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理念论在谢林那里的自然哲学转向

第一节　唯理念论在谢林那里的自然哲学转向

在进入同一性哲学基本理念之前，让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德国唯理念论在谢林那里的自然哲学转向上，因为这个“转向自然”的形而上学关怀与同一性哲学关系最为紧密，其在直至同一性哲学阶段的那整个精神运动中一直在发挥着作用。^[1]而对这一点，迄今为止的谢林研究在探讨谢林艺术哲学思想时给予的关注不够，由于谢林哲学发端的多切入特点，不少研究者在面对其自然哲学的理论切入时，满足于以表面化的分期处理去对待其中与先验哲学思考的对立。

谢林曾在他的PdK系列讲座中公开提出，一种未来“新神话”的“质料”就存在于自然哲学那里。这个断言当时引起公众的热烈反响，影响范围甚至达于德语世界之外。然而这个断言的真正含义，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笔者认为，当时的谢林根本是在澄清其PdK与一种早期浪漫派“新神话”的思想关联，特别在关于“新神话”的实践维度的考虑中讲出这番话的。然而听众甚至后来的研究者们，多数都在积极的实践导向下去理解他这个提示。相关研究中至今存在的对谢林两大艺术哲学举措的所谓“审美的”概括把握说明，人们在此如在其System的“艺术—工具构想”那里一样，并未充分理解和把握谢林当时在实践和历史哲学方面的保留立场，或许还忽视了谢林与早期浪漫派对“新神话”的理论切入的不同理解及分歧的关键所在。谢林在PdK中的断言实际上同时是早期德国唯理念论哲学力图与早期浪漫派有关主张“划清界限”的举动，但他的听众、读者甚至后来的某些研究者，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完全搞明白这一点。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返回到谢林发出此一断定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追索其问题维度。其时谢林的自然哲学纲要刚刚问世不久，这种自然哲学是关于“natura naturans（主体的自然）”的哲学，它与沉溺于“绝对主体”、意图消解自然的费希特哲学在出发点上即针锋相对。当时，在所有思想家无一例外地从科学的自然认识角度向自然提问时，唯有谢林继承康德的目的论研究的客观指向，真正从哲学上思考着“现实的活生生的自然”，思考这个存在的整体与我们的关联。即使在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那里，这个自然哲学切入也是完全独有的现象。所以这种打破费希特僵死自然观的整体论自然哲学，曾吸引众多青年俊杰从四面八方来到耶拿，这个主张在当时受到公众的热烈呼应并非偶然。但是唯理念主义自然哲学的繁荣昌盛为时不久，即因其强烈的思辨特征而陷入理论上的拓展困难。此外，世事之变化是如此地不可逆料，到一个多世纪后的20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中忽视和误解谢林的自然哲学者竟已是大有人在。我们仍以马堡的唯理念主义研究者阿尔沃恩（Allwohn）为例；如前所述，他对谢林的神话学的分期研究曾在学界发生过一定影响。他在1927年发表的对谢林艺术哲学的研究专著里困惑不解地说：关于“新神话的质料在于自然哲学”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头绪，谢林在他的任何自然哲学文献中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指把自然哲学神话化或象征化）。也就是说，由于谢林本人当时正是新的自然哲学的思想代表，又是早期唯理念主义者中系统阐述“新神话”问题的思想代表，阿尔沃恩就倾向于认为，谢林确实会做出这方面的尝试；至于谢林并没有做这件事，在他看来当属谢林思想中发生的一系列“半途而废”的事故之一。这位新康德主义的学者在此对谢林的误读非常之典型。实际上如果他认真对待PdK中那个著名的断言及其语境，他本来不会犯下这个错误。谢林在那里说得相当明白：他本人决不会这样做，因为那只是“使用神话”的工具理性态度。阿尔沃恩的判断对研究的负面影响实在不算小，很多人因此误认为谢林的这个说法是追随浪漫派的“热狂”所致，因此在谢林离开其艺术哲学建构，浪漫派美学退潮之后，这个思想不再值得认真对待。此后，由于德意志民族的独特的命运——战争状态、民主社会重建——相关研究始终没有接续下去；总之这个题目基本被搁置，以至于我们到今天还不能说我们充分理解了谢林关于一种“新神话的质料就存在于自然哲学之中”的思想，相反，我们在研究他的PdK时不得不一再面对这个重要的问题，谢林此说的意旨究竟是什么？

