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万能吗

科学万能吗_科学与宽容

第四节　家园之虞：科学万能吗？

我绝对深信，世界上的财富并不能帮助人类进步，即使它是掌握在那些对事业最热诚的人手里也是如此。只有伟大而纯洁的人物的榜样，才能引导我们具有崇高的思想和行为。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的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有谁能想象耶稣、摩西或甘地竟挎着卡内基的钱包呢？

——爱因斯坦

当我们再回顾科学的发展历史，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时，我们不由得要问，科学是万能的吗？

当人开始以“人”的身份直立在自然之中，便用人的眼光来注视这个世界，用人的大脑来探究这个世界。企图破解自然的奥秘，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使命感使然！千百年来，许多哲人都试图用他们的智慧给世人描绘出一幅永恒的自然图景，从古希腊思辨式的追问、大胆的猜测和古代中国直观的经验式总结、整体认知，到近代用具体科学对自然支离破碎的碎片式解读，再到当代科学对自然的所谓系统认识，无不表明着自然在人类的“科学”面前，终于渐渐地展露出自己神秘的面容。但这一切都是事实吗？科学最终能够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吗？科学能把人类带向所向往的理想王国吗？

还是让我们用科学史作家丹皮尔在他的《科学史》一书序前的一首诗来说起吧！

自然如不能被目证，那就不能被征服

最初，人们尝试用魔咒

来使大地丰产，

来使家禽牲畜不受摧残，

来使幼小者降生时平平安安。

接着，他们又祈求反复无常的天神，

不要降下大火与洪水的灾难；

他们的烟火缭绕的祭品，

在鲜血染红的祭坛上焚燃。

后来，又有大胆的哲人和圣贤，

制订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方案，

想用思维或神圣的书卷

来证明大自然应该如此这般。

但是大自然在微笑——史芬克斯式的笑脸。

注视着好景不长的哲人和圣贤，

她耐心地等了一会——

他们的方案就烟消云散。

接着就来了一批热心人，地位比较卑贱，

他们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方案，

满足于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只是观察，幻想和检验。

从此，在混沌一团中，

字谜画的碎片就渐次展现，

人们摸清了大自然的脾气，

服从大自然，又能控制大自然。

变化不已的图案在远方闪光；

但它的景象不断变幻，

却没有揭示出碎片的底细，

更没有揭示出字谜画的意义。

大自然在微笑——

仍然没有供出她内心的秘密；

她不可思议地保护着

猜不透的史芬克斯之谜。^[19]

这首诗形象地展现了人类认识自然的几个阶段。

我们的第一批祖先——最初的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孤独的、无助的，他们就像一群刚出生的婴儿，用怯怯的、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们眼前的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是强大的、神秘的。蛙鸣引来雨水使他们感到惊异，雷电烧焦树木使他们恐惧，黑暗和光明的交替令他们敬畏……凡此种种，使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由一个神秘的力量来主宰着的，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谷物和猎物、摆脱疾病和其他灾祸的困扰，他们希望能用巫术和魔咒来通往那个神秘力量的法则之门。

不久，人们就看到这种尝试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失败的次数不断积累，使人们终于对此前的认识产生怀疑，于是人们转而去设想神灵的存在。认为山有山神、河有河伯、树有树精，只有去讨好这些神灵精怪，才能得到好处。神灵世界如同人类社会，众神也有统领，有至高无上之神。于是，伴随着神话传说，产生了原始宗教，人类便开始了漫长的祭祀、祷告之路！

与此同时，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界的一些规律。如观察到日月星辰总是在天空中按一定的轨道运行不息，花草树木总是依一定的时节荣枯生灭，人们便根据天象和物候知识制订了年、月、日、时、分、秒等时间单位和历法，并能预言日食、月食、丰灾年等；人们还在土地的分配和丈量中掌握了几何知识并有了原始的空间概念。这样便有了各种各样有关天与地的想象，有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更广更深的时空——宇宙的探索。“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我国古人尸佼的这个解释堪称古代宇宙认识的最高成就！

语言、文字的产生，建筑、计算的出现……这一切都使人类对自身的智慧感到惊异，认为这应当归因于神的启示。于是在埃及和巴比伦有掌管历法、书籍、语言和文字的大帝Thot和他的盟友真理女神Mait，在中国则有造字的仓颉、定数的隶首、尝百草的神农等神话人物。这是用神灵解释世界的时期。

