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与选择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和精神状态，是人们关于最高价值的信念，是人们作出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根本性的依据、标准和尺度。

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是按照本能而进行的维持生存的生命活动，而人的生命活动却是一种寻求意义的生活活动。由此我们就会提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人的生活活动作为有意义的生命活动，人的历史发展作为生命意义的实现过程，那么，究竟什么是有“意义”的？评价“意义”的“标准”，就成为思考人的生活、历史和发展的核心范畴。

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还会认识到，历史作为人的实现自己目的的生活过程，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总是人们自己选择评价意义的标准，并从而根据自己的选择创造自己的历史。由此，思考人的生活、历史和发展，就必须引进一对更为重要的范畴：标准与选择。

在人类的生活活动中，生活“意义”的创造，与生活“意义”的自觉，是互为前提的。这就是说，没有生活意义的创造，就不会有生活意义的自觉；没有生活意义的自觉，也没有生活意义的创造。这是生活意义的自觉与创造的辩证法，也是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辩证法。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也就是“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它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始终是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深层根据和评价标准而存在的。纵观哲学史，我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凝聚着人类最高智慧的哲学，竟然是自始至终地对最简单的“一”的追求！从古代哲学的寻求“万物的统一性”到“理念的统一性”以至“原理的统一性”，从近代哲学的寻求“意识的统一性”到“逻辑的统一性”以至“人性的统一性”，从现代哲学的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到“科学的统一性”、“文化的统一性”、“语言的统一性”以至“人类活动的统一性”，哲学始终以其“爱智之忱”的“形上智慧”不倦地进行着对“一”的追求。这究竟是为什么？这究竟是意味着什么？

在哲学演进的漫长过程中，它对自己的“一”的追求曾经作过难以胜数的和莫衷一是的解释与回答。“始基”、“基质”、“存在”、“理念”、“共相”、“形式”、“上帝”、“实体”、“本体”、“物质”、“概念”、“逻辑”、“科学”、“文化”、“语言”、“符号”、“理解”……都曾经充当过哲学所寻求的“一”。然而，透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的解释与回答，深究哲学的这种不倦寻求，我们就会对哲学苦苦求索的“一”获得新的认识。

人类的全部“生活活动”的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也就是实现人的自我发展的有“意义”的世界。所以，哲学所寻求的“一”，并不是某种统一性的“存在”，而是判断、解释和评价“有意义”与“无意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的生活价值，并不是直接地创造人的“生活世界”，而是以其对“一”的求索、解释和回答，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的全部“生活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使人类形成作为生活“最高支撑点”的“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意义”的“标准”，与个人对这个“标准”的选择与认同，总是处于矛盾之中。特别是在人类生活世界发生时代性变革的过程中，由于常识意识、科学精神、审美意识和伦理文化的全面变化而引起的“意义范式”的转换，总是造成时代性的“意义危机”。这种“意义危机”，既会激发“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的新的感受和领悟、新的期待和追求，也会引发“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的新的困惑与迷惘、新的矛盾与冲突。 “我到底要什么”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与 “我们到底要什么”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正是深刻地体现了各个时代的“标准”与“选择”的矛盾。

从人类文明史出发，首先我们来思考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标准”与“选择”的关系。人在自然经济的“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中，必然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这种人的自我异化的文化内涵，可以概括为“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

所谓“没有选择的标准”，就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被异化为某种绝对确定、不容置疑、不可改变、至高无上的“神圣形象”，如欧洲中世纪的规范一切和裁判一切的“上帝”。对于这个作为“神圣形象”的“标准”，人们只能是顶礼膜拜，而根本无法“选择”。对于这个“标准”的任何蔑视或置疑，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和大逆不道。生活在这种“没有选择的标准”之中，人们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人的每时每刻，都被像“宪兵”和“警察”一样的“上帝”窥视着、监督着，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需要向“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汇报”，这的确是“生命中的不堪忍受之重”。

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这种“自我异化”，人在“没有选择的标准”中的“不堪忍受之重”，表现在哲学的层面上，集中地体现为以“共相”扼杀“个别”、以“本体”凌驾“变体”、以“统一”排斥“选择”，这就是现代哲学所批判的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肆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自身成为了非神圣的神圣形象，也就是异化了的“崇高”。

近代以来的哲学，它的根本性的时代内涵就是“消解”人在超历史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自身。这就是所谓“人的发现”，也就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反对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近代哲学以“我思故我在”、“我欲故我在”、“我生而为人”的哲学命题表征了这种时代精神。近代哲学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正是对“没有选择的标准”即“神圣形象”的批判。

我们再来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与“选择”的关系。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一方面，它在反对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过程中，倡言现实幸福、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要求和实现“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所要求和实现的“人的独立性”，又必须和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因此，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没有解决人的自我异化，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只是把自然经济中的“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为现代哲学的共同使命。

人在这种“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深切地感受到一种二重化的矛盾：一方面，“神圣形象”的消解，或者如尼采所说“上帝被杀死了”，人们既感受到没有了“窥视”自己、“惩罚”自己的“上帝”的解放了的愉悦，又感受到了一种没有“规范”自己、“约束”自己的“标准”的空虚；另一方面，在“非神圣形象”即“法”、“政治”等等“世俗”化的“规范”中，人们既感受到新的“束缚”和“压抑”，又感到“非神圣形象”作为“标准”的“非神圣性”，因而也感受到一种无所皈依的烦躁。这种烦躁就是一种“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在市场经济中，“现代性的酸”使得传统的天经地义的“标准”失去了神圣的灵光。当人们进行“选择”的时候，却总是难以确认选择的“标准”。捷克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曾把他的一部风靡全球的小说命名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种“轻”，就是生命难以承受的“没有标准的选择”之“轻”，也就是生命难以承受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之“轻”。

在现代哲学中，西方的“存在主义”曾经把它之外的一切哲学都斥之为“本质主义”哲学。然而，由于“存在主义者把整个理念世界作为无用的精神建筑而加以抛弃，结果他们却碰到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矛盾：他们必须在一无选择的原则，二无任何他们可以用以衡量他们是否选择得好的标准的情况下进行选择”，由此便造成了“存在主义的焦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