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对传统佛教的革新

学界一般认为，慧能创立禅宗是对传统佛教的一次“革命”，称之为“六祖革命”。那么，所谓“六祖革命”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呢?这恐怕是一个仁者见仁而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认为，“六祖革命”是指对传统佛教的佛性论的革命，其根本内容就是上述“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的思想。也就是说，慧能把传统佛教的抽象的佛性本体论变为一种具体而普遍的心性本体论。^[51]此外，慧能还从“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出发，以“三无”论来统摄一切传统的修持形式与修持内容，并以“不二法门”为指导，对持戒、读经、坐禅、定慧、出家、净土、功德等传统佛教观念及修行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意见，从而开创了一种崭新而便易的禅风，更好地适应了人们追求超越的精神需要。

1.持戒。在传统佛教中，“戒”作为佛教的“三学”之首，大乘的“六度”之一，在佛教中一向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家各派所遵循的教理不一，故所持戒律也有不同。但其根本精神都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坛经》开篇就讲，慧能在大梵寺为僧俗授“无相戒”。所谓“无相戒”，顾名思义，就是建立在“无相”之理念基础上的戒。据杨曾文先生研究，慧能的无相戒与《菩提戒经》所言之“佛性戒”和“持心戒”有关。^[52]因为佛性、心体都是无相之实相，所以可称之为“无相戒”。慧能所说的“四弘誓愿”、“无相忏悔”、“三皈依”和“无相颂”等，都可以说是对“无相戒”精神的具体应用。这使得戒体被坚实地建立在心体之上。因而慧能的“无相戒”也就表现出了与传统戒法的很大区别。有学者认为，“《坛经》摈弃了律学的各种主张，将戒体统一于修体，并定修体为无相，使得戒律的意义完全变了。因为戒律是种外在的行为规范，需要以特殊的仪表相状贯穿于衣食住行等各种宗教和非宗教生活中。假若取消了这种仪表相状，使戒律仪规置于不着诸相的原则之下，就等于消解了它们应有的拘束、制约的功能。”^[53]这段评论揭示了慧能“无相戒”与传统佛教戒律的不同。但对其意义稍多贬抑。

2.读经。在佛教传统中，“佛、法、僧”被视为三宝，因而一般都重视读经。《坛经》中提到有位叫法达的僧徒，“常诵《法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坛经》第42节)。他希望慧能给予启导。慧能说:“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知见转《法华》，开众生知见被《法华》转。大师言:努力依《法华》修行，即是转经。”(《坛经》第42节)所谓“心行”，就是“开佛知见”，就是从自性中显露万法。慧能认为:“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元不有。”(《坛经》第30节)因而相对于读经，慧能更注重强调“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第30节)。而这是不假文字的，关键在于自性自悟。所以，慧能强调“修行”。但修行又离不开理论指导，所以慧能也没有完全否定读经的作用，故要求“依《法华》修行”。最后的落脚点是修行，而不是读经。

3.坐禅(禅定)。慧能把修禅融于日常的行住坐卧之中，并对“坐禅”作了新的解释。他说:“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缘触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坛经》第19节)这就是说，只要于境上不起贪念，本性不乱，就是坐禅或禅定了。如果执著于“坐弹”，追求入定，那是障自本性，与道违背，是障道因缘。当志诚说到神秀常教人“住心观净，长坐不卧”时，慧能说:“住心观净，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并作偈一首:“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宗宝本《坛经·顿渐品》)慧能强调“道由心悟”，而不在于坐禅的形式，这正是慧能的一贯思想。如果于行住坐卧之中能念念无著，那就等于时时入定。这样禅与日常生活就融为一体了。慧能认为，真正的禅定是不定而定，定于不定之中的。换句话说，禅不拘于坐，但也不排斥“坐”，所谓行住坐卧皆是禅。关键在于任心自运，而无执著。

4.定慧。这是佛教修行观中颇为重视的一对范畴。慧能反对把两者区别看待，而主张定慧一体。他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定慧各别。”(《坛经》第13节)又举例说:“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存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体无两般。”(《坛经》第15节)慧能强调定慧一体不二，互为体用。但实际上是以慧摄定，突出自性的智慧本性，从而倡导世人当下觉悟成佛。这是慧能禅学的重要特色。

5.出家。出家修行是印度佛教的传统。当佛教传入中土时，出家形式遭到讲究儒家纲常伦理的士人的普遍反对。但毕竟还是在佛教中坚持下来，成为中国佛教僧人基本的修行和生活方式。慧能在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坛经》第36节)慧能认为在家还是出家，形式是次要的。若出家而不能正确地修行，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在家亦得”，并不是“非得在家”;“不由在寺”，也不是“不能在寺”，在慧能看来，只要认真切实修行，在寺与在家并无两致。慧能破除对出家形式的执著，使得禅宗吸引了更多的在家信徒。

6.净土。净土观念在慧能时代已深入人心，影响很大。所以，有人问慧能说:“弟子见僧道俗常念阿弥大佛，愿往生西方。愿和尚说，得生彼否?望为破疑。”(《坛经》第35节)慧能回答说:“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净心无罪，西方人心不净有愆。迷人愿生东方、西方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坛经》第35节)这段话旨在破除对“西方净土”观的迷恋。慧能指出，东方西方原无两样，只是迷人自生区别。因此，贵在觉悟，自净其意，即相当于身处西方。后世禅宗所谓“唯心净土”的思想显然受到了慧能的影响。^[54]

7.功德。据传，梁武帝曾问达摩，自己一生造寺、布施、供养，是否有功德。达摩回答:“并无功德。”后人对此多有不解，其中就有人向慧能提出疑问。慧能肯定了达摩的回答，说:“造寺、布施、供养，祇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于福田。自法性有功德，……自修身是功，自修心是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坛经》第34节)佛教传入中土后，建寺、造像、立塔、写经之类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拜佛求福，一方面造成社会迷信风气流行;另一方面求福就要布施，实际上形成有权有钱的人才能得到佛祖的庇佑，并称之为功德。这里慧能将修福与功德作了明确区别，有钱造寺、布施、供养，并不等于有了功德。真正的功德在于自修其心，礼敬众生。这种看法改变了以往只有布施、造像等才能积累功德、获得福报的传统观点，应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而言之，慧能创建的禅宗，从“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出发，反对传统佛教一切外在化、程式化的修行方式，破除对持戒、读经、坐禅、出家等形式的执著，这种革新精神被其后学进一步发展，在南宗众多的灯录中，记载了许多禅师奇妙的问答和奇特的行为。他们勇于破除偶像、呵佛骂祖，喊出了“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口号，其本意并非真要打倒佛祖，毁掉佛经，而是要人破除一切外在的执著和崇拜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使人本末倒置，迷失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慧能禅宗的革新精神未尝不是对佛教原始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因为，佛教讲“信、解、行、证”，信是第一位的。信、解又需落实在行、证的宗教实践上。佛教的解脱在本质上却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就此而言，相对于天台、华严和唯识所建立的那些烦琐理论，慧能所强调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确实更接近于释迦时代的佛教精神。^[55]另外，慧能对传统佛教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信徒的修行方式，也缓和了佛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慧能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认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指出“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坛经·疑问品》)，这就解决了一些人既想信奉佛教，又想忠孝两全、不愿抛弃世俗生活的心理问题。慧能禅宗将修行融于日常的亦农亦禅的生活之中，从而解决了寺院的经济来源问题。这样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纲常伦理上，都极大地缓解了佛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极有利于禅宗的发展壮大。慧能禅宗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乃至成为中国佛教的代称，这与慧能对传统佛教所作的革新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