自然科学就在巫术、迷信和神话的丛林中萌芽，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如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就发出了有名的感慨——《天问》，对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进行质疑，而不是满足于神话的解释。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远古初期的情景，是谁传述给后代？天地尚没有形成，由何处考察出来？黑夜白昼同样昏暗，谁能探究其中谜底？大气弥漫景象浑沌，凭借什么识别清晰？白天黑夜终于分明，这样安排是何原因？阴阳掺和衍生万物，哪是本原哪是化生？……）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天在何处与地会合？十二辰是怎样等分？日月怎样附着天上？群星怎样陈列空中？……）^[20]

比屈原还要早一些的时代，就有一些智者开始通过对自然的仔细观察和天才的想象来理性地思考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了，尝试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自然的学说。在我国有“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如西周的伯阳甫就用阴阳失序的原因来解释地震的形成，“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后来的庄子也说：“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玭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用进化的循环思想来解释万物的生成。

在古希腊，最早放弃神创世观点的是米利都的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紧接着便有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利特和希巴索的“火”本原说，还有恩培多克勒的水、火、土、气“四元素”说，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当然最令后人推崇的还是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这些天才的解释启发了后人，为自然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那个“大胆的哲人和圣贤”“证明大自然应如此这般”的时期。尽管那个时期神话依然盛行，上帝依然至高无上、君临一切，但人类终于迈出了用人的理性思维和实践来探索自然、了解自然的第一步，并产生了许多天才的预见，被后人用科学得到发展和证实。

经历了漫长的用神创世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中世纪，时间跳跃到文艺复兴时期。从意大利开始随后蔓延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打着人性反对神性的大旗，文学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繁荣，由此产生的新思想鼓动着新的科学观念开始向神学世界观挑战。哥白尼的“地动说”揭开了科技革命的序幕，“从此，在混沌一团中”，大自然“字谜画的碎片就渐次展现”出来，各门自然科学得到蓬勃发展。到19世纪，人们欣喜地看到，在对自然的认识中，通过人自己的力量似乎已经完全控制了自然，可以依照人的意愿让自然来为人服务了。

这个时期，人们在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各学科领域当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自从牛顿把天上人间合为一体，麦克斯韦把光、电、磁统一在一起，焦耳和迈尔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得到证明，施莱登和施旺的“细胞学说”产生、维勒从无机物中制造出尿素等重大科学发明和发现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宇宙是一个有着统一本原、互相联系和转化的整体了。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赖尔的地质“渐变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又给人们揭示出了一幅宇宙发展演化的图景，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宇宙的过去和未来了。

在对宇宙的认识方面，物理学无疑起着基础性和主导性的作用，就在物理学家对宇宙图景的展现欢欣鼓舞，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剩下的只是装饰性工作的时候，物理学晴朗的天空飘来“两朵乌云”，这就是用经典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于是，爱因斯坦、普朗克等科学家在解决新实验事实同旧理论之间的矛盾过程中，建立起了当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时人们不得不再次改换思维，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打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后，分子生物学、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等一系列新学科、新理论纷纷涌现，又一次引起人们对自然认识产生根本性质的变化。

今天的宇宙大爆炸学说是我们对宇宙认识的最好假说，大自然仍有很多谜我们无法揭示。如果说在更深远的宇观层次和更精细的微观层次，物理学还有很多堡垒等待攻克，那么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小小地球上，宏观世界中的事情我们是否就全都弄清楚了呢？事实是，尽管自然科学一次次改变着人们认识自然的观念，甚至改变着宗教观点，但某些形而上的哲学观点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似乎永远也无法证实；基本的宗教信仰也从来都没有被改变过，相反永远都会有新信徒不断加入。

从自然科学一次次改变世界在人眼中的图景，不由得让人怀疑，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吗？这个史芬克斯之谜会不会永远伴随我们人类？

纵观当今世界，宗教、科学两大巨头并肩而行，另有巫术、灵学等时做点缀，我们不由会问，认识世界的道路仅只有科学一条吗？既然世界是多面的，为什么就该只有科学一家独揽此大任，来认识宇宙的全貌呢？为什么一切都要依科学的标准来判断是不是事实呢？为什么科学揭示的规律就是真理，否则就是迷信呢？

