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政治运动与“反右”

1956年3月，全国高校掀起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觉革命，向党交心，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巴人发表《论人情》，提出“人类共同感情”、“通情达理”（通过人情来贯彻阶级立场）的观点，被认为否定了人的阶级性，受到批判。1958年巴人的专著《文学论稿》再版，再度遭到批判。1957年7月15日，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呼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遭到毛泽东的批判，此后学术界展开对马寅初人口论的全面批判。1959年12月18日，中宣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此外还有对杨献珍等人的批判等。

1957年上半年，学术界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在中共“欢迎提意见”的号召的鼓动下，也都投入了“鸣放”运动之中。3月14日，冯友兰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发言，表示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6日，冯友兰的发言以“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4月，冯友兰在北京大学150人干部“鸣放”大会上发言，说：“学术问题……越高越不能解决。毛主席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想学术问题应由教授决定。”^[273]5月上旬，北大党委召开干部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对校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意见。冯友兰提出：“学校对知识分子有时只重改造，将人一棍子打死，有时只讲团结，不重视改造，二者结合不好。干部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总以改造别人的面目出现，其实大家都需要改造。”^[274]5月17日，张岱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小组会上，对“三反”、“镇反”过程中冯友兰、潘光旦等教授做了三次检查才过关提出意见。

学术界的意见很快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从1957年7月起，“反右”运动开始。8月14日至15日，民盟北京大学哲学系小组召开会议，批判贺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9月初，张岱年被认为反对“三反”、“镇反”，鼓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被打成右派，^[275]不得从事教学工作，教研室委派给他的任务是参加《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的选注工作。张恒寿、朱启贤等都被打成右派。9月，北京大学工会哲学系委员会、中国哲学史工会小组多次组织“帮助右派分子张岱年”的会议。据张岱年回忆：“在批判会上，一些人采取落井下石的态度，深文周纳，给我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我的教学权利。一些熟人，睹面为不相识。”冯友兰多次参加会议，始终没有批判张岱年。^[276]

1957年前后，学术研究在政治运动的带动下，也采取了政治运动的形式。1958年3月中旬，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展“双反”运动。吴锦东、朱传棨、肖萐夫贴出大字报《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走到哪里去》，对冯友兰以及哲学史教研室的工作提出四点意见：（1）把解放前的著作作为哲学史的入门书，而对于侯外庐等人的著作，从来没有介绍过；（2）不该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哲学史应该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中心；（3）以无为而治领导教研室工作，缺乏批评，无原则；（4）教学上厚古薄今。冯友兰另写一大字报，表示接受批评，改进工作，从史料课改起，三分之一的时间讲“五四”以后的思想斗争史，以便与当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相结合。据朱谦之回忆：

1958年双反运动中，我也受了很大冲击，写出大字报揭露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方向错误，同时也就批判了自己。我指出中国哲学史的两条路线是：

中国哲学史

（1）以道统论为背景　　　　　　（1）以社会发展史为背景

（2）为封建传统服务（2）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3）个人本位，哲学史是哲学家（3）人民本位，哲学史是人民意列传识的表现

（4）厚古薄今（4）厚今薄古

（5）哲学史　史料学（5）哲学史　历史唯物论^[277]

冯友兰给系主任郑昕贴出大字报《向郑昕主任挑战》，表示要取消自己唯物唯心并存的“双轨制”。3月下旬，北京大学哲学系师生给冯友兰贴大字报，认为中国哲学教研室，尤其是冯友兰为修正马克思主义十分卖力，如认为以前哲学思想有一部分有一般意义，可以为不同阶级服务等。冯定给冯友兰贴大字报《致冯友兰先生》，认为他不肯破唯心主义，挖空心思保卫唯心主义。4月，冯友兰发表《自我改造的第一步》，认为自己有一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心中，隐藏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去年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中，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出现在那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以必须以批判自己的哲学思想作为自我改造的第一步。^[278]18日，冯友兰出席北京大学党委召开的教授座谈会，谈“双反”运动收获。检讨自己有名利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解放前与马克思主义对抗，等等。4月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组织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扩大会议，对冯友兰进行“集体会诊”。此前冯友兰已经在教研室作检讨三次，在民盟整风会议上“向党交心”134条。4月28日，冯友兰出席北京大学哲学系全体教师会议，宣读了自己的红专规划。

