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目标引领、基础支撑、内核驱动等方面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部署，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一、 目标引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全面改革的目标，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我们要既要看新提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看老提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老提法，是对十八大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重申，老提法的重申不是一个简单的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1.针对国内舆论场的复杂局面

2013年3月17号，习近平在全国两会闭幕的那一天，他作为新任的国家主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梦。这是他讲中国梦讲的最系统的一次，那天他讲了很多的话，里边最核心的一句话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舆论场，就会发现习总书记当时说这句话不是简单的重申，而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针锋相对瞄准的当时已经泛起的关于宪政的讨论。这场关于宪政的讨论，起点是2013年元旦爆发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枪毙的那条新年献词，标题六个字：中国梦、宪政梦。核心就讲什么时候当代中国实现了宪政，什么时候中国梦就算实现了。关注此事的人会发现当时在微博上铺天盖地都是声援《南方周末》的声音，发出那些声音的人群可以分类，其中少数人群一眼就看出了《南方周末》想说什么，然后觉得跟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高度的吻合，所以要坚定的支持。但还有更多的人是跟着起哄的，这些人也没有太多的坏心思，只不过带着一种不明就里的、朴素的想法。什么是宪政？《南方周末》说的宪政就是依据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那不就是依法治国？那人家说中国梦的实质是依法治国有什么错啊？我当然要声援他。很多人到今天还是有这种看法，所以那个舆论场上出现了一种狂欢式的讨论。

“宪政”这个词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提了一百多年，从辛亥革命那会儿就提，但是到今天为止，今天的中国人对于宪政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缺少一个有高度共识的基本解释，我们党中央、党的领导人，从来不说宪政这个词，在新的历史阶段，因为这个词特指的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下的所谓宪政，所以最近这几届领导人，他们都强调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

“宪政”这个词，在25年以前那场风波当中扮演过什么角色，过来人应该记忆犹新。在1986年、1987年、1988年那几年，那个时候，舆论场上宪政也曾经是热门话题，有些人倡导的东西，跟今天倡导的东西如出一辙。但是今年的这场讨论，又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最大的不同在于当年那场讨论，相对于今天来说还仍然是一种小众的讨论，当年只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群体，在大学生里面讨论，这就已经酿成了后来的八九的风波，而今天当这个话题，因为中国梦的讨论又被拎出来，浮出水面的时候，在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和微博时代，这场讨论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场大众狂欢式的讨论，成千上万上亿的人，甭管搞没搞清楚什么叫宪政，就已经投身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没有人告诉他是对是错就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一种舆论的力量，似乎就代表着某种民意。这种力量就可以被某些人加以引导和利用，这就是今天我们又一次讨论宪政的复杂局面。重申提法是对这种复杂局面的一个积极的引导。

2.针对国际上的一些错误论断

今年5月份的时候，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小结了十八大以后，头半年中国社会的大事小情，把兰州事件，把中国梦的讨论，把宪政的讨论，都梳理了一遍，最后做了一个报道，把习总书记的头像跟乾隆皇帝PS在一块。为什么这样做？原来1793年我国正值乾隆王朝，欧洲大地上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它的意思就是今天的中国，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前夜那样的动荡之前，这个评估很危言耸听。《经济学人》杂志在经济学界很受推崇，但是这份杂志有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它的政治立场涉及到中国就一句话，希望中国换条路走。

十八大的时候，国际上有些人报有一种期待，认为习李在稳稳当当接过政权之后会用自己的方式，带着中国换条路走。他们期待着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但是这半年里，他们听到习近平在讲话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中国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露出半点想走别的路的迹象，所以他们听一次失望一次，失望了半年以后，已经基本绝望了，然后他们就以这种方式把不满意释放出来。所以《经济学人》最后悲观的预言，它说中国未来这些年，肯定是下坡路，社会舆论撕裂了，思想理论界激烈斗争，然后大家没心思去搞经济建设，最后中国经济在2016年到2017年那个周期里，会跌到GDP增速只有3%，然后中国经济就宣告崩溃了。

2013年6月23号，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场关于党史和国史的集体学习。在这次学习中，习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道路问题，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13年10月7日，习总书记作为国家主席出访，在印尼的巴厘岛APEC领导人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对照十八的报告，联系习总书记前前后后这几次讲话，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习主席10月7日在巴厘岛说的这句话非常清楚，他说的根本问题指的是道路问题，他指的不能犯的颠覆性错误一种就是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另一种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联系国内国际形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重申老提法背后也不简单！坚定地把老提法一字不差地表述出来，是为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石，是为改革指明方向，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上，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既不走左派“不搞宪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宪政”道路，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和以往相比全新的提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政府的限权、放权和分权