我们毫不否认科学在认识世界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它仍然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但力量再强大也不能否认其他事物毫无作用、甚至指责其背道而驰，这与科学自身所提倡的民主、怀疑精神是不是正相反呢？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这么说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技以所向披靡的力量改造世界，但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让人与自然分离并对立。人以科学为利器向自然无尽地索取，同时排放出大量废物、废气，把自然看作一个毫无灵性的死的东西。大自然并不只是一个藏宝和纳污的容器，面对人类毫无节制的狂妄行为，大自然向人类进行了狠狠的报复，终于使人类尝到了苦果，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

面对这一切，恰恰是科学家自己最早向科学开始进行了质疑。这种质疑和批评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原子弹在广岛的爆炸，使人们的现代科学观分崩离析。法国的生态运动主义者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说：

从启蒙哲学开始，人类就把科学看作唯一一个建立在理性和严格数学语言基础上的真理与实验体系。在反传统、反宗教的革新年代，科学不仅维持着世界的秩序，赋予每个人生命的意义，还成为某种解决争端的法庭，人们坚信科学会对争端做出冷静而公正的判决。人们心甘情愿地称科学为现代性的宗教，认为它远比被其取代的诸多宗教要神圣得多。在科学一神教大权独揽的统治之下，理性成为自然的法则，而更不幸的是，它也成为社会的秩序原则。^[21]

还是让我们再返回到牛顿时代看看那个时代一些人对牛顿科学发现的评价吧：

牛顿的权威丝毫不差地成为一种宇宙观的后盾。这种宇宙观认为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学体系的不相干的渺小旁观者（像一个关闭在暗室中的人那样）。而这个体系的符合机械原理的有规则的运动，便构成了这个自然界。但丁与弥尔顿的富于光辉的浪漫主义情趣的宇宙，在人类想象力翱翔于时空之上时，对人类的想象力不曾有任何限制，现在却一扫而空了。空间与几何学领域变成一个东西了。时间与数的连续变成一个东西了。从前人们认为他们所居处的世界，是一个富有色、声、香，充满了喜乐、爱、美，到处表现出有目的的和谐与创造性的理想的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却被逼到生物大脑的小小角落里去了。而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则是一个冷、硬、无色、无声的沉死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动的世界。具有人类直接感知的各种特性的世界，变成仅仅是外面那个无限的机器所造成的奇特而不重要的效果。在牛顿身上，解释得很含混的、没有理由再来要求人们从哲学上给予严重考虑的笛卡儿的形而上学，终于打倒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变成现代最主要的世界观。丹皮尔说：

这一段流利的文字真实地代表了那些不喜欢新科学观点的人们的反应。但在牛顿和他的直接弟子们看来，这是很不公平的论调。在他们眼里，牛顿赋予世界画面的惊人的秩序与和谐所给我们的美感上的满足，超过凭借任何天真的常识观点和亚里士多德范畴的谬误概念，或诗人们的神秘想象所见到的、万花筒式的混乱的自然界，而且这种惊人的秩序和和谐还更明白地告诉他们，全能的造物有什么至善的活动。颜色、爱情和美丽的世界仍然在那里，可是像天国一样它存在于人的灵魂中，存在在一个受到上帝精神感召的灵魂中。这个灵魂使万物保持着庄严的繁复性，它所了解的万物的美比人目所看到的更多，而且它认定这个世界是非常之好。诗人爱迪生（Joseph Addison）也用诗句表达了牛顿的态度：

高高苍天，

蓝蓝太空，

群星灿然，

宣布它们的本原所在：

就算全都围绕着黑暗的天球

静肃地旋转，

那又有何妨？

就算在它们的发光的天球之间，

既找不到真正的人语，也找不到声音，那又有何妨？

在理性的耳中，

它们发出光荣的声音，

它们永久歌唱：

“我等乃造物所生。”^[22]

如果说牛顿的发现还给上帝留有位置，还给人留有一个可以想象的灵魂的话，那我们再看之后对牛顿体系作出很大贡献的拉普拉斯怎么说：

只要知道自然界一切组成部分的相对位置和全部作用，一亿年以前的情况和一亿年以后的状况，都可以精确无误地演算出来。因为未来的一切情况早在宇宙诞生之初便已完全被确定了。

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彻底替代了上帝，如此一来人的灵魂（精神）该在何处寄托？

据说，拉普拉斯准备把他的《世界体系》一书献给拿破仑时，有人告诉拿破仑说，那本书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拿破仑是喜欢拿话来为难人的，他收到那本书时说：

