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的全面发展

1.“科学共同体”的全面发展

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其发展必须要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建制，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科学共同体”正是这种独特体制的重要表现。著名的美国现代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提出了他全部科学观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范式”（也称“规范”），他认为“范式”是一个同“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常规科学”是指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的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些科学成就又往往是诸如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被人们称之为经典著作来表述；这些著作为以后几代人的工作暗暗规定了某一领域中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这些著作具有两个根本的特点：一是它的成就足以凝聚一批坚定的同行；二是它的成就又足以给重新结合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³⁾库恩说：“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以后我们就称之为‘范式’。”⁽⁴⁾为了更好地解释“范式”这个概念，库恩在另一本书中又说：“‘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这个‘科学共同体’。”⁽⁵⁾

由此可见，“科学共同体”是从事科学认识活动的主体，也是生产科学知识的集团。它往往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的科学家集团，他们因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而团结在有权威的科学家周围。他们具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探索目标，采用共同的研究方法，使用共同的术语，接受公认的评定标准，其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看法比较一致。“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形式与科学分类和科学发展的状况有关，因而可分为很多层次。全体自然科学家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体；略低一个层次是各个主要科学专业集团，如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等等共同体；从这个层次还可以分出一些重要的子集团，如固体物理学家、高能物理学家、射电天文学家、有机化学家，甚至蛋白质化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等等。一些最有才能的科学家，往往是某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共同体的带头人；而有一些科学家则往往跨越学科，同时或先后属于好几个科学集团的成员。科学事业就是由这样一些共同体所分别承担，并代代相传，推向前进的。正如库恩一再强调的：科学发现不能只归结为一人一时的创举，而应该是“科学共同体”在一个连续更替过程中努力研究的结果。总之，科学造就了“科学共同体”；而“科学共同体”也造就了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近代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因此，当我们考察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科学复兴的状况时，不能不关注此时正发生着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最有意义的变革，这就是“科学共同体”观念形成并不断加强。自近代以来，虽然科学技术得到大量传播，科学观念也开始逐步确立，单独的科学探索也开始出现，但直至清末民初，类似欧洲那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共同体”始终没有形成。而自从民国初年集会讲学提倡科学的风气进一步发展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推动了科学思潮的普及，“科学救国”的思想风行一时。科学界人士向社会提醒：“今之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他们认为“科学”是促使国家富强的关键，“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认为学会是国家文明的标志，“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从此，自19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后，以各种包括单科的、综合的科学学会为表征的“科学共同体”在20—30年代得到全面发展。据统计，1919—1937年成立的大大小小各类科学技术团体达到394个。⁽⁶⁾包括此前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等⁽⁷⁾，20—30年代中国最主要的科学团体有42个（详见表7.1）。正是这些“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才使得处于当时政治局面混乱时期的中国科学，得以不断推向前进。这些科学团体不仅是当时科学研究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推进的有力杠杆，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表现。

这些科学团体开展了大量工作，在近代科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开展科学研究，发展科学事业

各学会大多以联络学者共谋科学研究的推进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为宗旨，发行科学刊物，出版科学著作。如中国科学社发行的最重要的杂志《科学》仅1919—1938年间即刊行了20卷，如果按照任鸿隽的推算标准，以每卷12期每期6万字计算，即有1400余万字；每期除了科学消息、科学通讯等不计外，以长短论文8篇计算，就有论文近2000篇；假定平均每人作论文3篇，则有作者600余人通过《科学》杂志而以所作与世相见。该社还刊行《论文专刊》，汇集刊印每年年会宣读的论文，从1922年开始刊行了多卷，以为社员发表研究所得及对国外交流之用。又如中国地质学会自1922年成立之后，就开始刊行《中国地质学会志》，直至1940共刊行20卷，共计8000页（每卷平均约400页），插图1000余幅。该刊多刊载纯学术的论文，多用英文，间有用法文或德文的。由于内容充实，质量较高，颇得中外人士的重视，在世界地质刊物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国外重要学术机关团体与之交换刊物的在1936年之前就达到了220处。该会除发行西文会志外，1936年起还刊行中文《地质论评》，年出一卷，卷分六期。总之，各学会成立后，都将刊行科学杂志，推动科学研究，作为重要工作。大量科学刊物及科学论文的发表，无疑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表7.1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主要科学团体一览表

