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危机的交错

就其与存在者的一切关系而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都一定程度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本质，或者说每一种学问都表现了对存在的理解，并有着确定的联系。但康德之后，哲学不再可能以独断论的身位面世。作为批判的哲学理所当然将哲学变成催生鲜活语言的事业，摧毁承担意指、见证和参与作用的思辨的语言。随这个语言范式转变的，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

语言理解模式相关于相互承认的结构和主体哲学的克服。本书就是一个点，位于以文献形式摆在你们面前的经验和每个人自身拥有的活生生的经验之间。当它要与一些没有“前理解”的读者见面时，我担心它的内容会不被人理解。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之间在让人领会话语共享的解释学上存在差异，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它的观点复杂、难以理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到的阅读自相关原则：“也许只有那些自己已经思考过其中所表述的思想或者类似的思想之人，才能理解此书。”但此事毫无保证。因为除了我是否具有把研究结果传递给更广泛的公众这样一个经验问题之外，我也不可能知道此书话语的受众范围，即那个能够或者不能够分享其思想的对象。写书人原本不能如“招魂的巫师”那样了解他面对的对象的灵魂，他通常会情不自禁地对“外行”讲话，这便是语言的原始暴力。我相信，没有一个“外行”打开一本哲学书时，会因为不能马上看懂而怒气冲冲地把书撕了。因为，哲学跟生命同样复杂，关于生命的经验马上通了，反倒是很奇怪的。如今有很多人满足于对最新的学科发展所怀有的好奇心，这无异于满足于现代人某种轻薄的愿望。人们甚至可以说，好书当然是有的，而且很容易获得，口袋书的形式在每个书店里都有。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文字有好坏与书本有包装这两样事情区分开来，那么这种书本观念与文字的意义就是大异其趣的。比如，金庸笔下的王语嫣，她对所有武术门派如数家珍，可是王语嫣根本不会武术。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早在一百年以前就从“地基”或“屋顶”等不同的角度被提出来了。读者照理也有思想准备了，尽管人人有不同的理解，但至少是有“前见”的。为了使人们理解我的问题的提法，有必要回顾西方思想界一再出现的种种哲学动议。谁都知道，自19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不断重新界定哲学的地标，但鲜为人知的是，对哲学自身的研究、审查、质疑、划界，最终基础落在实际科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知识社会学或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社会生活—心智生活的批判）上。可以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通过描绘出哲学的边界和可能性，导致哲学的失败。马克思清楚，存在先于意识，“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首先不是联系“真理的彼岸世界”，而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或者说，一旦人们对于人类生活的此岸理解是完全合法的，实证科学便会得到认可。它是将工业实践世界的科学与封建旧世界的梦想分开的分界线。在这一点上，依据实践的要求提出“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这在马克思时代正是最受关注的“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2]。

但是，马克思也知道，对迄今为止哲学的否定并不是一件类似简单地分配“有用知识”的事务。它是对“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的确认，要把它看作“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3]。所以，细究起来，这种“确认”，本身也具有非凡的双重意义。从第一种意义上来说，哲学应该用一种实践的和为实践服务的证据去代替“脑壳里萌生”（德意志哲学大体上是观念论的，而德意志观念论者是些有神论者或泛神论者）的标准，代替那些证明其合法的“观念历史的著作”。哲学应当通过它固有的成就去证明它该居其位。也就是说，它应当位于批判地对待自身以及指出其限度的处境中。这意味着，它不是从哲学本身的前提出发，而是从这个“内部的”证明而来。这是说，“新的”哲学已经从对自己本身采取批判的结果，而非“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如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4]。

在此，我提到马克思只是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事实上宣示出其“终结哲学”之方法论雄心的文献是海量的，不是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才出现的，对于“哲人”这个概念的探讨就很能说明这一点。^[5]而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处文字预先透露出某种韦伯式的景象，它将实证社会科学代替哲学视为其理论正确以及实践能力的明证。后来，除了哲学上正确，政治上正确的要求也加入进来。在这个位置上，哲学依据种种“现实的”或“人间的”法则型构的实证社会科学乃是哲学消灭的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介绍的不仅是一种能够让哲学问题消失（旨在开辟处理现实问题的实证科学地盘）的思考方法，而且是一种把“无人身的理性”或“纯概念”的“天”（天国）统治有人身的经验的“地”（世俗世界）看作占星术的发现。