拉普拉斯先生，有人告诉我，你写了这部讨论宇宙体系的大著作，但从不提它的创造者。

拉普拉斯虽是圆滑的政客，但在他的哲学的每一点上，却有殉道者坚强不屈的气概，于是他挺直了身子，率直地答道：

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

拿破仑觉得这个回答很有趣，把这个回答告诉了拉格朗日。拉格朗日说道：

那是一个美丽的假设，它可以解释很多东西。

从此，上帝的位子岌岌可危，热衷于科学的人类再也不会在《圣经》里面寻找答案了。但面对今天满目疮痍的地球，面对人类之间无休止的战争，面对仍然大量存在的贫困、饥饿，面对核威胁、转基因、克隆、对网络的单一依赖，我们不得不从科学内外对科学进行审查。

从外部来看，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政治化、权力化了，已经不是旨在探索自然并使人类摆脱无知与困苦的纯科学了，科学家不再是意味着寻求真理、恪守理性的纯科学家了。即便是以爱因斯坦为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们，他们运用革命性的知识创造了人类曾经拥有的最可怕的武器，而他们却无法控制这些武器。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日复一日地在许多秘密地点研制出杀伤力越来越强的武器。科学如何能够了解和控制自身可能对自然世界造成的破坏？

科学家们不仅仅对自己找到问题答案、维护神圣真理的信念动摇了，而且他们享有的自由度也明显降低了：如今，那些企图拥有科学才能和声望的人似乎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可以为所欲为。一些大研究机构和大学者，为了实现霸权，正在实施一系列庞大的“科学＋军事或科学＋工业项目”。这一切可能会带来什么？集知识和权利于一身，以统治为目的的科学会如何发展？

最令人震动的是，通过对科学内部运作的研究，直接导致对科学本身的质疑。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给我们讲述了他在斯坦福大学某个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同四十多位研究人员朝夕相处期间看到的情形。他发现研究人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显示自己的独创性，生造出各种课题和方法，以便能在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不被竞争淘汰。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在学术市场上，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是生产率和产量，而不是才干和研究质量，所以不发文章，就得完蛋。科学还能说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吗？这就是关于“科学福特主义”之黑色假设的典型实例。

面对科学这样的现状，你还会相信科学是无懈可击，是永远正确的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流行大量服用维生素C的事情大众可能比较熟悉，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为它的作用争论不清，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科学研究是怎样变得如此复杂了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流行着大量服用维生素C可以预防治疗感冒、癌症、心脏病，可以增进健康、增加生活快乐、延缓衰老的观点。商家也不失时机地推出维生素C糖、维生素C饼干……总之，维生素C成了包治百病、延年益寿、提高生活质量的“万灵仙丹”。而与此对应的“正分子医学”也盛行一时。

那么，这种观点来自何人呢？它来自美国著名化学家鲍林。莱纳斯·卡尔·鲍林（1901—1994，美国）极富个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开拓边缘学科，在化学的许多领域卓有建树，是20世纪伟大的化学家。鲍林并不是一位医学家，那他怎么去从事医学研究，又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鲍林从年轻时即被公认为科学奇才，他30岁时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32岁时被选进美国国家科学院，成为该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6岁时，受命领导科学院化学部，并持续不断地作出各种创造性贡献达几十年之久。

鲍林在20世纪的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诸多的科学成就包括：首次描述化学键的本质；发现蛋白质的结构；揭示镰状细胞贫血症的病因，首先提出分子疾病的概念；参与研究DNA结构这一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竞争；他提出的DNA结构尽管有着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沃森和克里克的双螺旋模型的建造方法是鲍林所创立的。鲍林又是“主张自由表达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和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一次是化学奖，另一次是和平奖。鲍林至今仍是唯一一位两次单独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由于他对化学与和平运动的贡献，他获得的荣誉学位和奖项不胜枚举。

20世纪50年代初期，精神病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少数精神科医生采用大剂量维生素辅助治疗严重精神病，后来扩大到应用无机盐。1965年的一天，鲍林偶然见到一本《精神病学中的尼克酸疗法》，他对精神病的生化机制很感兴趣。1968年，鲍林将兴趣转移到医学领域，这是由一位名叫欧文·斯通的生化学家写信给他引起的。1966年3月，斯通在写给鲍林的信中说，有计划服用维生素C，将有益健康和治疗感冒。开始鲍林并不相信斯通，但斯通的“理论”打动了他，觉得此人的建议值得一试。于是便和妻子爱娃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果然出现“神奇的”效果，他们“顿感精神日佳，也不感冒了”。

