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民众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探索
无论是新型的人民科学观的确立，还是自然科学大众化、通俗化和中国化的探索，其突出方面都体现在对民众科学文化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中。新中国建立以后，对民众科学文化发展特别是科学普及方面，得到了政府及各界的重视，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立以及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学会的成立及其富有成效的实践，就是充分的证明。
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刚刚建立一个月，就专门成立了科学普及局，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反映了新中国对民众科学文化发展以及科学大众化的重视。科普局成立后不久，曾召集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工作者、文教工作者、和人民团体的文教工作者先后举行了七次座谈会，文化部也专门为科学普及问题召集了一次座谈会，由此确立了科普局的工作方向。“大家一致认为科学知识的宣传对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有极大的作用，使工农兵大众能够掌握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而认识自然发展的规律，当然更有现实的需要。”(66)科普局在面向工农兵普及科学知识的总方向下，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动员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参加工作；另一方面开始为展开科普运动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科普局成立四个月，就对全国自然科学团体进行了初步了解和联系；对开展普及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和经验的科学期刊和科学馆机构，也进行了调查联系，为全面开展科普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科普局还正式出版了《科学普及通讯》，“力图促起大家的注意，通力合作，为提高工人、农民、士兵的科学水平而努力。”(67)科普局还把建立全国的科学馆网当作一个重要任务来抓，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科学普及机构可以把普及工作的各种形式如陈列馆、图书馆、电教、讲演、实验、小组活动等综合运用，是对工农兵进行直接科学教育的最好武器。”(68)
1950年8月25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全体代表一致决议成立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这在科学大众化历史上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正如协会首任主席粱希所说：“这是符合当前中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迫切要求的，对于中国科学界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69)该协会明确了自己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电影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力图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解释自然现象和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落后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藉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科普协会”成立一年中，到1951年8月止，就有25个省（市、行署区）建立了分会筹委会，一年来各地发展会员达7，393人，绝大部分是各部门、各学科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各地分会一共建立了113个工作组，还有11个分会辖下的支会；1950年前8个月，广大科学工作者在科普协会的旗帜下，进行了多次的科学讲演、幻灯放映和展览，总计受益人数达1，119，678人，其中讲演1，697次（包括公开讲演和电台广播），听众共计279，043人，科学幻灯放映1，305次，观众393，891人，科学展览会举行了29次，有统计的观众446，744人。另外，各地8个月中，一共出版了科学小册子30种，科学期刊121期。(70)这一切都推动了科学普及工作顺利发展。到1956年，县市协会发展到1075个；会员发展到21万人；一年讲演的数量30万次。(71)
在所有科普工作中，科学馆的建立和改进以及科学展览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据科学普及局辅导处调查研究科在1950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有科学馆12处。（见表10.2）
表10.2 全国科学馆概况一览表（1950年7月）
资料来源：《全国科学馆事业概况及改进的意见》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六期。
但是，在这12个科学馆中，除了中央和湖南人民科学馆两个筹备处外，其余的都是旧有的。旧的科学馆的任务是由国民党时期教育部的科学馆法令规定的，各馆的工作性质主要是分三类：一是辅导学校科学教育；二是推行通俗科学教育；三是推进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科普局认为旧有的科学馆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任务不明确，而且或多或少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把辅导学校科学教育工作当作重点是不对的，科学研究工作也不是科学馆这样小的机构可以胜任，担负这一任务会分散我们的力量，混淆了我们的斗争目标，我们认为现有科学馆的研究提高工作应该结束，集中力量搞普及工作。”(72)因此必须在发展中进行改进，建立人民科学馆，将旧有科学馆改造成为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文化普及机构。在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上，“科学普及工作要能为群众所接受便必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最好采用实物教育，形象教育的方法。”“将陈列展览工作当作中心，”“陈列方式要反对字典式的，学院派的脱离实际的方式，应该是有主题的，有系统的，从人民的生活生产实际出发的陈列。”(73)这一新的人民科学馆建设的方针和思想，不仅很好地改造了旧有的科学馆，使之为人民服务，而且较为准确地把握了科学馆的办馆方向，推动了民众科学文化事业特别是科普事业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正确的科学馆办馆方针指导下，全国的科学展览会得到广泛的发展，并且取得了良好成效。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一年中，全国主要城市共举办了58次规模较大的展览会，另外还有7次规模较大的展览会是用巡回方式在农村中展出。据其中40次的统计，参观人数达到476万余人。（见表10.3，表10.4）
表10.3 1949年11月—1950年10月全国主要城市科学展览会统计表
