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相关观点

4．2．1　学术界的相关观点

关于社会资本的来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与之相关的内容还包括了社会资本的形式和影响要素等不同的提法，其中各种提法又相互绞缠。我们先来仔细看一下几位代表性学者进行的研究成果。

1．对于社会资本“形式”的提法

在这方面，Coleman（1988，1990）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他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义务、期望与可信程度。如果A为B提供了帮助，并且相信B以后会有所回报，A对B就产生了期望，而B对A则承担了一种偿还的义务。社会环境的可信程度和个人履行义务的范围对义务与期望的实现至关重要。如果某人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义务和期望较多，无论这种义务涉及的资源是什么，此人就拥有较丰富的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

第二种形式是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利用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获取信息对于行为主体而言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获得某些不易通过公开渠道接触到的内部信息方面。Coleman举的例子是不了解时髦服装的妇女往往是通过女友中最了解服装潮流的人来获取她所感兴趣的信息，从而为她购买服装的行为提供方便。

第三种形式是规范和有效惩罚。规范对个人的行动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它通过惩罚自私自利、奖励大公无私来要求个体放弃自我利益而按照集体利益行动，这类规范总是得到社会的支持而强化。这类社会资本对组织目标的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运动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Coleman还发现了规范不仅约束了对他人有害的越轨行为，同时也压制了可能有利的非凡行为，从而会导致创新精神受到扼杀。

第四种形式是权威关系。Coleman认为，权威是个人拥有的控制他人行动的权利，由于权威关系的存在，在众多行动者共享同一利益，但单个行动者又不愿为公共利益付出代价的情形下，个体可以把行动的某些控制权授予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来解决共同性问题。如果控制权在少数人手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的总量。

第五种形式是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上述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可以通过组织的建立来形成。组织的建立可以提高个体行动的一致性，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从而使行动更为有效。出于某一目的建立的组织同样可以服务于其他的行动目的，由此成为组织成员的重要社会资本，这就是多功能组织的意思；而有意创造的组织包括商业组织以及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联合会等。这类组织不仅可以使创建者受益，也可以使其他人获得好处^[5]。

2．对于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的提法

在根据形式的不同对社会资本进行分类后，Coleman（1990）还分析影响社会资本生成、保持和消亡的各种因素。

第一，社会网络的封闭性，这一点在前文有所介绍。这种封闭性保证了相互的信任、规范、权威和制裁等的建立和维持，这些团结力可以保证能够动员网络资源。

第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除了以职位为基础的正规组织外，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利益和控制关系断裂，社会资本会消亡殆尽。正式的组织中是以职位为基础而不是人为的结构要素，在这种组织中个人的能动作用被弱化，成为组织的附件，保持了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三，社会结构的变迁。Coleman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动是现代社会中新型法人组织的大规模出现，破坏了原始性社会结构。在情感和精神方面，人工创建的法人组织无法替代原始性结构的作用；同时，原始性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的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赏罚措施也在目的性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系统中失去了效力，而维持新型结构中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规范又尚未形成，社会资本的相对短缺状态出现了。

第四，意识形态。它把某种要求强加给其信仰者，通过塑造人们的价值观来影响个体的行动方式，宗教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一方面，意识形态可以要求信仰者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其他人的利益来行动，而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增加了群体的团结，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有些意识形态强调个人独立与自由，不考虑他人利益，这就抑制了社会资本的生成。

第五，其他因素。比如个人的富裕程度和政府资助以及时间因素等。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互相帮助的人越多，所生成的社会资本数量越大，但是富裕和政府资助等因素使人们相互的需要程度降低，所创造的社会资本减少；而社会资本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因此需要不断维持和更新^[6]。

Coleman的社会资本理论自成体系，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于本研究企业社会资本生成的影响要素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是他的社会资本主要针对的是微观和宏观层次，并且层次跳跃极大，不甚清晰。

3．对于社会资本“创造模型”的提法

社会学学者Whitely（1997）提出，社会资本有三种创造模型：第一种是由个人的人格特征创造的，这些人格特征主要在家庭内部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第二种由个体关于准则的信仰和道德观念创造的，是从早年生活习惯而形成的内在价值取向；第三种是由“想象”的社群的成员创造的，即社会的认同感创造了社会资本（李惠斌，杨雪冬，2000）。

4．对于社会资本“来源”的提法

在Putnam（1993）的眼中，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最主要的来源。他将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之间在地区政府绩效的显著差异最终归因于公民参与以及人们之间信任水平的差异。他指出，“在北方，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已经深深体现在社会中，如行会、互助会、合作社、工会甚至是足球俱乐部和识字会。这些横向的公民联系所支撑的经济和制度绩效水平总体上大大高于社会和政治关系始终被垂直建构的南方。”他认为，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并且，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它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最关键的因素；普遍互惠有效地限制了机会主义的行为，将导致那些经历重复互惠的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增加；稠密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增加博弈论中所说的关系的重复和联系，从而也将增加社会信任水平。

正式的规则被很多学者视为社会资本的来源（比如Berman，1997；Portney ＆Berry，1997；Woolcock，1998等）。Ostrom（1994）则提出了社会资本有四个来源：网络、规范、社会信仰和规则。Adler和Kwon（2000）把本书前面提到过的形式、影响要素、来源等提法都归纳到了一起，总结出了社会资本的五大来源：网络、共享的规范、共有的信仰、正式的规则和信任。

