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期的文化发展

党的十六大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括：我们党已经从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集中表明随着党的历史角色的转变，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肩负的不同历史任务也要发生转变。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按照执政规律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历史要求。了解党的历史方位，有利于我们对新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认识。

作为革命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革命文化，是一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革命话语，其批判性、政治性锋芒毕露，充斥着否定性和破坏性。这种革命文化的惯性并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停下脚步，“文革”十年更是极左文化路线盛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及个人迷信，一元化的文化格局不仅大规模地破坏了已有的文化发展成果，窒息和阻碍了文化发展的生机。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运动从思想政治领域深入到精神文化领域后，革命文化的思维模式才渐渐远去。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时间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艰苦探索。由于当时不得不将全部精力放在恢复经济和解决国家的经济政治问题上，因此在文化建设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文化建设被作为政治运动的工具，甚至直接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之下。但在那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构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断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和社会主义信念，从民族观念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动员社会成员在艰苦的条件下投身于国家建设，从思想上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以现代知识培育出大量的普通民众，取得了文化普及和消灭文盲的巨大成绩；开始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应的文化设施和科学技术事业，为初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从而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19]。

对于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发展策略。在推翻旧社会、旧制度的革命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表现为与传统决裂、对新生活的争取；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过程中，则更加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吸收多于抛弃，追求的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那种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做法，将现实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比如互补、互换、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等，简单化为一种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并从自己的中心出发拥护一项，必然打倒另一项，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力行破而蔑视立，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激进主义的失败。“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孔孟之道，这种疾恶如仇的文化激进主义，容易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层”，其效果仍然是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