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PdK的翻译和研究，笔者接触到这部艺术形而上学著作中包含的“艺术—自然”问题集合。因为如“新神话的质料存在于自然哲学中”这类艺术哲学问题本身的广度和深度已迫使我们全面地去研究谢林同一性哲学时期的神话哲学问题，进而研究相关的谢林著作文本、同时代人的相关文献，包括早期浪漫派的思想运动如“审美革命”、早期唯理念论的产生发展史、德国古典神话学的遗产以及启蒙运动的精神运动。在文本研究、命题重构、思想史梳理的基础上，笔者联系着谢林哲学强烈的自然哲学动向，对PdK中的这个论断得出了自己的初步判断：谢林在此对问题处境的重构总是着眼于自然哲学，他追随康德“第三批判”中将艺术与自然并列的做法，借助于将艺术的象征化实现过程与一个超越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强力衔接而创造现实性。这样一个强大的具有整体论整合能力的强力对他来说正是自然。

谢林自然哲学的重要思想，应当在谢林自然哲学专题研究那里得到系统的处理，在以谢林的“耶拿维尔茨堡”艺术哲学（1802—1805）举措为研究课题的本书第二部分中，笔者仅从PdK题目的角度对谢林的艺术哲学与其自然哲学的思想交叉作出阐发，指出PdK中神话问题的处理必然涉及的相关自然哲学内容。这两大哲学的思想交叉问题在讨论中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阐明，与研究为谢林自然哲学思想的平反问题有关，而学界对谢林艺术哲学研究很少将其置入其自然哲学关联中这个状况，致使许多相关讨论流于表面化，甚至是对PdK发生误读和诠释误导的原因之一。

在谢林的整个思想发展史中，1801年至1802年间所谓“同一性哲学体系”的地位极有分量。这不仅因为这个体系体现了谢林早年思考即已赢得的那些重大哲学开端在这个阶段得到系统的、成果丰富的具体实现，还因为它同时标志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发生的整个“自然哲学转向”的那些最高成就和理论成果，它们主要体现为：整体性的要求实现在作为科学的哲学中以及德国唯理念主义从体系上整个上升到绝对唯理念主义。

反过来，从这一自然哲学本身来看，这个转向当时在谢林那里又是经康德的批判哲学洗礼所获得的哲学成就之一，是谢林对KdU中“审美—目的论”方式的理性批判的一个决定性的发展。^[2]康德引进的“第三批判”工程，旨在研究一种创造性的能力也即作为“将哲学的两个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的调和工具的”的那种判断力（B XXI）。因为，康德在1781年的KrV和1788年的KpV中分别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所做的严格的“认识论—科学”审查，最终未能如预期的那样揭示诸认识能力的一个整个领域，而是揭示出不具备连续性的“两个领域，即自然概念的和自由概念的领域”（B XVIII）。同时，随着知性的论证式的知识活动和思辨的思考之间的边界被清晰勾画，作为“科学理性”的理论理性表明它本身并没有能力研究绝对的客体，走向“事物本身”（Dinge an sich），它无力对作为现实性的一个整体的自然得出一个概念。相反，理论理性在“科学—技术理性”的框架内，只是说出了自然诸现象的种种总体关联。所以，理论理性本身已经提出了通过行动也即借助于实践理性得到扩展的这种要求。通过实践理性，“无条件者”应该在历史中被认识并得到实现。然而，实际情况再次是，即使在实践理性这里，理性也没有能力做到现实地完成和实现其与最后的整个总体关联、整个现实性的调和。相反它只是做出目的论判断，即以先验公设的形式提示这个调和的存在。

这种处理的最典型的地方正在于，KdU把两个系列的思考，即对有机自然和对自由地行动着的道德生物的思考，总起来放到一个视点即合目的性的视点下面进行研究，由此导出的是一种目的论论证，即最终以目的之诸种状态去解说自然内部的各种过程和道德领域的各种过程。借助于这种目的论研究，尽管并没有完成所期待的调和——就目的论的判断力只服务于一个作为诸目的系统的自然这样的范导理念而言，康德却将规定理性的最终目的和实现理性的最终目的，坚定不移地设立为先验哲学的问题集合，在这种总体关联中提示我们对作为一种自然方式的理智存在的自然的一种内在要求。自然于是以这种方式重新得到了它的尊严：通过这种判断活动关系，自然被牢固地维系在人类意识中。所以，尽管康德哲学在其体系方面和实践哲学方面的基调都是一种“非决断”，康德仍没有完全否认对超感官东西的认识可能，也就是一定意义上没有完全否认建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可能。相反，批判哲学本身就在要求和敦促，对知性中普遍存在的那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给出一种更高的解决；因为对历史理性来说，这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与世界的那种不可去除的基本关系。

