后果中吸取教训，重新为系统的运作编程。在某种程度上，1929—1933年的危机比起很多年来对于经济平衡的持续思辨令经济学家们学习得更多。经验总是带着残酷的温柔，它告诉我们从某些小事情开始，需求的不足会导致生产大减缩的风险，人们通过试验、犯错的方式来学习如何应对危机，从而避免危机再现，或者至少也要减轻其恶果。假如我们因为原料价格上涨而在几个月里步入危机，那么这样一种未被程序所预计到的危机是否会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瓦解这样的后果呢？每一个政府是否都试图以邻国为代价来做生意呢（这会以某种方式而给整体招来灾难性的恶果）？或者人们吸取了1929—1933年的教训，政府面对那样的危机时，是否会通过互相保持足够的合作以避免危机带来的连锁后果呢？这些问题都十分有趣。因为我比较乐观，所以我相信第二种假设，我坚持相信人说到底是合乎理性的，假如我不相信，那就毫无理由继续进行我正在实践的活动了。因此，我从职业上来讲就是合乎理性的、乐观的。但是我想，比起我刚才所给的理由来，还有一些更好的理由说明我们已经充分接受了教训：在我们所处的经济系统中不可避免的竞争并没有达到那样激烈的程度，并没有危害到小范围的、必要的合作，从而避免了整个系统陷入最坏的后果。

我故意举了这些粗略的例子，它们揭示了个体行动之事与愿违的后果、整体运作中可能具备的系统性、整体内部的变化以及可能破坏整体结构的变化这几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当然，在确定某些特征时——即那些构成了所分析的整体的基本结构的特征——可能也有些武断。比如，在经济学中，我们可以把生产工具的公有制或私有制当作决定一个制度的类型的主要特征：这里便有一个武断的元素，因为我们无法充分证明以一种所有制模式来替换另一种是否会对整体的其余部分造成严重影响。然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肯定结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当然，生产工具的个体所有制或是集体所有制会对系统的运作模式产生不少影响。因此，这不是确定所谓的某种体制的结构的唯一方式：比如，生产资料的发展水平显然也是一个变量，而它和所有制类型相比，会对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等其他变量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一分析使得我们能够区分两种极端形式：历史学与有关系统与变化的社会学或科学。历史叙述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我拿来作为例子讲过的那段：关于1914年战争开始前的三个星期的叙述。在这一情况中，这是一段纯粹的叙述，类似于小说家的叙述：事件是由个体人物之间的行动、言语、书写、照会、交流、会谈等产生的，而每个微观事件都修改了处境，处境的逻辑又多多少少必然地决定了另一个行动者后来的行动，以此类推。在这里，我们实际上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中，在这一历史形式中，我又要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第一个模型便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使人们认为真正的历史科学是通过这些整体的结构来解释整体的发展研究或者对整体的运作进行分析——这样想也是正当的；即使人们说真正的历史学是那样的——当然出于种种原因我是不相信的，仍然会一直有人甚至不少研究人员对叙述感兴趣，这是因为历史学家的叙述是对于你我所生活着的历史的重建。假设罗马俱乐部的平衡或者分析为真，这也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历史，而是我们不知不觉地创造出来的历史。对于人们不知不觉地创造出来的历史，人们总是有兴趣按照自己经历这样的历史的方式来加以重建，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也恰恰就是重建人们所经历过的、生活过的历史。我还要补充一点，有一种社会学，它也是重建，但并非重建这种人类所经历的历史，而是重建人类所经历过的各个不同的社会或者各个社会所经历过的不同时代：人们所感兴趣的，是以何种方式经历他们的社会存在、历史存在，这一兴趣不同于另一种兴趣——以事与愿违的机制为对象的研究，通过这些机制社会逐渐形成、发展、衰退、灭亡。我们没有理由非得在这两种对于过去的分析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仅仅想说，这两种极端的形式是历史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还有对于系统再生产或系统变化的科学分析；此外，社会学，只要它从共时出发，就应该解释什么在变而并非什么保持不变，但历史则正相反，它从对于变化的叙述出发，因此它需要解释什么东西会保持不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得到了一种双重性，两种相对立的好奇心，或者说得到了历史学家的任务与社会学家的任务在方向上的不同之处，当然，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受到了社会学的影响，而社会学家也深深受到历史学的影响；在这一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抽象倾向，但是它们不一定会引起实践中的区别。

我对微观事件与整体之间的对立做了总的分析，之后我会重新以国与国间的集合为例来向你们说明弱整体、弱系统，并把它们与经济社会整体等强系统相对立，这些我要到假期后再讲了。通过说明意向微观事件与整体理论之间的辩证调和，我相信你们能够对这一研究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了。

[1] 原文如此。——译者

[2] 布尔迪厄与帕斯隆，《再生产：教育体系理论的元素》（La Reproduction. E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巴黎，Minuit，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