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自然科学求“真”的思考

自然科学求“真”的过程，也即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哲学的思考或反思是人类认识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哲学需要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一套完整有效的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以便自然科学家能在辩证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研究活动，不犯或少犯错误；另一方面，哲学还要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去思考，科学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是负面的后果，人类能不能承担后果？有没有办法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避免负面后果的产生？如果不能避免有没有办法去减轻负面后果的危害程度？路径在哪里？

（一）对自然科学“真”分析

科学研究一般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和实验活动。为人类改造自然界，创造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世界，最终形成能够自圆其说逻辑完整的理论体系。当我们说科学“真”的时候，不是讲其研究过程的真，更多说的是科学研究结束后，在其基础上构建的科学理论的“真”。

当一个科学理论是“真”的，意味着它已被经验所验证，同时也是对这一理论存在的肯定。但就现实的科学活动来说，科学理论的“真”仍然是相对的。在理论和经验的外部关系上，科学理论的真与科学理论的可错性是相对的。而在科学理论的内在结构上，“真”是与理论基础的虚构性相对的。科学理论的“真”不仅不排斥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还必须以之为其为发展的合理形式。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基础的虚构性是“真”变化发展的内在要素，也是科学研究无法终极真理，在任何领域永远都有研究和发展空间的原因。

科学理论的可错性是波普尔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尽管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求确定无误的科学知识，但是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事实上，科学史只不过是一部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科学是试验性的事业，正如犯错误是人的本性一样，可错性是科学理论的本质属性。

科学理论可错性的存在，一方面，它是认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体现。科学理论的可错性是科学作为人类能动思维活动产物的重要本质内容。科学活动中的可错性不仅不是必须加以排除的消极因素，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科学活动不可缺少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它是科学理论比非科学理论具有生命力的保障。波普尔认为判别一种科学理论是否科学的依据在于它是否可以被证伪或可以被反驳。

科学理论的虚构性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科学理论构建过程中的主观猜想性；二是建构基础具有经验事实的不充分性。众所周知，科学理论的根本组成部分是概念和原理，爱因斯坦认为，这些组成部分虽是人类智慧的自由发明，但并非理性所主宰，它们“具有纯粹虚构”。爱因斯坦因此主张在建立科学理论时，我们免不了自由地创造概念。爱因斯坦所指的这种虚构性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科学创新行为，它是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对对象的全面认识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而提出试探性理论的一种探索性行为。这种行为既体现了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又强调了在一定基础上的创造性。因而，它与完全虚构和凭空幻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受爱因斯坦的启发，波普尔在其科学哲学中，强化了科学发现中“大胆猜测”方法论的地位，由于主观猜测性成分的存在，科学理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

科学理论的可错性与虚构性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一面虚构性是可错性的前提。由于构建科学理论时存在虚构性的行为，科学理论中包含可错性成分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可错性是虚构性行为的依据，一切科学理论是可错的，它终被后来的经验所证伪，因此构建科学理论时的虚构性行为就是合法的。

尽管科学理论的“真”与可错性、虚构性是对立的，但两者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具体地说，“真”是可错性、虚构性滋生的土壤，可错性、虚构性是“真”变化发展的内在要素，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1．“真”是可错性和虚构性滋生的土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理论基础的虚构性是求“真”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科学理论的求“真”过程归根到底是为了追求科学理论的真、善、美的过程，是求真、求善、求美过程的统一。这个过程最终实现了科学理论的“真”，同时伴随着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

2．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是“真”变化发展的内在要素。科学“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已为公众接受的陈述系统，也不是一个向某终极状态稳步前进的系统”，“科学中不可能有最终陈述”。因此，作为科学活动的结果的体现——科学理论，它的“真”也不是终极的。它必须体现在科学理论的变化发展之中，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真”是随着时间进程不断地从低到高上升的。科学理论的“真”的这种逐渐上升的变化状态，归根到底来源于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一方面，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的合法性从根本上弘扬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它能激发科学劳动者冲破束缚，用另一种更好的或者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理论本身固有的可错性和虚构性的特性，它迟早要被经验所证伪，这促使人们重新去探索，用更“真”的科学理论来代替。所以说，可错性和虚构性是“真”变化发展的内驱力。