对此，青年谢林认为，一种逃避真理要求的“软弱理性”，决不能满足哲学精神的永不停息的探究本性。因为真正的哲学精神自始就在努力发掘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将来也必定继续这样做。所以谢林从一开始就把一种自然哲学尝试理解为对实践哲学内部自律问题的解决。早在图宾根求学时期，谢林的哲学思考就在密集地与康德思想发生交集。而他在1796年发表的Briefe中，已经在康德对先验综合的可能性提问的背后看到一个更深的问题：“表述在综合判断之内的那种统一，其原理究竟存在于何处？”（SW．I，S．285）正是在综合判断这里，他看见解释自然的创生活动这个哲学任务。因为通过这个解释应该揭示，究竟借助于我们内心的何种过程，我们作为道德理性必然地要为我们自己表象一个自然，并且是表象为客观的、外在于我们的表象而存在的、带有其全部规定性和层面化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任务牵动着理性生物的最后关怀：解密本来意义上的形而上世界，以使整个理念集合，即从其“创世”角度去看的神的理念、人的那种与自然的必然性并列的道德自由的理念以及灵魂不朽的理念等都能在这种形而上学中得到理论的表达。

凭借哲学理性的自我批判洞见，谢林已经看到，在哲学体系内，整体性这理念始终不可能被去除，然而如康德那样借助于自然目的论，整体性却始终只能以判断的形式得到反思，因这种目的论的解释方式“实际上扬弃了所有真正的自然解释”（SW．III，S．610）。谢林哲学不仅在其最早的发端那里就是从自然哲学的思考起步^[3]，而且自1798年的Ideen起，更完全投入到整体性的自然哲学建树。他的自然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把自身仅理解为哲学的一个特殊门类；相反，这一哲学即使在处于其特别的形态如“思辨物理学”中的情况下也始终保持不可扬弃的形而上维度。早在Briefe中，这种主导的形而上动机即已表现得相当充分：它寻求在“绝对者”那里系统地扬弃相互冲突的诸原理的所有对立，连同哲学方向的对立在内。这个新的努力明确地指向了一种“绝对统一”（SW．I，S．294）。从这种绝对统一的角度来看，康德阐发为认识能力之原始综合的那种先验认识论事实，只能算作对它的一种“主体性表达”。新的、批判地结合批判主义和独断主义不同精神方向的哲学体系，则要直接进入更高的问题，进入对一种“绝对综合”的提问。

这种自然哲学给自己提出的是整体性要求，把自己完成为科学的体系。现在它按照自己的精神方向在“自然的理念”那里寻找统一性的原理，如1798年的Einl．Ideen所说：

自然应该是可见的精神，精神应该是可见的自然。也就是说，在我们之内的精神与我们之外的自然的绝对同一性这里，一个外在于我们的自然如何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必然消解。所以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自然的这个理念（SW．II，S．56）。

这种自然哲学认为，它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所做的努力就是提出“有关我们精神的一种自然学说”（Ibid．，S．39）。这样的自然学说处理如“一个自然如何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要从一些最初的原理中把整个现象界推导出来，它还处理例如物质的建构问题，并且是这样地把问题提出来：“诸事物的统一，其在无限本质那里只能存在论地存在，怎样在我们的知性那里变成了目的论的”？它也直接处理如有机体的起源问题，特别还追问最后的问题如：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理念”究竟如何进入到我们之内，它“为什么原初地就是我们人类能够想象得出来的所有的事物的基础”？所有这类的努力都唯一地指向“自然的理念”，而这个理念不是别的，正是“自然整体的绝对合目的性”（Ibid．，S．54）。

谢林以其自然哲学努力，从哲学最后的原理出发，同时对先验自我进行了一种“降级”，其哲学史表述乃是对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的关系问题给出的判断。谢林最初把他的自然哲学理解为能够从根本上补充其整个先验唯理念主义体系的；因为借助于自然哲学，唯理念主义体系中整合了一种实在的方向，哲学体系于是通过体系扩展在自身中同时将作为实在论的自然哲学与作为唯理念主义的先验哲学结合起来。随着1799年左右他的自然哲学完全展开和其后不久System的问世——这体系一方面按照同一性原则作出阐述，另一方面又在以费希特精神进行发挥——谢林梳理了自己的思想，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在1801年达到了自己的“同一性体系”，一个最终形而上地完全建立在一种自然哲学上的体系，也是从与费希特的激烈理论交锋中最后成型的哲学体系。^[4]