5月12日，《北京大学校刊》第234期刊登了《冯友兰在教研室扩大会议上的自我检查摘要》、冯友兰的《我的红专规划》以及《冯先生决心改造自己，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开会帮助。大家指出，冯先生的病根是没有向无产阶级缴械》的报道。5月24日，冯友兰的《自我改造必须自我批判》刊登于《光明日报》，检讨了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关于区别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说法，成为右派分子的一些言论的基础。冯友兰又在文中指出：“现在北大哲学系已经计划系统地批判我的著作，我也加入了这个战斗。”^[279]7月1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唯心主义批判会讨论刘滨执笔的《冯友兰先生是怎样对待唯心主义的》一文（刊登在《北京大学校刊》副刊《思想战线》第6期）。文章认为解放后冯友兰对自己的反动学术思想恋恋不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百家争鸣”后更是高举白旗，发表了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这是资产阶级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对抗社会主义革命在思想战线上的必然反映。”7月18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全体师生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部分人员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判冯友兰关于哲学遗产继承的观点。^[280]7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由偏见通向僵化的死胡同》，批判冯友兰的《树立一个对立面》。据北京大学哲学系《双反运动以来对冯友兰教授批判情况》记载，7月哲学系以冯友兰为批判重点，先后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会议（10人）、几个教研室联席会议（20人）、全系教职员大会（50人）全系教员及部分学生（100人）若干层次对冯友兰开展批判。前三个会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冯友兰在“双反”运动中的交心材料和“反右”前后“鸣放”出来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也有作风方面的；批判会是由党委批准的。全系教师和部分学生大会共召开两次，一次是批判他的教育思想，一次是批判他在学术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方向。批判也是由党委批准的，北京市委杨述参加过会议。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校庆60周年大会，彭真、陈伯达、郭沫若、杨秀峰到会。冯友兰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陈伯达作了题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的讲话，认为北京大学老教授应该放下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教育和封建意识影响两个包袱，其中以冯友兰的包袱最大。“不可设想，对一个解放前已经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人不进行深刻的系统的批判，或者对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就能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冯友兰对自己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作过自我批判，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还不够。”6月10日晚上，北京大学举办跃进大会，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青年教师在会上表示要全面批判“五四”以来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7月5日以前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点，集中批判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点。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集体讨论撰写的《揭穿资产阶级哲学的伪科学——冯友兰先生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歪曲与修正》，认为通过对冯友兰哲学的批判，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哲学的空虚无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哲学只有一套把戏，就是玩弄抽象概念，“偷偷摸摸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范畴加以歪曲和修正”。

1958年8月3日，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跳出旧圈子，拔除对立面》，检讨自己一年来的修正主义、唯心主义言论，认为自己的教育思想的根子在“新理学”体系，批判自己的教育思想必须从根源批判起。他表示，要抛弃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包袱，从旧思想、旧圈子跳出来，跟着大家一起大跃进。1959年2月6日，冯友兰、郑昕、齐良骥、熊伟、王宪钧等在哲学系的下放地黄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据《北京大学校刊》293期报道，冯友兰独自背筐拾柴，开始觉得难为情，后来经过思想斗争，硬着头皮去干，农民不仅不轻视他，还帮助他，他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世界观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不同，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因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3月下旬，冯友兰以政协委员身份视察东北。4月27日，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一悟昨非便少年——谈思想改造的一些体会》。

《哲学研究》刊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整风消息，云：“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经过了红专辩论、教学改革等阶段，对过去几年来的错误倾向作了彻底的揭发与批判。经过鸣放辩论，辩明是非之后，全系师生都愿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将哲学系改造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而努力。首先，大家肯定，要改造哲学系必须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其次，教学内容必须贯彻以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为纲的精神。现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史、逻辑等教学大纲都在重新编写。……中国哲学史要能充分反映历代农民起义的哲学思想与科学、无神论思想，还准备开设‘中国现代思想史’课程，着重批判‘五四’以来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教学方式也将加强自学、鸣放、辩论等形式。唯心主义课程仍将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但时间要限制；对唯心主义必须有批判，并且鼓励学生参加批判。在科学研究方面……大力开展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批判，也采取师生合作、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合作的方式。已举行过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及教育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贺麟、朱谦之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全系已经写出五十余篇批判论文，开过多次谈论会。”^[281]同期杂志也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师生在整风运动中，参加劳动、大办工厂。^[282]《哲学研究》还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对冯友兰哲学展开批判的消息，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的全体同志，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写出批判冯友兰哲学思想的论文八篇，共计约十万字。这些文章比较全面地批判了冯友兰在解放前后所发表的主要著作和文章，而且批判冯友兰以前的哲学思想都联系到他解放后所散布的修正主义哲学思想，批判他解放后的哲学观点也都追溯到他过去的哲学体系。其中有些文章质量还是较好的。如杨宪邦同志的《冯友兰的新理学——封建买办王朝的御用哲学》一文，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新理学’的阶级基础。……李志逵、李武林等同志的文章中着重分析和揭露了冯友兰在解放后所发表的许多文章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掩盖下的新理学的‘复活’。……石峻同志的文章批判了冯友兰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点与方法。这些文章准备编成论文集，作为向国庆九周年的献礼。”^[283]《光明日报》开辟了批判冯友兰专版，有陈孟麟的《中国哲学遗产继承的方法问题》，刘歌法、施启良、王兴国的《冯友兰要把哲学系引到什么道路上去？》，金羽的《冯友兰树立的是一面资产阶级的白旗》等。报纸还刊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展开对冯友兰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的报道，称批判分为五部分：一、抽象继承法是伪科学；二、抽象继承法是新理学的复活；三、抽象继承法是玩弄语言把戏；四、冯友兰的自我批判；五、对冯友兰自我批判的意见。^[284]冯友兰后来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说：“1958～1960三年之间写论文以自我批评为主，并除在全国发表之外，尽可能在国外发表，以肃清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国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