续表7.1

本表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普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材料编制。

与此同时，很多学会还出版各类科学专著，开展各类科学事业。如中国科学社就出版有“科学丛书”，凡对有系统而较为繁重的著作又由该社专门刊行出版。该丛书包括赵元任《中西星名考》；吴伟士《显微镜理论》；钟心煊《中国木本植物目录》；章之汶《植棉学》；谢家荣《地质学》；蔡宾牟《物理常数》；李俨《中国数学史料》；张昌绍《中药研究史料》；罗英《中国桥梁史料》以及集体写作的《中国科学二十年》等。此外，中国科学社还出版“科学译丛”，及时翻译出版西方有关科学理论及应用的重要书籍，其中包括由汪胡桢、顾世楫合译的德国旭克立许著《水利工程学》两巨册，杨孝述译的英国物理学家布拉格《电》，陈世璋译的《人体知识》，俞德浚、杜瑞增合译的尼登《人类生物学》，叶叔眉、蔡宾牟合译的《俄国物理学史纲》两巨册，庶允译的《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任鸿隽译的《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等。中国天文学会也出版“天文学丛书”，包括会员秦汾所著《应用天文学》，胡文耀著《普通天文学》，常福元著《中西对照恒星录》、《中心仪说》，高鲁著《相对性原理》等，后来还正式编纂中国天文学丛书规约。

另外，各团体还开展了各种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事业，如中国科学社创建了明复图书馆，筹资建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帮助作者印刷发行学术论著等。

（2）开展学术交流，推动联络研究

学会的建立，往往源之于振兴祖国科学的需要，克服以往科学研究缺乏联系和交流进而阻碍科学事业发展的弊端。正如高鲁在“发起中国天文学会启”中说：

我国对于气象之变动，虽史不绝书，……（但）关于斯学之研究，只有官守者有应用之职责而不能普及于齐民，既不合群力以潜心阐发，遂无前创后继之趋势；……环球文明各国，无不设有天文学会以互资他山之攻错。有所发明，则群相传播；有所怀疑，则群为商榷，俾应时势之需要。夫国土有疆域，科学无界限，于是天文学一科，遂由各国天文学会组成万国天文学会；其关系之重要，概可想见。……所以比年来莘莘学子，深知今兹年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于是各项科学学会，均次第设立；顾于天文学会，独付阙如，谓非一大憾事耶？……爰发起天文学会，就天文一科与当世大雅君子作共同之研究。⁽⁸⁾

可见，“合群力研究与探讨”正是当时各类科学学会成立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能真正做到最高水平的合作与交流，各学会往往集中了当时最杰出的科学专家，有的学会会员还不受国籍限制，带有明显的国际性。如中国地质学会规定“国外之地质学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地质学或古生物学者之成绩特著并对中国地质学有特别贡献者，得为本会名誉会员。”⁽⁹⁾据1923年统计，该“学会会员计77人，其中包括美籍10人；瑞典5人；俄籍3人；法籍3人；英籍3人；日籍两人；比利时、捷克、奥地利各1人。”⁽¹⁰⁾又如中国物理学会会员分普通会员、团体会员、名誉会员及赞助会员四种，其中名誉会员即为“国外著名物理学家对本会事业有相当贡献，由会员10人以上之提议经理事会一致通过者。”⁽¹¹⁾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Langevin）即是被中国物理学会选为名誉会员的第一人，此后又有多名美、英、法及印度的物理学家成为物理学会的名誉会员。