鲍林认为，许多人对维生素的日需量是无法从正常的食物中得到的，因此他和精神病科医生霍金斯共同探讨后得出结论，许多人的异常行为实际上是因“分子失衡”引起的，只要在合适的时间给予恰当的营养素分子便可治疗这些异常疾病。为此，他们将这一观点称为“正分子精神病学”——通过为大脑提供最适宜的分子环境，特别是以正常存在于人体的物质来治疗精神病。后来，他们又将这一观点推广，以治疗其他各种疑难杂症，名称也推广为“正分子医学”或“正分子疗法”。这一疗法的关键在于找到能使人处于健康状态的“正分子物质”，而维生素C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正分子物质。此后鲍林就一直醉心于“正分子医学”。

有了上述认识，鲍林便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一本著作《维生素C与感冒》，提出一个人如果每天坚持服用1克甚至更大剂量的维生素C，就可预防感冒。这本书因其具有实用特色而一度畅销。1976年他将此书改版修订为《维生素C、感冒和流感》出版，在此书中维生素C的剂量已经大幅度增加，能防治的疾病也增加了流感等。1979年，他的思想再度发展，出版了《维生素C与癌症》，提出每天服用10克维生素C甚至连癌症也可辅助治疗。到了1986年，在他出版的《怎样才能感觉舒适、寿命延长》一书中说，维生素C“可增进健康，增加生活快乐，有助于防治心脏病、癌症和其他疾病，并且延缓衰老”。

那么，鲍林的这些观点有没有以实验事实为依据呢？“有”的。

1976年，鲍林和苏格兰医生伊文·卡梅伦每天按10克剂量治疗100例晚期癌症患者，然后将另外1000例接受其他药剂治疗的病人作为对照组，比较他们病情的发展和幸存者的比例。结果发现，服用维生素C组的病人平均多活了300天。此外，鲍林一家坚持把鲍林夫人爱娃72岁经胃癌手术后还能活上5年的实例归功于维生素C；而鲍林也将他飘拂的白发、浓密的双眉、红润的面颊、充沛的精力归功于维生素C。

那么，上述鲍林的实验事实是不是真的能说明大剂量的维生素C确能防治所提到的疾病呢？不能。

上述鲍林和卡梅伦的两组实验，其临床判断标准和治疗方法实际上无法完全平行，因此是不可比的；特别是没有采用双盲法做实验，其实验结果是靠不住的。我们知道，疾病的治疗包括心理和药物两个方面，而且有时药物治疗不起作用时，心理治疗往往会不同程度地起到作用。完全可以做以下设想：我们告诉上述100个或1000个癌症患者，伟大的科学家鲍林能拯救你们危在旦夕的生命，只要坚持每天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就行了；很显然，此时病人心理上会得到极大的安慰，由此会延缓病情进一步恶化的进程，因而寿命自然会多少延长一些。但这并不能证明鲍林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不是用维生素C，而是用面粉或其他无害物质来代替维生素C，也会取得同样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一项防治实验。受试志愿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是试验组，口服维生素C片，一组是对照组，服安慰剂乳糖片，观察效果的医生和受试者都不知道谁服的是什么药，即双盲试验。由于维生素C味酸，乳糖味甜，于是受试者中有102人试图咬碎药片通过尝味道猜出所服的药物，其中79人猜中。结果是，维C组患感冒的症状较乳糖组轻。但仔细分析发现，维生素C组猜中者，感冒的病情相对较轻，病程短；未猜中者，则两组没有差别。再进一步分析9个月观察期间的感冒≥2次的发病率，结果是把乳糖猜成维生素C的发病率少，只有18%，把维C猜成乳糖的多，为67%，未猜的，则差不多，维C组36%，对照组47%。这进一步说明，双盲试验消除主观成见在评价效果中的重要性，当人们对一种药物或疗法产生信仰时，可以出现虚假的效果，即安慰作用。

1979、1983和1985年，美国著名的梅奥医院（MayoClinic）先后三次，在总共367例晚期癌症病人中进行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试图加以验证，结果是每日给予10克维生素C并不比安慰剂对照好。

1989年，德国青年医生拉思（M．Rath）向鲍林讲述了他的维生素C与脂蛋白（a）和心血管病之间关系的理论，这重新点燃了鲍林研究心血管病的热情。对于鲍林来说，任何能说明维生素C有益的建议，他都会欢迎。他们还申请了这项疗法的专利。鲍林每日服用的剂量，据说从20世纪60年代的每日3克，最后增加到18克。1994年，在逝世前不久接受《英国最适营养杂志》访谈时，鲍林断言：“适当应用维生素C和赖氨酸完全能够控制，甚至治愈冠心病、心肌梗塞和中风。”