注：①材料根据科学普及局资料科50种省市级以上报纸及《科学普及通讯》报道。
②在农村举办规模较大之巡回展览也包括在内。
③“综合性”一项是包括后列四项种之二项三项或全部。
④“一般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从猿到人”等。
⑤参观人数都系各地估计，也有未计算人数者故统计不完全精确。
⑥（ ）内数字表示有参观人数统计数字之展览次数，如（12）即表示同栏内之数字为12次之参观人数。资料来源：《一年来的科学展览工作》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十期。
表10.4 1949年11月—1950年10月全国主要城市科学展览会概况表
续表10.4
续表10.4
注：①本表材料根据科学普及局资料科五十种省市级以上报纸及《科学普及通讯》报导。
②在农村举办规模较大之巡回展览也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一年来的科学展览工作》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10期。
从表10.4所列展览会，可以看到，当时科学展览会的范围和内容涉及社会、科学、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内容上可以大致把它们分为五类：
①一般自然科学展览会。主要包括生物、物理、化学、地理、心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多数由学校和科普机构举办，这类展览关于生物进化和从猿到人展览占很大比重，而且受到极大的欢迎，如上海的从猿到人展览会，有41万余人前往参观就是证明。
②医药卫生展览会。这类展览会的目的有二：一是配合当时卫生政策而普及妇幼卫生、传染病、环境卫生、营养、病理、生理等方面的医药卫生知识；二是关于当时的医务工作的。前者如山东省立医学院的医学教育展览会、华中医学院的卫生展览会、河北省卫生展览会、津唐通沧巡回展览会以及甘肃科学教育馆的医药卫生展览会等，后者如中央卫生部等单位举办的全国卫生医药展览会。这些展览会在全国各地都受到热烈欢迎，观众人数少的也有四五万，多的则到三四十万。
③工业展览会。这类展览会有两类，一是普及有关科学知识，另一类大多与当地工业建设的实际成就紧密结合，有的还城乡互动、内外交流，有的规模很大，陈列了许多工业实物。
④农业展览会。这类展览会内容丰富，并与生产实际结合紧密，大多由各地政府的农业生产部门举办。
⑤综合性展览会。其内容包括上述四种中两种以上的展览会，如广东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广东省第一届工农业展览会、石家庄市首届工农产品展览会、北京市的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等，这样的综合性展览会有十次，反映了当时展览会的水平和层次上的提高。
建国初期这些科普运动，取得了重要效果。据当时人们的分析，许多大城市举办了“从猿到人”或“生物进化”展览会，对于破除“盘古开天地”“上帝造人”等迷信，帮助人民了解自然的发展及其规律性，建立劳动观点，建立唯物观念等都有很大意义。大量的天文宣传，使群众了解到自然界按照一定规律运动和发展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法则的实在意义，而舍弃了“天圆地方”“天狗吃月亮”等迷信想法。在华北一带，科学卫生知识宣传对于揭破反动迷信会门的“神水”、“割蛋队”等迷信，动摇反动会门的思想基础，堵塞反革命谣言的空隙等起了很大作用。在为生产、保健工作服务方面，老区各县的文化馆和农场经常借庙会对广大农民进行防除病虫害、积肥压肥、精耕细作的宣传，新区也通过除虫、选种等运动，驱除了群众“神虫不能捉”、“靠天吃饭”等迷信保守思想，为他们解决了农业生产上的实际问题。各种传染病知识的宣传，使群众了解到“预防为主”政策的意义。工人方面，除工会领导的业余学校的文化技术学习已逐步展开外，通俗科学技术读物受到很大欢迎。(74)这一切不仅提高了民众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对于他们科学观以及科学的世界观的确立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还推动了民众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推动了新中国社会文化开始逐步向现代转型。
【注释】
(1)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参见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编著：《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3)朱德：《科学转向人民》（在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成立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9日《科学通讯》第1期。
(4)《周副主席恩来在科代筹备会上讲话摘要》载《科学通讯》1949年8月16日第2期。
(5)李济深：《祝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成功》载《科学通讯》1949年8月16日第2期。
(6)《科学通讯》1949年8月16日第2期。
(7)编者：《团结推进了一步》载《科学通讯》1949年8月16日第2期。
(8)竺可桢：《中国科学的新方向》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1卷第2期。
(9)吕炯：《对今后科学工作者的意见》载《科学大众》1950年1月第7卷第1期。
(10)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11)竺可桢：《中国科学的新方向》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1卷第2期。
(12)《周副主席恩来在科代筹备会上讲话摘要》载《科学通讯》1949年8月16日第2期。
(13)《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1950年6月1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4)郭沫若：《中国科学院1950年工作总结和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载《新华月报》1951年第4卷第1期。
(15)郭沫若：《中国科学院1950年工作总结和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载《新华月报》1951年第4卷第1期。
(16)参见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7)载《科学通讯》第1期1949年7月11日出版。
(18)载《科学通讯》第2期1949年8月16日出版。
(19)转引自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92～493页。
(20)吴玉章：《“科代”筹备会全体会议开幕词》载《科学通讯》1949年8月16日第2期。
(21)《科代筹委会全体会议向毛主席暨中共中央致敬电》载《科学通讯》1949年8月16日第2期。
(22)转引自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94页。
(23)《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发展概况》见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693页。
(24)李富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1952年1月11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9页。