3．科学理论的“真”与可错性和虚构性都是科学精神的体现。科学精神是人类从事科学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体现在科学文化中的精神。由于科学具有历史性，那么体现科学活动的科学精神也是历史的，科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有着不同的科学精神。尽管如此，科学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了科学精神应有两个历来就具有的、最本质的内容：一是求实精神；二是自由探索精神。而这两种具体的精神在科学活动结果中的体现形式便是科学理论的“真”和科学理论的可错性、虚构性。换言之，“真”是求实精神的核心体现，可错性和虚构性是探索精神的本质反映。

（二）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思考

近代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把人类对自然环境改造的能力无限的提升，带来了人类在生产、生活和思维领域的全新变革。人类在享受工具理性赋予人类的各种方便与好处的同时，才渐渐发现科学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类诸多的问题。有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影响人类的发展，甚至会毁灭人类自己。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要对科学的发展设限？这看是一个科学问题，其实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可见，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思辨，许多关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仅从自然科学本身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必须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思考和寻求答案，并给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指导，以利自然科学在正确的道路上健康发展。在此我们要对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

1．科技乐观主义与科技悲观主义的异同

科技乐观主义的实质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神圣化，视技术进步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后果持乐观的态度和看法。科技乐观主义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解除和摆脱人类社会各种难题和困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科技不仅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且能解决经济危机、失业、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口、战争等问题，科技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作为科技乐观主义的主要倡言人培根、霍布斯、笛卡尔、圣西门盛赞科技的作用，坚信科技会使大多数社会问题得到解决，是“科技治国论”思潮的根源。由此，人们便对科技产生一种宗教般的崇拜，认为高技术就像上帝一样万能，能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能使人类获得永恒的幸福。科技乐观主义虽然也看到了科技产生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认为科技产生的社会问题并不代表科技本身有问题，而是由于人类利用和掌握科学技术上的缺陷或失误，这种缺陷或失误可以通过科技的发展以及人类在科学技术利用上的有限理性的不断进步来解决。

科技悲观主义又称反科技主义，他们认为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对地球的过度开发与消耗，以及对地球环境的严重污染，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无法避免和克服的。他们怀疑、否定科技的积极作用，主张科技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抨击了当时盛行的科技乐观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技的发展使人沦为它的奴隶。随着全球性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恶化、能源、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科技悲观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向世人警告：“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鸟鸣的声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这本书给沐浴在工业文明之中的广大民众以巨大的震惊。1972年美国学者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和丹尼斯·梅多斯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对当时西方经济的增长进行了批判，“如果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资源消耗等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人口和资本将按指数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出版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著作，作者赋予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以哲学的意义，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其实是一个不断衰亡的过程，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能量消耗，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危害。从1979年到1992年，以技术悲观主义为主题的《技术、悲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文集》的发表，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人开始相信“人类的未来充满黑暗”。有人甚至干脆打出反技术的旗帜。他们认为，技术的发展会造成人类文明的衰落，人性的毁灭。为了挽救人类，消除技术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只能阻止技术的发展。有些人甚至主张复归中世纪和古代的田园般的生活。科技悲观主义用一种否定的情感意识、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去认识和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学者将技术悲观主义按照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种理论类型即道德型技术悲观主义、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和生态学技术悲观主义，认为科技悲观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自我感知论阶段、社会价值论阶段和全球意识论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而生态学技术悲观主义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以及生态意识和全球价值观，对我们人类社会发展有很多的启迪作用。

无论是科技乐观主义者还是科技悲观主义者，从根本上说都是科技决定论者。在他们看来，科技的发展及其后果不是来自外部因素，而是由科技本身决定的。这种科技决定论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科技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加祸于人类，科技是善用还是恶用或误用都取决于人自身。要真正使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使科学研究造福于人类，使其负面效应降低到最小限度，就必须改变以人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可持续的生态发展观。

我们提出科技发展要具有人文关怀，并非要抑制科技的发展，更不是取消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伟大革命力量。提出科学发展要具有人文关怀，旨在减少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而又不悖于人全面发展和价值全面实现的人学宗旨。我们不能因为科技悲观主义的批判而返回到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但也不能盲目地坚信科技万能主义，而要使科技在施展其认识和改造世界作用的过程中全面考虑整个世界所有生命的价值，最终使科学技术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从而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建立一种和睦合理的关系，实现人、自然、社会和生态几方面的和谐。

科技的发展虽已不可阻挡，但人类完全可以利用“理性的缰绳”，控制“马车”奔跑的速度和方向，利用“善心”、“善用”、“善智”来使用科学技术，即以善心动机创造科学技术，以善心目的使用科学技术，以良好的道德智慧评估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成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之剑”，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

