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无自知之明

据现在已披露的文献，毛泽东投身革命并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引用老子“自知者明”这句话以指导工作，较早的一次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

1942年5月，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

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是在全党自上而下地开展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的整风运动的大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在总体活跃的情况下，在群众文艺方面出现了一些切近现实、服务大众的文艺追求，但在专业的文艺领域之内，也出现了一些不满现状、远离群众的文艺倾向。而来自国统区、大城市、部队中和陕西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因为带着不同的经历与立场，不同的观念和观点，因而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议。一些意见通过报纸反映出来，一些意见也直接反映给毛泽东。

从大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以及作家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有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亦存在一些思想分歧。

延安的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为此，毛泽东征询文艺界党内人士意见时，部分文艺工作者建议开个座谈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好好交换思想，然后请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认识，集中思想。这样中央办公厅以毛泽东、凯丰名义，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正式发出了参加座谈会的请柬，决定召开了这次文艺座谈会。

5月23日，毛泽东做了座谈会“结论”，指出为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他首先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说：

“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而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毛泽东指出：在今天，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予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还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毛泽东举例说：

某些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利益，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老子》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句话，在长期流传中已演化为成语，尤其是“自知者明”（自知之明）引用频率较多。

毛泽东暗引化用“自知之明”的典故，批评那些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只求个人或狭隘集团利益的功利主义者，特别指出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太无自知之明了”。

《讲话》中毛泽东还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道理，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座谈会制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贯彻，推动了根据地文艺事业的发展，也影响到国统区的文艺创作。创作题材也发生很大变化，作家们能自觉地把描写工农兵的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工农兵在文学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从而推进了新文学的民族化进展，使新文学更为接近广大群众。

创作和演出中一些有“小资情调”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逐渐调整自己的立场和视觉，对自己的作品从孤芳自赏没有自知之明中走出来，使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与演出呈现出崭新的气象。

小说创作出现了一大批深刻生动有血有肉的反映可歌可泣斗争生活的新作品。真正表现了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作家真正变成了人民群众审美意识的代言人。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在《讲话》精神影响下成功地描写了解放区土地改革风暴而闻名于世界的长篇，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和草明的《原动力》等优秀长篇，也都因为内容的新颖与充实和技巧的娴熟与创新，博得了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诗歌创作的典型代表是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它是《讲话》以后诗歌变革的突出成果，博得众多名家和广大人民的热烈称赞。郭沫若认为：“中国的目前是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这儿的这首诗，便是响亮的信号。”阮章竞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等名篇，也是驰名中外的力作。

报告文学创作出色的作品亦不少。毛泽东曾称赞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表现了“新的写作作风”。还有刘白羽、黄钢、华山、周立波等的优秀报告文学的篇章，也是影响巨大的杰构力作。

新戏剧引起轰动效应。毛泽东及时肯定了延安京剧改革的创举，说新编京剧《逼上梁山》为“旧剧开了新生面”，“是旧剧革命划时期的开端”，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新歌剧《白毛女》演出后，周恩来称赞说：“看重庆的演出，即使是比较好的，使人感动的程度也无法与看《白毛女》相比，因为这个戏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文艺，真正写出了被压迫阶级的命运和斗争。”茅盾对此剧也曾高度评价说：“《白毛女》是歌颂了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郭沫若则称赞它“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彭德怀、王震曾盛赞新编秦腔剧《血泪仇》和《穷人恨》，说它们是“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的武器”。

解放区的音乐也摆脱了“大、洋、古”的影响，走向了刚健清新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南泥湾》《东方红》等名曲，为人民所喜闻爱唱。

毛泽东借用《老子》“自知者明”的话，批评一些“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人“太无自知之明”，洗刷了文艺界中不健康不高尚不明智的情绪和做派，文艺创作和演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新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