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收买的科学还是科学吗

34.被收买的科学还是科学吗

2009年11月13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谁该为‘楼垮垮’负责”节目，比较清晰地勾勒出2004年6月才竣工的耗资近4 000万元的烟台汽车东站，在仅仅5年左右的时间就变成了一座危楼的神奇故事，此事被当地老百姓讽刺为“楼垮垮”。主持人张羽在节目最后评论到：在烟台汽车东站建设的过程当中，招标、承建、监理、验收四个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发挥作用，“楼垮垮”现象都不至于出现。对于前两个环节中可能存在的毫无悬念的贪腐现象，实在没有多少新意，笔者感兴趣的却是后两个环节，即监理与验收环节，这两个环节都与对科技标准的解释与执行有关。然而在此次事件中，它们全部失灵。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具有普遍性的话题：即被收买的科学还是科学吗?

今天的时代已经是一个被科技高度渗透化的时代，我们一刻也离不开对科技的依赖。这也就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的后果。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要依靠两类系统维持生活的正常运转，即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象征标志是通过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授权，让整个社会的运行处于一种安全的信任状态。上面提到的各类监理系统以及工程验收系统，都是一个社会为了建立公众信任所设立的具有合法性的象征标志。它的权威性来自于国家作为代理人必须要完成作为委托人的公众对个人福祉安全的需求。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作为社会信任系统基础的象征标志开始失灵，近年来频发的各类质量监督部门的失职，就是这种状况的典型表现，它的危害尤其巨大。正是象征标志的普遍失灵，造成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信任危机的蔓延。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就是作为象征标志的国家质监部门失职的一个典型，更为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种毒奶粉配方竟然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个人违规还好处理，一旦那些具有合法性授权的象征标志开始处于不作为甚至失灵状态，它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在很长时间内极难平息，而且要恢复象征标志原先所具有的信任机制成本非常高昂，甚至是一个社会无法承担的。

目前社会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科学被收买的现象发生在专家系统里，个别专家为了满足个人欲望，通过自己拥有的身份、地位以及学术资历，有意歪曲科学事实，以此换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当今流行的被收买的科学的典型表现。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可以反问一下：专家出卖的是什么?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是不会自己出卖自己的。由此可知，所谓被收买的科学，其实是专家系统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专家对于科学知识的解释权，这种解释权是一种可以交换的资本。为了获得这种解释权，他必须经过多年的努力，力争使自身成为专家，为此，作为个体的他要花费多年的时间，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这种权力在日常生活中以声誉的形式出现，公众认可的恰恰是专家的这种声誉。如果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在市场化社会，任何权力都是可以在市场中按照一定的汇率进行交易的，解释权同样也是可以被进行交易的。

被收买的科学，实际上也就是被收买的“科学解释”，尤其是在科学结论并没有被完全证实以及公众科学素养比较低的情况下，科学被收买的可能性就变得极大。解释权被收买的原因无非有两个：压力与利益。收买按照恶劣程度可以粗略分为三级：其一，模棱两可;其二，局部篡改(夸大或缩小科学的功能与影响);其三，公然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收买的科学已经不是科学，它已经退化为学术资本与市场按照一定汇率的交易。这种所谓的科学只能是一种垃圾科学(junk science)。目前常见的主要是前两种科学被收买方式。在市场化过程中，如果法制不健全、学术规范松弛、以及公众科学素养比较低，那么科学被收买的形势就非常严峻，一旦第三种情况出现，那么基于科学的信任系统将崩溃。在科学的解释权与市场的暧昧交往中，那个写出了《寂静的春天》，并引发了全球环保运动的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1907—1964)，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榜样。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女科学家卡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着经济拮据的困扰，在她写作那本传世之作的时候，就有很多制造了环境污染的企业恐吓或者许以厚利收买她，但都被卡逊断然拒绝了，所以才有了改变人类历史的环保运动的兴起。同样，也有很多人如美国的Steven Milloy之流，以专家的名义靠出卖科学知识的解释权，混淆视听，以此，从各大企业或公司中换来以出卖解释权所得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