谢林的自然哲学同时也正是使他的整个哲学与费希特唯理念主义判然有别的那种学说，就如青年黑格尔当时立即觉察的那样。^[5]费希特企图借助于把整个解释根据都移植到“自我”那里，去克服绝对唯理念主义哲学通过诸事物客观实存的前提去解释世界时所遇到的困难。^[6]于是他必须详细地回答，为什么对每一个人来说，随着一个“纯粹自我”的存在，整个外部世界及其必然和偶然的规定性全部被设定。^[7]费希特采取的方法是完全否定外部世界中的差别，否定意识之外存在的任何事物。于是那时对他来说，自然只存在于“非—我”（Nicht‐Ich）那里，仅存在于一个抽象的、标志空洞客体或标志局限的概念那里，在这种“非—我”那里，可感知的没有别的只有其反对主体、对立于主体这一点。于是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用自然概念回答康德提出的那些基本问题，即自然如何可能存在，自然法则又是怎么来的，甚至于根本没有必要。费希特根本不打算展开和演绎自然概念的内涵，他如此彻底地把“绝对自我”与自然对立起来，以至于我们在哲学上称之为自然的那种东西整个地消失于“非我”（Nichtich）的概念中：一切事物都是借助于“自我”和为了“自我”而存在的。^[8]

反对费希特这种“非我”概念——自然在其中完全被消解，谢林提出了他关于“主体的自然”的哲学。这种哲学能够用自我的一种“先验过去”解释自我与一个它必然要表象的外部世界的那种牢不可破的总体关联，这“先验过去”先行于我们的经验意识。

谢林在其1801年的同一性哲学文献《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Darstellung）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之间的根本差别：

譬如费希特，他宁愿完全在主体性的意义上思考唯理念主义，我则相反，我是在客观性的意义上思考之。费希特宁愿在反思的立场上与唯理念主义打交道，我则相反，我宁愿把自我置于创造活动的立脚点上（SW．IV，S．109）。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的原理在费希特那里是“自我”、“主体”，那么它在谢林那里既不是“自我”或“主体”，也不是“非我”或“客体”，不如说它只能是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的绝对同一性。所以对谢林来说，尽管费希特已经以其“绝对自我”一元地克服了康德的“非决断的”二元立场，但他的这一克服依然只是“哲学在其一个方向上的完成”。而在这个方向中，哲学乃是“对有限者之可能性的反思”（SW．VI，S．80），如谢林在其1804年的Propr－deutik中强调地表述的那样。

费希特针对谢林的System，严厉批评在哲学体系内部并列两大基础哲学的做法，谢林对此的回应是1801年发表在《思辨物理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为《论自然哲学的真正概念》^[9]（ den wahren Begriff der Naturphilosophie，SW．IV．）。他在那里把此种情况解释为在一个唯一的哲学内部存在有两个建设性理论方向的可能性。已然上升到绝对唯理念论的同一性体系不再从费希特的“自我”出发，也即不再从给定在“理智直观”中的“主—客体”出发，而是从一种“纯粹的主—客体”出发（SW．IV，S．86）。这种“纯粹的主—客体”是思辨地对先验哲学原理进行降级的结果，现在从它的一般立场来看，唯理念主义体系内部的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关系只是不同级次间的关系，它们恰恰分别是“关于自然的唯理念主义”和“关于自我的唯理念主义”。而前者具有知识论上的先在性，作为“原初的”唯理念主义的自然哲学因此是“派生的”唯理念主义的基础（SW．IV，S．84）。对先验原理的这个“降级”工作，主要完成在谢林本人的自然哲学阐发那里。所以Wahrer Begriff中有这样的回顾。在他1799年的自然哲学体系尝试1．Entwurf中，绝对同一性原理已经被作为“纯粹的创造性”来研究，这种创造性把自己无条件地设定在自然那里并揭示自己是“所有自然哲学的第一公设”（SW．III，S．5）。而这项工作进程现在已按照同一性哲学的一般表述得到解释和贯通：“我们要把所有哲学的思考对象即那种在最高的级次上等同于自我的东西加以降级，然后跟随这个已经还原到最初级次上的对象，从头开始进行建构”（SW．IV，S．85）。

因此，反思地伴随着原理之运动的同一性哲学体系具有一种“绝对的连续性”（Ibid．，S．89），这指的是那个从不间断的序列：它从自然中最简单的活动开始，一直贯彻到那种最高的和整合起来的东西也即艺术作品那里。从知识的形态看，这一连续性本身环节化为三部分：实在的部分，其原理是那种“纯粹的主—客体”；观念的部分，其原理是作为“意识的主—客体”的“自我”概念；完成为思辨的整体性学说的实在的唯理念主义，其关怀是研究和阐发“绝对的主—客体”。也就是说，同一性哲学的这最后一部分，涉及对艺术直观的各种“原始源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