鲍林始终坚信服用大剂量维C会给人类带来健康。他于1973年5月，用筹集的款项成立了莱纳斯·鲍林正分子医学研究所。不久，美国精神病学会专题研究组发表了长篇报告，批评正分子精神病学的概念，认为“矫正分子”的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鲍林并没有接受医学界的批评，反而与保健食品（或营养品）行业紧密结合，越陷越深。

由于鲍林的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约有5000万人服用维C作为“保健品”，维C的需求量迅速上升，批发价格涨了三倍，连续多年的年销售额达数亿美元。药厂欢欣鼓舞，称之为“鲍林效应”。荷夫曼—罗氏（Hoffmann—LaRoche）制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维生素C生产商，获利最多，作为回报，该公司每年向鲍林研究所捐赠10万美元。

1977和1979年，鲍林两次接受了美国营养食品协会的颁奖，这个协会是专门制造和销售保健食品商家的组织。1981年，鲍林向美国保健联合会捐款，作为回报，该会授予他保健自由贡献奖，并接纳他的女儿为终身会员。保健联合会是一个保健骗术的促销组织，它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触犯法律，有的还因从事非法的“保健活动”入狱。1983年，保健食品推销商法尔可尼（O．Falconi），因声称维生素C可以预防膀胱癌、控制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以及清洗胃肠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伤害等，遭到虚假产品宣传的指控，鲍林出庭为他辩护。

当时的整脊医疗也是一种旁道医疗，为主流医学所不取。鲍林应邀在整脊医学院作荣誉性演讲，并和听众合影，供他们作宣传之用。1992年，庸医格伯（M．Gerber）和列文（W．M．Levin）因严重玩忽职守、欺骗性执业导致医疗事故受到指控，鲍林先后为他们出庭作证辩护。

在维生素C治病问题上，鲍林产生了很大的失误。首先，鲍林在晚年进入到他并不十分熟悉的医学领域，这与“生物化学家”斯通有关。斯通是一个仅学过两年化学、由一所未经承认的函授学院授予“博士”学位的人，给鲍林写信，不过是为了寻求其对保健品的资助。但鲍林却对他偏爱不已，与之长期合作，从而在维生素C的研究上越来越偏离科学轨道。其次，鲍林的失误还与经济利益有关。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的最大捐助来源于生产维生素C的药业集团。于是相互之间形成了利益互换关系，集团出资支持研究所，研究所宣传该集团所生产的产品。此外，给予鲍林各种荣誉的协会、联合会，都是靠促销各种保健品为生、以营利为首要目标的利益团体，鲍林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给予的承认。最后，鲍林在他钟爱的维生素C问题上，不能做到实事求是。鲍林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罗宾逊是鲍林的学生和研究助手。1978年他的一项研究表明，动物食用相当于鲍林推荐用于人的每天几克的大剂量维生素C后，常常会促进某些癌变；比如，生皮肤癌的几率就为对照组的3倍。显然这一试验结果与鲍林的观点直接冲突。于是，当罗宾逊向他汇报这一结果后不久，罗宾逊就被辞退了。甚至做试验用的动物也被杀掉，资料被毁灭。鲍林在“毁尸灭迹”后，还当众批评罗宾逊的研究草率、结果不可靠。罗宾逊知道后，状告鲍林研究所毁约和伤害名誉，结果获得了57．5万美元的赔偿，其中42．5万美元是鲍林对罗宾逊诽谤的赔偿。罗宾逊的试验虽不能完全证明大剂量维生素C一定致癌，但不能排除有此可能，这时鲍林应鼓励其继续试验，直到取得最终结果；至少鲍林也应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打上问号，但鲍林却反其道而行之。

1994年，鲍林死于癌症。鲍林一生中有过诸多荣誉，曾被英国《新科学家》周刊评为与牛顿、爱因斯坦等比肩的，人类有史以来20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然而，正如路透社在报道鲍林逝世的消息时所说，他也是一位20世纪“最受尊敬和最受嘲弄的科学家之一”。

