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及”的自知之明

从韶山滴水洞到“白云黄鹤”的武汉，毛泽东“有所思”，致信江青告白自己的“自知之明”；八年后，当年的收信人江青此时已位高权重，毛泽东又致信江青，告诫她要有“自知之明”。

1974年1月以后，“四人帮”在他们所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既不是认真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也不是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儒家的封建思想，而是处心积虑地批“周公”，含沙射影，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领导干部身上，为他们篡权做舆论准备。

毛泽东一方面对王、张、江、姚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又似乎也意识到江青一伙在党内外“积怨甚多”，在利用“批林批孔”以营私，他对江青的批评多了起来，有些还很严厉：

7月1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江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当众声明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并告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评，使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的总理人选做安排。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形势的发展显然对江青他们一伙十分不利。特别是江青，她不满足自己仅有政治局委员这个职务。她想插手国务院。她认为“四届人大”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是她取得更大权力的一步台阶。因此，“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她要过问，她要抢到组阁的权力。

此时，毛泽东又到湖南长沙休息养病。

于是，江青不顾毛泽东的批评，加紧活动，指使王洪文到长沙找毛泽东告状，即做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汇报。王洪文到长沙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江青又亲自上阵，从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组阁名单。

江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她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八天以后，即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也算是对江青的回信：

江青：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

“又及”二字特别重要。因为毛泽东深知江青一伙“积怨甚多”，没有人脉，没有谁支持，纵然获取高位也是“登高必跌重”。所以，毛泽东对江青提出“三不一团结”的限制和要求。尤其是不能由江青“组阁”的限制，打破了江青的权力梦。写完三条，毛泽东仍不放心，又暗引化用《老子》第三十三章的名言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是在明确警告江青，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了解自己。毛泽东认为江青缺少的就是这一点，自以为是，自不量力，没有“自知之明”。

但江青不听劝阻，用尽心机，以退为进，继续要权。11月19日，她从北京又给毛泽东写信，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

她在信的开头不得不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

接着。就伸手要权。她写道：“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在此期间，江青又托人带口信给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一语道破天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诉说她自己在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的“苦境”，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给她实权。毛泽东读了江青的信后，看透了她的心思，针锋相对，给她写了一封回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招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出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

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副，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话即出自此篇。

毛泽东对李固此文颇为欣赏。他要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其用心可想而知。江青说自己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回信，更加直截了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实际上明确否定了江青的这些无理要求。

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也曾经提到李固给黄琼的信，他说：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那次，毛泽东提李固给黄琼书，重点是表明自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说自己要有“自知之明”；此次，毛泽东重提李固给黄琼书，是要求江青有“自知之明”，不要以“没有工作”的名义要位置，要权力。

江青听不进毛泽东的劝告，她还是把权力位置放在了自知之明的前面。两年后，终于酿成一杯难于下咽的政治苦酒，历史把这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此时，江青想有自知之明也悔之晚矣！

毛泽东运用《老子》第三十三章的名言“自知者明”，有三次“正用”，有两次“反用”。所谓“正用”，就是青年时对自己不盲目，有自知之明，坦率承认有七项缺点；表彰卫士李银桥有自知之明，妥善地处理好了个人的进退去留，前后默默做好勤务警卫工作二十五年（后十五年在毛泽东身边）；晚年毛泽东在热捧面前，并未一意陶醉，保留下一份难得的清醒，终使他在重大政治挫折面前稳住了阵脚，可谓“善败者不亡”，保持了一世英名；所谓“反用”，就是借此批评江青不能实事求是看待自己，不能设身处地对待自己，自视太高，伸手要权，这个批评切中要害；又借此批评有些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脱离读者，只求个人或狭隘集团的功利，对自己的作品无自知之明，这个批评有利于文艺服务于民族自救的伟大抗日战争。

自知者明，不自知者暗；自胜者强，不自胜者弱。这是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从古到今，屡试不爽，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