第一，限权建立有限政府。过去政府对于市场也好，对于社会也好，干预过多，我们是一个全能型政府，政府是对市场和社会的管理是全覆盖的，这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它的中心意思就是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

第二，放权建立活力政府。放权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放权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财权和事权相统一，另一个是必须权责一致。

第三，分权建立和谐社会。分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向社会转移权力的时候，社会必须有能力承接。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组织的运作空间很小，未来中国改革必须加快社会组织发展的思路，使社会组织有能力来承接政府所转移的职能。

2.逐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治的局面

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间，要逐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治的局面，形成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第二个核心要义。过去我们社会治理的主体只有一个政府，全能型政府，中国未来的改革要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高质量的，良好的公共服务，光靠政府一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发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要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局面。

3.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新说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谓市场，就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遵守规则，平等竞争，互利共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平等契约关系在政治领域的延伸。这里不再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只有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治理现代化的提出表明，上层建筑正在有意识地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按照平等契约的原则改造自身，这个目标的确立，再次显示了我党的历史主动性。

二、基础支撑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我国政治体制的基础是四大基本政治制度，只要四大基本政治制度完善了，我们政治体制就完善了。

（一）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1.提高立法质量，科学行使立法权

（1）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所谓部门利益法制化，主要是指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立法资源，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时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法律法规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职权以及既得利益，往往表现为在立法中争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行政收费权，没有科学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立法为民，保障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不受侵犯，是立法公正的核心价值观。为了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必须“三管齐下”：一是建立立法回避制度，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部门不参与起草工作，可以采取委托起草等方式；二是建立立法公开制度，立法的每一步都应该让社会公众看得见；三是建立立法参与制度，受立法影响的相关人有权参与立法，表达意见。

（2）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且仅依法律规定，纳税主体纳税必须且仅依法律规定。新兴资产阶级就是以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实现了对封建贵族的控制，从而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关于税收法定原则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215年6月由英国国王约翰签署的《自由大宪章》中规定：除固定税金外，国王若要征收其它税金必须召开贵族会议决定，否则不得向市民征收额外税金等。这被认为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起源。二是英国在1688年《权利法案》中第四条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额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法。这被认为是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和兴起，该税收法定主义越来越多的体现为对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于是很多国家都将其作为一项宪法原则而加以采纳。

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税种法定。第二，税收要素法定。第三，程序法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过去某些错误做法的校正。

2.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监督权

（1）健全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决定中明确提出：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

（2）加强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如果说税收政策法定原则是限制了政府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攫取，那么加强人大对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就是限制政府乱花钱。

3.完善人大工作机制，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1）密切联系群众是人大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在当今社会，对组成民意机关之民意代表的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因为按照宪法的一般原理，人民制定了宪法，宪法产生了政府，政府大致被划分为三个机关，即：负责创造法律的立法机关。负责行政管理和执行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和负责司法、解决争端和解释法律的司法机关。按照主权在民的原则，政府的统治需要获得人民的同意，这种同意最为基础性的是政府的立法机关由人民普遍、平等、 自由（秘密）投票选举的人民代表（议员）组成，并由这些人民代表（议员）集体作出重大决策、监督其他政府机关，以及通过确定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制定的普遍规则。人民也正是通过服从自己选出的人民代表（议员）集体确立的规则（法律）来服从政府的统治，在间接的意义上，也是人民自己统治自己。正是基于这一宪法原理，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议员）所组成的国家机关便在民主制度中具备基础性地位。

（2）创新人大工作机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通过建立健全代表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要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二）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1.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我国作为制度形式的协商民主，不是从国外搬来的，也不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注重运用协商方式建立联合战线、进行党际合作，开始了协商民主的探索。其中，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成功范例。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运用政治协商形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式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得到广泛运用，并逐步完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的制度形式。

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作了简要概括：“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

2.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都是重要的协商渠道，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政权机关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广泛开展协商，充分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在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到切实维护的前提下使社会各方利益最大化。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渠道，有利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要丰富协商民主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这五种类型的协商划分，蕴含着分类实施的要求。人大、政府、政协、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别承担或主导与自身职责相关的协商，有分工，也有相互配合。