斯人已去，但维生素C对防治疾病的研究仍在继续。直到今天，关于维生素C的作用和用量依旧看法悬殊。

二三十年前的这场大争论，鉴于美国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界。在当时，各国医学人士差不多也都站到了美国的同行那边。直到鲍林逝世以后，我们才初步看到关于维生素C剂量和作用方面的新认识。

维生素C对生物防治疾病的研究仍在继续。但至今仍是各种观点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台。了解的真相越多，公众越无所适从。

从这个事件当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如果你对此还不以为然的话，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我们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的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事件——普斯陶伊事件。

首先转载一个新华社记者当时的报道（来源：《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9年第4期）：

转基因土豆带来的启迪

新华社记者　毛磊

英国最具权威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最近宣布，该学会组织的六人专家组经详细评估发现，苏格兰科学家普斯陶伊博士的转基因土豆研究充满漏洞，根本无法从中得出任何证明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有害的科学结论。

但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项在“设计、操作和数据分析”等各方面都有破绽的研究，过去几个月来在英国竟直接掀起一场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轩然大波。卷入风波的上至首相，下到平民，影响不仅跨出国界，而且至今还余波难平。回顾这场风波的缘起，其中所带给人的启迪有很多，就其重要性而言，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讨论本身。

普斯陶伊小小的转基因土豆之所以产生如此大能量，与英国媒体对科技成果的简单理解、追求轰动效应不无关系。去年秋季，当时尚在苏格兰罗伊特研究所任职的普斯陶伊首次在一电视纪录片中露面，称自己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证明，年幼老鼠在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出现损伤，而且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普氏同时声称，他的研究显示，造成老鼠免疫系统受损的是对土豆进行的基因操作本身。罗伊特研究所在普斯陶伊电视上“出风头”后不久就宣布与其解除了聘约，认为其研究本身证据不足。但不少媒体却报道说，普氏是受到了“压制”。因此，今年2月，当号称来自14个国家的20名科学家发表声明，对普斯陶伊表示支持时，媒体更是大加炒作。该事件成了导火索，直接引发了英国的转基因食品大辩论。

普氏的研究首次提供了基因工程操作可能有损动物健康的“证据”，再加上有多名科学家的支持，为基因食品反对者提供了攻击的有力武器。英国各环保组织和一些企业纷纷借机向政府施压，要求暂停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种植。综观这一场转基因土豆所引起的风波，本来普斯陶伊的研究结论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却流入社会并造成了不良影响，这虽然与媒体推波助澜不无关系，但在根本上却在于其犯了科学界的“大忌”，没有遵循科学成果公布前必须经同行评议或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公认标准。这首先体现在普氏本人在未经同行审议、研究也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向新闻界过早公布其没有发表的研究结果。此外，据披露所谓20名对其表示支持的科学家不少与普氏交往甚密，他们是否能代表同行评议客观公正的标准，实际上也存在着很大疑问。

英国一些媒体近日也就转基因土豆风波进行反思，后悔在事件之初很少有人对所谓的20名“世界著名科学家”进行质疑。但正如英国皇家学会在公布有关评估结果的同时所指出的，普氏案例给人的最大教训，在于充分显示了同行评议在科学成果的认定过程中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我们再简单介绍《自然辩证法》2004年第八期何玲写的《普斯陶伊（Pusztai）事件及其思考》一文。其文摘要说，本文对1998年英国引发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的普斯陶伊事件进行了梳理并澄清了一些误解，展现了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与商业资本、政府、环保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并作出分析，通过这一事件的复杂性表明了科学研究存在利益冲突、具有价值负载，表明了科学家角色的变化。

此文通过翔实的材料和明晰的逻辑分析澄清的结果是，科研人员普斯陶伊在电视节目中不谨慎地暴露事实和自己的观点，无意中损害了生物技术公司的利益。而普斯陶伊所在的研究所从一开始支持普斯陶伊再到两天后辞退他，是因为之前这个研究所接受了孟山都公司（总部在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14万英镑的科研经费，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提供了数百万英镑鼓励生物技术公司在英国投资，科学部长萨斯伯瑞勋爵拥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股份，该公司拥有在基因工程中应用广泛的花椰菜花叶病毒启动子的专利。就在公众了解到这些信息、政府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生物技术公司的形象一落千丈时，皇家学会临危受命，出面收拾残局了。而皇家学会的调查无异于是一次“旨在搞臭一名善意科学家的阴谋活动”。皇家学会的审查报告说普斯陶伊的研究漏洞百出，事情似乎应该到此终结了。但权威医学期刊The Lancet却要发表普斯陶伊的研究论文，很不给皇家学会面子，该主编还声称，在文章发表前遭到皇家学会一名资深人士的威胁，说如果发表普斯陶伊的文章，他的事业将岌岌可危。如此，政府和生物技术公司以及皇家学会就扮演了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勾结损害公众利益的可耻角色了。不仅如此，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环保组织、媒体等各团体都从各自的利益或角度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而使公众的判断受到其左右。^[23]

