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英还是科学共同体

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活动时，有不同的主体样式或组织形式，有的以个人身份从事科学活动，有的则以科学共同体的形式从事科学活动。在这个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

在逻辑经验主义所处的那个时代，科学家主要以个人或小团体的方式从事科学活动，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目前在公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一个错误的见解，认为相对论同牛顿、伽利略以来的物理学格格不入，同他们的演绎法完全对立。而实际情形与此相反。没有伟大的物理学前辈的发现，没有他们建立的先导理论，相对论简直不可想象，它没有赖以生存的基础。平心而论，没有以往所做的工作，相对论不可能立即出现。那些为我建立相对论奠定基础的人有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和洛伦兹。”^〔260〕

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家以个人身份进行科学活动的特点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由此推论出可证实性原则等哲学主张。^〔261〕例如，卡尔纳普在分析科学语言的意义时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令‘a’为任何词，‘S（a）’为出现这个词的基本句子。那么‘a’有意义的充要条件就可以用下面每一个表述提示出来；这些表述归根结蒂说的是同一件事：1.已知a的经验标准。2.已知规定了‘S（a）’可以从一些什么记录句子推出来。3.‘S（a）’的真值条件确定了。4.已知‘S（a）’的证实方法。”^〔262〕尽管这个意义标准力图解决科学检验的主观性问题，但依然难以掩饰其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对此，维特根斯坦有着精深的见地：“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我就是我的世界。”

社会建构主义所面对的科学活动是一项集体（社会）事业。^〔263〕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活动日益借助于更强有力的仪器，但日益昂贵的仪器增加了研究预算和社会机制的额外负担。设备复杂化也使研究朝着更集体（collective）的行动模式发展。在高能物理学和空间科学，数百名科学家以大组织（large organizations）形式围绕着一个巨大的研究设备一起工作数年，从而形成“大科学”（big science）的趋势。“同样的趋势清晰地表现在具有两个或多个作者合作科学论文所占比例的增长上。专门研究人员之间的团队合作（team work）、网络化（networking）或其他合作模式，不仅是时尚，更受到了即时全球电子通信乐趣的激励。它们是知识和技术积累的结果。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无法依赖个体独立工作来解决突出问题的阶段。”^〔264〕

库恩首先意识到社会—文化因素在科学共同体中的重要意义，而爱丁堡学派则把社会因素看成是科学活动中的决定性力量，正如布鲁尔在为他的“强纲领”作辩护时指出：“隐含在‘强’这个语词之中的‘力量’所指涉的是下列观念，即所有知识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265〕

2007年，萨卡尔（Husain Sarkar）出版了一本名为Group Rationality in Scientific Research的书。该书的问题是：“群体理性问题可以简单地说成是，在何种条件下一组科学家是理性的？现在有些零散的解答，有些人并不了解这个问题，有些人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我们的任务就是考察群体理性的某些理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尚没有得到解决，但却需要解决。”^〔266〕

社会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理解基本上是对这种科学观的描述。用梅洛-庞蒂的话说，这些机制和过程的特点是一种“自我—他人—物”的重构（re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self-others-things），一种经验得以在科学中构成的“现象场”（phenomenal field）的重构。这些重构的结果使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以及行动者和环境之间的对称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267〕。

这就是说，逻辑经验主义所面对的科学活动是主体（个体）—客体的对应模式，而社会建构主义所面对的科学活动是“自我—他人—物”的系统重建。这就意味着，社会建构主义的合法性植根于科学活动中的社会现象，植根于科学家以共同体或主体间性的方式进行科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