各学会成立以后都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正如天文学家陈遵妫所说：“凡一切科学之促进，必须相与观摩，以资鼓舞，量力互助，以增效率，庶几集合意见得成系统。”⁽¹²⁾学术交流的途径主要是定期举办年会以及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见表7.2和表7.3）。在这些年会上，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即1934—1936年曾三次召开了多学会共同举行的联合年会，这可谓是当时中国科学界的一大景观，大大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如1935年8月，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六个学术团体，在广西南宁举行的联合年会，本着“以文会友，集思广益，嘤求共韵，志切观摩”的宗旨，其会议的规模和切磋学术的成效都是空前的。会议到会代表达到324人，其中外国学者11人，⁽¹³⁾提交会议的论文达167篇（不含新桂系首领的演讲及六学会的工作报告）。据初步分析，年会论文涉及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包括动物学、植物学、昆虫学、细胞学、植物生理学、胚胎学、神经生物学）、地质矿产学、建筑学、环境科学、机械工程学、农学、营养保健学以及社会科学等20多个学科和专业，还有多学科交叉。时值30年代中期，我国近代科学研究起步时间不长，研究的领域涉及如此多的学科，取得如此多的学术成果，是很了不起的。曾昭抡就化学方面的成就说：“我国近数年来在纯粹及应用化学上之研究成绩，远超过以前半个世纪。”⁽¹⁴⁾有些论文的学术水平在国内是第一流的，震动了国内科技界。联合年会不仅交流了研究成果，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商讨科学国策”、“团结科学团体”、“考察科学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¹⁵⁾

表7.2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主要科学团体年会一览表

续表7.2

本表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普出版社1990年版）及梁成瑞、何艾生著《中国民国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二书材料编制。

表7.3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主要科学团体参加国际科学大会一览表

本表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普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郭金彬《中国科学百年风云》（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二书材料编制。

（3）审定科学名词，促进科学的规范发展

在介绍欧美科学和开展科学研究与交流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关于科学名词的翻译与统一的困难，这一问题如得不到真正解决，那么，要真正实现科学规范与交流就很困难。因此，这些科学学会一成立后，就将科学名词的审查和编订作为自己的重要事业之一。

科学译名，首贵统一，学界人士，早有编订整理之祈求。可以说，中国对翻译科学名词的工作，早在江南制造局时代就开始了，清光绪三十四年还有过科学名词的编译，但从来都还没有全面系统地开展这一工作。1916年，中国科学社设立名词讨论会，讨论结果随时发表于《科学》杂志，后来，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正式审定了一部稿件，1922年以后中国科学社又参加了江苏教育会、中华医学会等团体组织的名词审查会，每年开会进行审查工作。由于科学范围极广，对科学名词的审查绝非少数人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而社会需要又极为迫切，因此，到20年代后期，科学名词的审查逐渐向分科发展，形成了由各学会自谋解决之势。如中国天文学会在1929年第8届年会后，就成立了天文名词编译委员会，推定委员九人担任此项工作。不久，会员高均等编订了一部分在该会《宇宙月刊》上陆续发表，后又有朱文鑫纂辑了《英汉天文词汇》等。直至1933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设立了国立编译馆，科学名词审查工作才由政府机关集中办理。1933年4月，教育部曾召集天文数理讨论会，议决天文名词1400余则，正式由国立编译馆刊布。又如中国物理学会1932年一成立，就成立由萨本栋、严济慈、王守竞、饶毓泰、张贻惠所组成的译名委员会，他们在北京多次开会讨论研究这项工作。1933年在上海召开中国物理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会务会议即讨论了国立编译馆请该会审核物理名词案，又推定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杨肇燫、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等7人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不久，名词审查委员会根据中国科学社审定的物理学名词、1931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萨本栋订定的物理学名词以及中央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周昌寿等各稿，加以审定及修订。共审定名词5000余则（共42册），在物理学会评议会通过后，于1933年10月交国立编译馆，并于1934年1月由教育部正式核定公布。这是我国物理学名词审定公布的第一次。从1933年开始，该学会组织常设物理名词审查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每届任期两年。在以后每次年会上，几乎都有议及审定物理名词或改选物理名词审查委员会之事宜。

（4）奖励学术成果，鼓励科学研究

为了鼓励青年科学家的研究和写作兴趣，进一步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许多学会都想方设法地设立科学奖励基金（见表7.4）。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也只有在“科学共同体”建立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它不仅有效地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开展，而且对于年轻的科学家的成长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以近代学会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加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沟通了中外学术的定期交流，使得以往耳目闭塞、闭门造车的局面得以扭转，也有利于中国近代科技汇入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潮之中。同时，这些学会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明中国科学家们已经组织起来，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群体，已远非传统学者们坐而论道、函札往来的形式所能比拟，也说明中国已经走出了五四之前仅仅以引进为主的近代科技时代。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科学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在动力的话；那么此时，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已经基本形成，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