从这个事件当中，你得到了什么启示呢？学术还自由吗？科学还独立吗？科学权威还值得信赖吗？

如今，转基因食品是否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仍在研究当中，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转基因产品却不断投放到市场上来。政府说，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注，采取明示法，让公众来进行自我抉择。要不要吃转基因食品，由公众自己来决定。公众能决定得了吗？依据什么来决定？科学权威的言论、政府的行为、媒体的宣传、身边的事例、自我的经验？

你还能依赖科学告诉你什么吗？

就像我们在课堂上举了N个事例，很多理工科学生仍不信服一样，你或许也是如此。你仍然相信：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科学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远远不及科学带给我们的好处。那些科学事例只能说明科学技术还不完善，完善的科学技术一定会解决我们的现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问题是，科学的发展的确解决了之前自身带来的诸多问题，但之后带来的更复杂问题还能依靠科学自身来解决吗？如果能，那岂不是陷入了超恶性循环之中？笔者常用成语“骑虎难下”来说明科技使人类陷入的境地，后来发现西方人的比喻更形象贴切。如果我们把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切称之为现代文明的话，用最宽容的眼光来看，现代文明较之先前的文明，确实代表着某种进步。于是西方人就比喻道：“进步只是一部只升不降的电梯，全自动、盲目向上的电梯，人们既不知如何走出去，也不知它会停在哪里。”

生态主义者说我们“没有理由继续一味地推崇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它们的益处已不再显而易见，已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的文明削弱了自然，像被注射了摧毁一切的毒品：一切都应迅速老去，一切尚未存在就将消失。这样一来，一切生命没有诞生就已故去。这是对一切现实和新生事物无限度的虐待，过去和未来也随之毁灭。在我们的文明中，这一切的发生似乎是一种必然，是计算而不是推理的结果。如何在这样的文明中重新开展对话？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再相信理性的本质，却保留其形式上的用途，就像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失去了信念，只是出于习惯还在继续做一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反过来都会具有破坏性。爱因斯坦创造的方程式再完美，最终也会危及地球上的生命。”^[24]

现代化打着促进文明进步的旗号，彻底摧毁了非洲、印第安等文化，也使亚洲文化受到重创。殊不知，文明的存在有多种表现形式，任何追求普适的理论都不能代替对各种文明的解释。生命是神秘复杂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做“单向度的人”，要真正理解生命、享受生活，就应当从科技的迷信中解脱出来，用更广阔的视野、更理性的思维来审视，用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其他文化！

【注释】

[1]李强、杨小明：《中国原始纺织技术起源之新考》，《纺织科技进展》，2010年第2期。

[2]［美］马文·佩里著，胡万里等译：《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68页。

[3]杨淑静：《工具理性与理性批判力量的终结》，《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4]［美］乔治·萨顿著，刘珺珺译：《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页。

[5]郑师渠：《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6]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7]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8]同上，第89页。

[9]张君劢：《人生观》，《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10]“我不杜撰假说”（Hypotheses non fingo），是牛顿在其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结尾处的一句话，后引为名言。按牛顿原意，常在不作玄想，不作形而上学之假设，即从玄想而非现象得者，并非今日科学方法中的假说之谓。

[11]黄顺基：《“科玄之争”再评价》，《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

[12]李连科：《中国哲学百年论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58页。

[13]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转引自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14]杨小明：《“美国猴子案件”：历史还是偏见？》，《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2期。

[15]任定成：《科学人文读本》（大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16]李醒民：《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卡尔·皮尔逊如是说》，《科学导报》，2000年第1期。

[17]李醒民：《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预设》，《学术界》，2008年第2期。

[18]杨小明、张怡：《中国科技十二讲》，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246页。

[19]［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序”，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20]屈原：《楚辞》，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4页。

[21]［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著，庄晨燕译：《还自然之魅》，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

[22]［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9—250页。

[23]何玲：《普斯陶伊（Pusztai）事件及其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

[24]［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著，庄晨燕译：《还自然之魅》，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