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话质料的整体性

第三节　基督教神话质料的整体性

作为观念神话建构的第三个要点，我们接下来分析谢林着眼于“古代诗歌与近代诗歌在涉及神话时的对立”而对基督教的“神话质料的整体性”的建构（SW．V，S．417，429）。这个表述对我们是重要的，因为它将“观念的神话”的本质阐明为希腊神话的对立一极，阐明为近代诗歌的质料和新开端。这个表述同时还可看作是对基督教神话的首要条件的论证。不过，这个命题的决定性意义首先在于它的这个功能：它应该为对神话的理性观点带来一种洞察，即基督教并非是一种“封闭完成”的神话，而是在自身内具有“神话质料的整体性”（Ibid．，S．429，442），由此可看成一种生成中的神话，其具有神性宇宙的另一种方向。所以在建构中，谢林对基督教那里存在的神话质料不曾发生疑问，他提问的是基督教神话内这种“质料”的主要特征（Ibid．，S．429），凭着这种“质料”的构成，一元论的基督教才对立于希腊神话把自己揭示“观念的神话”。对神话质料的整体性这个研究，可在谢林对“诗的第二世界”的历史建构那里去追寻。

从艺术的角度看，一般质料是一种先验给定的，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事实，对于神话一般的整个历史研究来说，它等于是公设。这是无限者对自己的自我直观，以其自身也即理念世界为对象，以至于

诸理念可以实在地直观并可以直观为诸神，据此诸理念的世界可以直观为一个诸神世界。这个世界是所有诗歌的质料。在它构成的地方，绝对与特殊的最高无差别即在实在的世界中创造出来（SW．V，S．451）。

实在地进入到直观之中的这整个理念世界，谢林理解为存在论的神话圈，也即诸神的系统。他把“质料”之完满构成为观念神话，根本上看作“质料”的一种自我构成。在基督教神话那里讲述出来的“质料”，无限者本身，是研究的第一个对象。这个对象的本质是“始终和永恒为一，始终和永恒为一般与特殊之同一性”（Ibid．）。由于这样一种“质料”本身包含了一种形式对立的可能——以双重方式作为两个表述方向生存——要么宇宙被表述在有限者那里，要么有限者被表述在宇宙那里，谢林把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话的对立理解为存在于一无时间的诗的宇宙中，但又让自己显现在时间中的对立。基督教固有的东西于是在诗的宇宙之内，从体系的环节的立场得到理解。

按照谢林的意见，整体性质料之完成为一个世界，是出现在基督教那里，就基督教借助于对它自己的诸理念和它自己在时间中的实存的直观，使得对诸理念世界的直观成为可能的而言；它以此揭示了宇宙的历史的意义。基督教之达到这种神性认识，乃是借助于其宗教真理，它关于神的化身为人和神之死的理念，宣告了神之子基督，降临在其谦卑中的人性那里，并为了以身作则，把从神那里堕落的有限者消灭在自己身上，以此来与神修好。无限者不进入有限者，只作为光（也就是新世界的观念原理）把有限者引回到自己之内。人类意识随着基督教的这种真理理解上升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中，上升到作为“天命”世界的本来意义的历史中。从这个时刻起，返回到观念、神性中的那种活动，被看作生命的目的和主导动机，看作历史本身的未来和最终目的。基督教以其世界理解把无限者树立为神性原理，使观念世界在时间中现场化，并通过它在历史中的实存赋予这种显现一种实在的外观——谢林又称之为其“公开的”方面，主要通过“在其整体中的教会”的“公共生活”标志自己（Ibid．，S．434）。在这个意义上谢林把基督教阐发为在显现中必然与希腊神话发生对立的观念的神话，就基督教借助于其理念的普遍性把自己成就为“世界精神的一个完整方面的启示”而言（Ibid．，S．444），就它作为“言说在各种行动中的诸理念的世界”又是神性认识的一种外在和启示出来的生存形式而言（Ibid．，S．403），亦就它是作为“一种永恒的当下”继续延续而言（Ibid．，S．301）。

谢林以其历史分析为我们展示，基督教神话质料的主要特征可以从两个运动那里去把握。其一是由混合的历史关系所造就的运动，这些历史关系是基督教作为其历史基础拥有的；另一是对矛盾的有意识的、无穷的扬弃活动，这矛盾原初表现为无限者与有限者之对立。“历史关系中的‘奇迹’”被阐发为“基督教唯一的神话质料”，它的本质是对在其主体规定性中的神性的启示。这种“历史—神话的”质料一方面本身显露在“基督的历史”中，另一方面也显露在“传说”、“殉道者”或“圣使徒”的故事等当中。同样我们也能在近代世界的各种抒情诗、史诗—小说和戏剧作品那里认出这种“质料”。所有这些作品那里都有“观念神话质料的原初趋势本身在展露”（Ibid．），这趋势的基础是把宇宙直观为“神的王国”。比如在文艺复兴诗人但丁的诗作那里，也有这种历史关系的表述：例如《神曲》在其地狱、炼狱和天堂这三种基本直观那里都始终以历史的“质料”表现宇宙。^[3]

基督教的基本宇宙直观：宇宙是“历史”、是“道德世界”，造就了观念神话的根本特征。这种世界理解最清楚地表述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理念中，谢林总结说，这个理念是基督教对宇宙和历史的全部观点的完成。这个理念中包含了“世界的历史”，因为神在基督那里的真实的客观化揭示了无限者，此举关闭了有限者的世界，打开了观念原理统治的世界。希腊的宗教和基督教宗教都在更大整体中把自己揭示为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它们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对历史，实在的统一体对观念的统一体，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展露宇宙的最终目的。换言之，宇宙之内的这二者的对立对于世界理解是必须的。恰恰借助这种对立，基督教揭示出迄今为止始终隐藏着的观念世界，希腊人所谓“不可见的和精神世界的秘密”（Ibid．，S．289），同时又使作为整体另一方面的希腊的完整意义及其完全客观的意义袒露出来——宇宙在那个方面是在有限者那里得到表述。