我国的协商民主是各个层次上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需要从不同层面上展开。我国的协商民主具有多层次性，上至国家层面的协商，中至各省市区县、各区域的协商，下到基层的协商，凡属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可以进行协商，从而形成上下互动，左右相联，呈现多样化、立体化的格局。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优势之所在。协商民主多层发展，基层民主协商是重点。相比于高层或上层的代表或精英人士的协商，基层民主协商是老百姓能直接感受到的协商，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协商，是在全社会培育民主协商之风的基础和温床。

3.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对协商民主的牵引作用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其制度成果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政治协商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我国政党关系的和谐，支持民主党派覆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中国共产党实行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直接进行政治协商，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出了表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过程充分征求了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既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政治协商的杰出成果。为完善这种政治协商，需要增强协商的计划性和形式的丰富性。特别是要总结新经验，拓展新渠道。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既是政治协商的开拓创新之举，也是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新要求，为民主党派在协商民主建设中发挥更大更好作用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人民政协发展协商民主的作用，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重点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二是增强协商的计划性，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三是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多种协商。四是着眼于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

（三）发展基层民主

1.治理化：用基层民主化解矛盾

治理是一种获得社会有序发展的有目的的调控活动，比民主的内容更为宽泛。近十年来，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重要特点和成果，就是将基层民主发展寓于治理之中，在推进和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中获得其特有的意义和价值，表现出基层民主发展治理化的特征。

首先，治理的基础是发展。离开了发展的治理是缺乏持续基础的治理，而发展则离不开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参与发展过程。其次，治理的目的是和谐。在经济利益多样化、人民的权益意识日益强化的当今，民主法治成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再次，治理的手段是统筹。治理社会的手段是多方面的。近十年来，我国坚持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采用统筹的手段加以治理。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的积极主导作用，强化法治权威；另一方面，通过民主积极吸纳广大民众参与治理，将被动力量转化为主动力量，将单一的管治转化为双向的互动。

2.机制化：让基层民主运转起来

任何一项制度都需要在实际运转中获得其应用价值。基层民主机制化的直接功能就是让民主运转起来，保证民主成为人们的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正是在一个个环节、程序中，人们感受、体验和享受着民主权利，并逐步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从而使民主在实际生活中扎下根。着眼于基层民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权利。

三、内核驱动

“坚持用制度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政治体制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权力，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就是以内核驱动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我国权力监督体制的现状和弊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与权力监督制约有关的政治、行政和司法的机构部门在不断地调整充实。 目前，承担着党内外政治、行政和司法监督，进行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有下述三大机构部门：一是党的机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二是行政机构，国家监察部和地方省市县监察厅（局）。三是司法机构，检察部门。从以上情况看，我国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部门机构已经不少，体系也很完整。但是，由于现有的三大部门机构对于所监督的权力主体，形不成独立的权力制约关系，因此难以收到有效的监督效果。例如，纪委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监察部和预防腐败局因为是和纪委合署办公的，当然也要接受党委的领导，同时它还要接受政府的领导。检察部门设有党委、党组，它的反贪污贿赂局也不能不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尤其在地方，这三大监督部门机构根本没有独立性，开展工作受到多方掣肘，不可能自主地、有效地行使对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监督权。

2.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

历史和现实告知我们，要对权力实行有效的制约，必须走政治、行政和司法监督独立的道路。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权力要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对权力要能够独立制约，这是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按照这一精神，要深化相关方面改革，实行以下五个独立。

第一，把地方各省市县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同级党委的领导中独立出来。地方各省市县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其负责，作工作报告，接受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地方各省市县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受地方同级党委领导之后，就可以成为真正成为独立的政治监督机构。

第二，把各省市县监察厅（局）和预防腐败局从地方党委、政法委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中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由上至下的独立机构。各地的监察厅（局）和预防腐败局由上一级直接领导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领导，拨款和人事由上级决定。各地的预防腐败局官员实行三年任期制，定期调换。

第三，把各省市县的反贪污贿赂局从地方党委、政法委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中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由上至下的独立机构。各地的贪污贿赂局由上一级直接领导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领导，拨款和人事由总局决定。各地的反贪污贿赂局官员实行三年任期制，定期调换。

第四，把各省市县的法院从地方党委、政法委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中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由上至下的独立机构。各地的法院由上一级直接领导和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拨款、人事都由上级领导和最高法院决定。