(25)《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枙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给中央的报告枛的批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26)《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枙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给中央的报告枛的批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27)见李安平著：《百年科技之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28)见李安平著：《百年科技之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29)《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1950年6月1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30)《政务院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1951年3月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1页。
(31)《中共中央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70～571页。
(32)《新华月报》1953年第8号，第212页。
(33)武衡：《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经验交流座谈会总结》载《科学通报》1954年8月号。
(34)《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提法错误的指示》（1953年4月26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179页。
(35)《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1950年6月1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36)《政务院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1951年3月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37)《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枙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给中央的报告枛的批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38)《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造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39)《中国科学院1950年工作总结和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载《新华月报》第1951年4卷第1期。
(40)郭沫若：《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载《科学通报》1954年10月号。
(41)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1955年6月2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271页。
(42)吴玉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开幕词》见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69页。
(43)严济慈《筹备会常委会一年来工作总结报告》见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页。
(44)《科学通讯》1949年7月11日第1期。
(45)《科学通讯》1949年8月16日第2期。
(46)《科学通讯》1949年8月16日第2期。
(4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5页。
(4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49)《中国科学界新的团结与辨认方向的问题》载《科学通讯》1949年7月11日第1期。
(50)《科学工作者在中国也站立起来了》载《科学通讯》1949年11月1日第5期。
(51)《关于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的基本任务的意见》载《科学通讯》1949年7月11日第1期第7页。
(52)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69页。
(53)竺可桢：《中国科学的新方向》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1卷第2期。
(54)任美鍔：《今后中国科学的展望》载《科学大众》1950年1月第7卷第1期。
(55)《人民日报》1950年8月27日。此处转引自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56)吴襄：《普及科学该是谁的责任？》载《科学大众》1950年1月号。
(57)王洪年：《我们所应认识的自然科学》载《科学画报》1950年第16卷第3期。
(58)夏坚白：《新中国新科学》载《科学大众》1950年1月第7卷第1期。
(59)杨钟健：《论科学大众化》载《科学大众》1950年1月第7卷第1期。
(60)《科学大众》第1950年1月7卷第1期。
(61)高士其：《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载《科学普及工作》1951年3月号。
(62)王洪年：《我们所应认识的自然科学》载《科学画报》1950年第16卷第3期。
(63)曾昭抡：《中国科学名词的统一》载《科学大众》1951年7月号。
(64)《自然科学名词工作简讯》载《科学通讯》1953年11月号。
(65)曾昭抡：《中国科学名词的统一》载《科学大众》1951年7月号。
(66)《四个月来的科学普及局》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1期。
(67)《枙科学普及通讯枛发刊词》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1期。
(68)《四个月来的科学普及局》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1期。
(69)粱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任务》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7期。
(70)《“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第一年》载《科学普及工作》1951年10月号。
(71)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页。
(72)《全国科学馆事业概况及改进的意见》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6期。
(73)《全国科学馆事业概况及改进的意见》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6期。
(74)《一年来的科学普及运动》载《科学普及通讯》195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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