（1）网络。社会资本本来就是关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网络自然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网络影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行为主体与外界的直接联系，也可以通过它所嵌入的网络带给它的与外界的间接关系。Adler和Kwon总结了Putnam、Lin和Granovetter等人的观点，尤其是重点比较了Burt的结构洞和Coleman的闭合网络理论。他们指出，Burt和Coleman的分歧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的关注点不一样，前者关注的是网络外部，而后者关注的是网络内部。封闭的网络为一个组织内部提供了凝聚力，而结构洞则为行为主体提供了相对低成本的资源。所以，无论联系紧密还是松散的网络对社会资本而言都会带来益处。至于哪一个更有价值则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其他来源以及行为主体面临的任务与环境。上文也曾经提到过，这里所说的“网络”更倾向于指的是该行为主体在这个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2）共享的规范。仅仅有网络的结构是不足以说明社会资本的生成的，网络的内容，如规范和信仰等，也十分重要。很多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共享的规范的基础上的。这种规范是由生活在同一关系网络中的所有成员通过相互交往达成的社会契约发展而来的，比如，网络中的成员必须放弃眼前的个人利益，在为团体利益着想的同时也为自己的长期个人利益着想。Portes（1998）和Putnam（1993）重点研究了普遍互惠的规范。正如Putnam所分析的，这种互惠包括这样一层意思：不是“由于你比我强大，我就为你做事”，更不是“如果你现在为我做事，我也会为你做事”，而是，“我现在为你做事的目的是由于我知道将来你也会为我做事”。这种互惠的规范可以使得各社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它将使个人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成考虑社区的共同利益。Adler和Kwon还指出，共享规范的内容和性质非常重要，不见得所有的共享规范都能够成为社会资本的来源。

（3）共有的信仰。在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信仰是很少被注意到的。Adler和Kwon回顾了Nahapiet、Ghoshal和Portes的研究。

Nahapiet和Ghoshal（1998）指出，以共同的战略远景、共同的理解等形式出现的信仰，在社会资本产生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不大可能在缺乏相互理解的人群中产生。在缺乏共同信仰或共同目标的情况下，人们就会缺少合作的理由。良好的共有信仰系统允许参与者交流各自的想法和提炼共同的经验，社会资本就部分起源于这样的共有信仰系统。这些互相交流的资源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世界观和预期，从而促使他们采取共同的行动。

Portes（1998）也认为，共同的经验和由此而产生的共同信仰有助于社会资本的产生，因为人们会因此产生强烈的团结观念和社区观念。Portes引用了马克思对工业无产阶级中产生阶级意识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由于工人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由此促使他们互相团结和支持，并形成了共同的信仰。

Adler和Kwon最后又指出，与共享的规范一样，共有的信仰的具体内容在决定是否增加还是减少社会资本时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社会资本是促进还是阻碍行动也会产生影响。

（4）规则。Adler和Kwon所指的规则是社会层次上的正式的制度，即政府，和组织层次上的正式的结构。前面三种来源是相互独立的，而规则对上面三个因素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并对社会资本的生成也有直接的影响。

第一，正式的规则和制度能够影响到网络结构和各种关系的具体内容。Podolny和Baron（1997）指出，由于很多关系取决于他们在网络中的位置而不是行为主体主动选择的，因此，正式的组织塑造和决定了很多的非正式的组织，这样就影响到了社会资本的生成。

第二，正式的制度能够影响到各种规范和信仰。Adler和Kwon在此处举的例子是，对公民权利的立法不仅有助于减少美国社会网络中的种族隔离现象，而且可以直接减少种族主义者的各种规范和信仰的流行，这些可以增加美国社会的社会资本。

第三，正式的制度可以直接地影响到社会资本。Levi（1996）指出，政府是社会资本的一个主要来源，“政府不仅仅为公民提供了信任的背景，而且还影响到市民产生信任或不信任的行为”。她认为，具有较高透明度和公正的规则与机制的政府能够确保政府主要政策的可信度，从而提高了社会资本。很多政治学家也认为，对老百姓的需求能迅速做出反应的政府在构建社会资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5）信任。理论研究对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的阐述一直比较混乱，Fukuyama（1995，1997）把信任等同于社会资本，前面提到Coleman把它当作社会资本的形式，而Putnam将其视为社会资本的来源。Adler和Kwon认为，信任与社会资本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它可以同时作为社会资本的来源和结果。他们提出信任是个人的心理状态，而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特征，两者截然不同，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弱联系就说明了社会资本并不一定需要高信任度。

Adler和Kwon认为，信任和社会资本是可以相互加强的，社会资本可以产生信任，而信任也可以产生社会资本。同时，前面提到的社会资本的其他来源也可以影响信任，这样，信任的来源与社会资本的来源具有紧密的关系。

Adler和Kwon最后用图4．1总结了他们所认为的社会资本和各来源要素之间的关系。

4．1　Adler和Kwon总结的社会资本和各来源要素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Adler ＆Kwon，Social Capital：The good，the Bad，and theUgly，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Eric Lesser（editor），Butterworth－Heinemann，2000，p．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