第五，赋予人民代表独立的监督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强化人大代表的豁免权，并通过立法赋予弹劾权。逐步推行人民代表工作室制度，使人大代表真正能够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意愿，行使人民代表的各种权力，能够代表人民对各级官员实行权力制约监督。

3.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对于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不是原则性的提出要求，而是非常详细地列出来，如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如改会风，提出要改革会议公文制度，从中央做起带头减少会议、文件。如控“三公”，提出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如规范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提出了“六不准”，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这些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链接资料8：

“普世价值”的实践困境

张维为

颜色革命从“希望”到“失望”

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推动了“颜色革命”，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从“颜色革命”爆发至今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政治上的动荡、经济上的持续衰退，百姓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这些国家“颜色革命” 已迅速褪色。

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称上台的亲美总统萨卡什维利为“民主英雄”，并造访格鲁吉亚，赞誉它为欧亚地区“民主明灯”。但格鲁吉亚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因为“颜色革命”而改善，目前27%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2004年，西方主导的民调挑战了乌克兰大选的官方统计， 引发了所谓的“橙色革命”， 引来西方世界一片欢呼。但好景不长。 由于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 当年被推翻的亚努科维奇卷土重来，赢得2010年总统大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的态度也从“希望”转为“失望”： 2009年美国皮尤中心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时低了整整42个百分点。乌克兰至今还深陷政治、经济危机之中， 内斗不断，腐败丛生，百姓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地区矛盾加剧。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所谓的“郁金香革命”，令美国政界和媒体欢欣鼓舞，被视作“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革命”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内斗。革命爆发后，吉国事态发展与西方的预期不太一致，新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比与西方的关系更为融洽。五年不到，又一场革命爆发，总统巴基耶夫被推翻，并引发武装冲突。这些动荡对吉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持续至今。

总之，“颜色革命”的结果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从“希望”到“失望”。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多数民众的亲身感受，甚至也是许多推动“颜色革命”的西方政府和人士的感受，他们对“颜色革命”褪色如此之快深感失望。

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2010年底开始，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发生一系列以“民主”为号召的反政府运动，波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埃及等国， 多国政权被推翻。这场政权更迭潮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 它们高呼“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但仅仅过去两年多时间，“阿拉伯之春” 已变成“阿拉伯之冬”：利比亚内战后，各部落拥兵自重，整个国家陷入了失控状态；突尼斯经济受到重创， 国内世俗化和伊斯兰化势力持续斗争；也门经历了部落间战争、教派间（逊尼派和什叶派）战争、政府军与“基地”组织的战争，不排除还可能爆发南部独立战争。

作为中东地区大国，埃及跌宕起伏的经历更引人注目。2011年初反政府示威浪潮使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2012年大选，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上台，但世俗派与伊斯兰派的争执没有因举行选举而减少，恰恰相反，两大派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均不愿意妥协。政权更迭带来的持续动荡，重创埃及经济，不仅资本外逃，企业关闭，工业生产严重下滑，而且物价飞涨，犯罪率飙升。2013年7月，军队废黜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导致新的混乱和动荡，世俗派和伊斯兰派斗争愈演愈烈，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前景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国家，都经历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其实，这种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是可以预期的。

首先，西方“普世价值”模式根本解决不了这些国家的深层次问题：既解决不了前苏联国家的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经济困境，也解决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贫穷和经济结构问题。推动“普世价值”模式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动荡，使原本就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使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和持久化。

其次， 国家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普世价值”导向的政治变革，最多只能触及这个有机体政治层面的某些变革， 另外两个层面的改变则难以实现，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世界各地推行的“普世价值”模式，最终都“水土不服”，一个接一个失败。

第三，国际政治实践表明：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符合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化”，则其成功的概率为零。这种单向度的政治变革只会使民众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政府永远满足不了这些期望，结果期望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从而使社会陷入动荡，经济走向凋敝，甚至整个国家都可能走向解体，最后只能靠西方大国来收拾残局。这大概也是这些西方国家本来的意图，而且它们会继续以支持“普世价值”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斗，最终整个国家只能成为它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

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探索出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可以自信地审视所谓的“普世价值”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困境，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成功之路， 同时我们也为那些因迷信“普世价值”而陷入动荡的国家和人民祈福，衷心期待他们在经历了严重挫折之后，汲取教训，大胆探索，最终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本文摘自《求是》， 2013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