以此，对认识着的理性，宇宙的两个完整环节是自身启示的。由于从神性中的堕落，基督教的意识扬弃了理性的无辜状态，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在直接要求调和。所以在基督教那里，宇宙的所有的命运得到的都是象征的把握，这些命运都“完全地重述并清楚地映现”在基督教这个“天命”世界中（SW．VI，S．57）。在这些命运中是永恒必然性启示自己：在同一性时代，命运随着同一性把自己表露为自然；随着从自然的堕落，命运把自己表露为一种过渡，自由与必然的一种实在的矛盾对立；在更高的层面上表露为“天命”，对原初同一性的有意识的“重构”（SW．V，S．453）。道德的意义，历史的最终目的和开端的意义把自己揭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那里。这种世界观认出历史的本质即是神自己，历史只是神的一个连续地展开的启示。

神性在基督教那里去掉了它的外衣，历史在这里是“神性王国的变得清晰的神秘主义”（Ibid．）。这种神秘在“质料”中的反射是神秘主义，基督教内部固有的那种“与诗相颉颃的对立极”（Ibid．，S．456）。正是在完满的神话质料与观念上不封闭的神话的这种矛盾里，观念神话的趋势本身凸显出来：它在本质上即指向超出诗性神话，使它自己的理念世界的那种普遍性与绝对性进入一种生成活动，因为在它那里显现的方面仍是受限制的。谢林极其深刻地将这种否定性关系恰恰把握为“世界精神的诸种启示”之一（Ibid．，S．442），认为只有在更大的存在整体中基督教才可能“复作为普遍有效的诗意质料出现”（Ibid．，S．443），它作为这样的“诗意质料”的条件，即是本身成为这更大整体的一个部分。正如绝对原理成为客观的活动根本上只能发生在差别的领域，世界精神的计划也只能通过矛盾对立启示在现象中。使近代世界成为存在整体的一个部分乃是世界精神的意志。所以神秘的东西的出现是必然的，因无限者必须使自己从其掩盖中突破，存在于其自身之中。世界精神借助于矛盾对立揭示其目的——无限者必然是“诞生在永恒新生的诸形式中的”（Ibid．，S．305）。从整体的角度看，近代意识必然从对立的东西出发，而试图“凭借类族的全部历史的质料”去创造它忠实的世界图像。只有在这种时候，近代的诗歌才会构成为“为整个类族的诗”，构成为“真正的史诗”（Ibid．，S．442）。这样一种由“世界的整体和情感的整体”所灌注的“完成的诗”，才能满足“观念的神话”的前提条件（Ibid．，S．444）。

正是在宗教与艺术的内在的纽带那里，谢林看到了基督教这种精神性宗教被带到其真正客观化显现的唯一方式。这样一个宗教的意义本身直接指向无限者、指向“理智的世界”，一种对古代世界是“不可见的”、“秘密”的东西；这样一个宗教的意义既不能在古代的诗那里找到其满足，也不能在那里找到其适宜的表述媒介。“观念性的神话”因此首先必须为自己创造出它自己的诗和艺术，其中能获得这种媒介。“神话质料”与艺术的关系并非偶然，它是从构成活动的同一性本身导出的。按这种构成活动的同一性，艺术不仅是一种观念性神话的必然的和具整合性的部分，它首先要被认识为一种按照诸理念构想出来的精神家园状态。无论是精神性宗教还是退回到本身的纯粹观念性中的观念性神话，都在艺术那里具有一个公开和打开着的方面，而这种情况已经根本地显示在基督教的历史那里了。比如基督教的产生就曾以对神秘主义做一种历史性的公开昭示为条件，基督教的大多数礼仪，它那些象征性的行动，它的等级制形态，它的礼仪等，都不过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神秘主义的一种公开的摹仿。在这个总体关联中，艺术的创世性活动要理解为基督教的“神话质料”的一种实现。艺术现在处于争取与无限原理调和、修好的那个世界之中心，此世界既通过神性的认识也通过与理念相适宜的自由行动表达出来，但它首先是让自己通过自由与必然的综合，也就是在艺术那里表达出来。

无论如何，在谢林看来，艺术作品那里对“神话质料”的诗性构成提出的这种要求，在他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新教虽然唤醒了无限原理，借助于与“经典的古代精神的一种结合”重新充实自己固有的生命，但新教并未达到它追求的这个目标，因为它还从未做到，“赋予其自身一种外在、真正客观的和有限的形态”（Ibid．，S．440）。“神话质料”和时代质料的客观化所要求的那种诗，如其在但丁那里，以独创方式从宗教和诗的结合中创造出神话的质料那样，可以说尚未出现。谢林在这里公开地批评近代诗人，主要是弥尔顿和克罗普斯托克等人试行的“基督教式史诗”工程的那种非诗性的散文性特质，因为它们“在象征和真正神话东西方面［表现出］彻头彻尾的贫乏”；批评他们脱离自己的类族，对神话抱有那种“纯粹是主观性的使用”态度（Ibid．，S．441，443）。对谢林来说，对真正史诗的要求始终是近代世界面对的敦促，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艺术行动应该是最高的行动，而在艺术这个“合题”里面，“自由的必然性以同样的方式显现为知识活动和行动”（SW．VI，S．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