事实上，在马克思哲学的境域中，这首先是构成新的科学背景的“意见”。在消灭哲学的一片声浪中，我们曾听到过这样的声言：在这个世界中，到处都要生产，一切哲学都需要搁置。换句话说，哲学要么把自己抬高到一门科学的等级上，不得不在诸科学面前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要么就成为诸科学的婢女而蒸发为“方法学”。曾几何时，我们本以为继承了一部辉煌的文明史，以为可以享受文明遗产带来的效益，可现如今前景比上几个时代都黯淡。比如，哲学，这个老傻瓜想要真，此时的预设条件是人人都知道什么是思维，人人都是饱学之士。这种略具幽默的信任就制定了古典理性主义的向真理和知识无限运动的图景。如今，新傻瓜却要把荒谬作为最强大的思维能量。如果用略带图解特征的观点来看，思维的现代图景的头一个特点，就是彻底摒弃思维跟真之间那种正当或不正当的关系。于是，对于现代文明的原则及其支柱（即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特殊的社会科学），人们开始怀疑，不仅仅是在方法上或方法论上。一旦遇到未来，我们的问题就如同遇到了坚硬的磐石，我们的现代观念意识就立即会折断翅膀。我们仿佛突然觉得什么也没有继承，仿佛我们一穷二白。我们的遗产仅仅就是一些方法。它如果“本应”消失或被撇在一边，就叫传统的“残留”（方法）。在几代人之前，斯宾诺莎曾肯定了笛卡尔的哲学原理，认为真理只能走科学的路。马拉默德读斯宾诺莎的书，虽然“没有全都看懂”，却觉得“好像骑在女巫的扫帚把上御风而行。自此以后，我不再是原来的人”^[6]。现时，它看起来更加简单：这是一个方法论觉醒的时代。斯宾诺莎的好友梅耶尔说，那时，人们把数学方法，即从界说、公设和公理推出结论的方法，理解成“发现和传授真理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7]。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完全是斯宾诺莎所期待的真理方法。斯宾诺莎的真理论，是奠基于反对笛卡尔的论辩之上的。因为，笛卡尔的明晰性的观念并不是斯宾诺莎的真理原则。对于斯宾诺莎而言，要形成的并不是一个明晰性观念，而是创造一种“可以表现其原因的”正确观念。^[8]斯宾诺莎会降落到笛卡尔的明晰性本身的下面，以便寻找确定的知识（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合适的地方作更详细的叙述）。无论如何，笛卡尔—反笛卡尔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只要确保充足理由的方法，就能够使哲学理解自己的正确的性质。“公理”在该派的诸多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可是，如今这已不再受重视。有些人会提及任何“公理体系”之“黄粱一梦”，会认为人们根本不是以同样的方法理解观念“正确的”性质，甚至选择何种方法多少具有随意性。另一些人认为，人们必须首先感觉到，真理与方法并不会为他而会聚一起，只有社会历史条件才能提供那种每时每刻称为“哲学”的东西的可能性条件。此外，“虚无没有性质”这样一个公理出现在笛卡尔的哲学中，但今天对“存在”的追问与对“无”的追问的位序发生出人意料的逆转。在海德格尔、尼采和马克思消解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家自诩处于“无意义”“无依据”却在“畏”中可以体验到这个“无”的世界中。这不是贬低他（哲学家），而是为他提供相对于他自己的有限性的自由的可能性。更现实地说，现在他（哲学家）和那些侍弄钢筋水泥的人、使用机器的人、进行生产的人都同样是一个“民主式”的等级。现代哲人发现自己至多是一个“学者”，他现在代表的是“后退”。正如神圣意义不再是通过一种对应的神圣体系来表达一样，学者也在其中“对鸡毛蒜皮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9]。

我们一般把这种观点叫做“历史主义”。不过，它曾经意指对于永恒知识或者至少对于普遍原则的预测或规范的合宜性乃是可能的信念，而并不是如今对人们的选择乃是盲目选择的理解。而按照我们前面的理解，历史主义之所以在我们的时代突如其来地以成熟的面孔出现，这是因为它保持了由实证科学一劳永逸地取代哲学之构想的基调，这与将第一原则看成存在（有）的传统哲学构想正好相反。然而，据施特劳斯的观点，历史主义的产生及其本质特征并未得到人们恰当的理解。历史主义并非植根于一种对人类生存的客观分析，而是植根于一种对人类生存的解释进路。因此，当历史主义仅仅是种实际性解释学方法或理论但又必须与其解释学方法区别开来时，历史主义是一种（哲学）态度的性质将前所未有地呈现出来。它不再是由不知什么普遍理性原理的这一现代性之万有引力构成，而是返回人类理性背后、从历史地生长出来的语言的多样性中流露出来。这就像施特劳斯阐释的自然权利问题，但是现代却赋予它（自然权利）新的含义。对于施特劳斯来说，我们不可认为“对于哲学最基本前提的不偏不倚的重新审视仅仅是一个学术或历史事件”。究其根本，“在历史主义对于过去思想的理解方式与对于过去思想的真正理解之间，有着惊人的差异”。^[10]这是警告我们，如果承认一种历史与多种解释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方法并非可以拿来到处运用的哲学方法。

当然，我们不能把解释学理解为一切诸如哲学、宗教、艺术等学科的基点，即具有一种追求奠基的哲思，所以它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与其他学科相并列的“学”。但即便如此，海德格尔及其他的学生如伽达默尔、德里达也知道这一点无用，因为在海德格尔之后解释学继续在哲学运行轨道中不断发生变化，哲学家们也继续因这种诉讼互相争吵。终究，我们确实碰上了语言的界限：从今往后，要做哲学，须以诗歌的形式进行。维特根斯坦在他编写的一本零散笔记集里做了如此申言。这句话，海德格尔也曾经说过。于是，为了“改善”过去的新哲学，一种看起来像文学那样的形式向这些边界回归，一种作为普遍理论和绝对思想的思辨意图将在这里被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