科学求真，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对自然界而言，既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又是自然对人的异化过程。一方面，自然界成为属人的自然，为人所需要和利用的自然；另一方面，人的活动结果却使自然摆脱人的控制，反过来成为祸害人、对抗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己力量的失控，就是生态危机，也即是我们所说的全球性问题。

所谓“生态危机”，主要是指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在全球规模或局部区域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损害、生命维持系统的瓦解，从而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人口指数增长、自然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严重三个方面。

首先，人口指数增长。五百多万年前，开始了由猿到人的进化，起初，人口发展非常缓慢。公元元年全球人口约为1.75亿至2亿之间，1830年，世界总人口才达到第一个10亿，到1930年，世界人口总数也只有20亿。真正的人口高速增长，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60年为30亿，1974年为40亿，1987年达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第二、三、四、五、六个10亿分别用了100年、30年、14年、13年、12年。根据人口指数增长理论，有的学者提出这样的警告：现在世界人口每年净增7800万人，如果保持这个速度，大约每过35年就要增加1倍，到公元2600年，人口增长到630亿。这样每人在地球上只能占有0.23平方米的面积，没有生存空间，人类将何以为生呢？

其次，自然资源消耗过快。自然资源，是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所利用的物质和能量的总称。按自然资源的物质属性，通常将其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两类。前者是指人类开发利用后，在现阶段可更新、可循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水资源、生物资源等，后者是指在现阶段不可更新、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据统计，全球平均每年有大约600万公顷的土地沦为沙漠。世界森林面积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世界现有热带雨林19.35亿公顷，每年丧失近1100万公顷。这种趋势如果不改变，50年后热带雨林将从地球上消失。生物物种急剧减少。现在每6个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全世界有2500种植物和1000多种脊椎动物濒于灭绝的危险。除生物资源衰退，矿物资源也处在危急之中。人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能耗竭这些矿物储备，而地球的自然地质过程不可能在相对短暂的社会历史时期内再次生成第二批矿物。

第三，环境污染严重。所谓环境污染，是指由于人类的活动引入环境的物质和能量，造成危害人类及其他生物生存及生态系统稳定的现象。污染分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近百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大小数百起由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事件，绝大多数都与空气污染有关。据统计，已经发生危害或引起人们注意的大气污染物就有100种左右，其中对人类环境威胁较大的主要是煤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特别是这些污染物进入大气圈，会产生“温室效应”。据计算，目前全世界每年向大气中排放60多亿吨二氧化碳，递增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估计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0.8－3.5℃，将使海平面上升20－40厘米。那时，沿海地区将直接受到海水入侵的威胁，引起全球性灾难。

3．对科学研究的哲学反思

曾有人说过，“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哲学家却早已在此等候”。此话不是说哲学高于科学，而是阐明哲学在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时候，哲学家比科学家站得高和看得远。哲学家总是站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去思考问题，更加注重远度和广度，自然科学家则更加注重深度。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思维。

首先，哲学是人的精神的出发和回归点。哲学是人精神运动的不竭动力，人的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学术元素就是哲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本民族的哲学思想，

这个民族的未来发展希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更谈不上去进行思辨研究和科学研究。科学也正是由于在哲学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使科学成为科学，科学理性作为哲学理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这种高贵的非功利精神。哲学与科学理性本质的非实用性就是它们区别于其他学问的根本特征。

其次，从历史发展看，哲学和科学是不可分的。因为历史上，科学就曾是哲学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从哲学中派生出来的。因为科学总是会碰到若干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如从个别现象怎么能得出普遍有效的规律等。而科学哲学大致与近代科学同时产生，当一些人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以获得关于这些自然现象知识的同时，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们则试图解释如何获得正确的科学知识，科学哲学就此产生了。当然，跟自然科学一样，那个时代的科学哲学也同样处于萌芽状态。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自然科学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科学哲学也同样发展壮大起来，科学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试图从认识和方法的角度说明：科学究竟是什么。

再次，哲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引方向。现代哲学对于科学导致的唯理性主义及其异化后果的反思可以看作哲学对科学的指导。如果没有哲学的导向作用，科学就会迷失方向，甚至陷入停顿和倒退。例如环保主义思想和生命伦理学等的出现，以及它们越来越大的影响，都体现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哲学是人类一切精神成果的催化剂和除草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