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

慧能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

他，一个文盲，竟然对佛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创新，使博大精深的印度佛教中国化，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也正是由于这一伟大贡献而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评点原文

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1]

慧能简介

慧能(638～713)，俗姓卢，广东南海人，祖籍范阳(今北京西南)。其父卢行.，本是唐朝的官员，于唐高祖武德三年因贬官举家自范阳迁居南海。慧能三岁丧父，母亲李氏守寡把他养大。慧能年稍长，家贫，靠卖柴养母。他天资聪慧，23岁那年，送柴到一客店，出门见一客诵《金刚经》而受到启发，问客从何处听来。客称得自湖北黄梅东山寺弘忍和尚处。慧能从小就听说自己有成佛的宿缘，此时决心追随弘忍，往投东山寺充当行者。

弘忍是禅宗五祖，门人甚多，晚年欲定法嗣，命弟子各作一偈，倘若有人能领悟佛法大意，他将把达摩以来传法的衣法给他，作六世祖。众门人都自认不行，不敢作偈。只有门下第一大弟子、时作寺院教授师的神秀作成一偈，偈子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这个偈子只到门外，未入门内，未曾见性，教神秀另写，神秀却再也写不出来了。慧能不识字，听到童子口诵神秀的偈子后，请人代写一偈，偈子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僧众见偈都十分惊叹，弘忍怕别人害他，假说亦未见性，却暗中接见了慧能，密授《金刚经》，传给衣法，命他即速离去，并亲送他到九江驿。弘忍回来以后，三天未上佛堂，门人疑问，他才说：衣法已经南去。神秀为争衣法，命惠明和尚追赶，在大庾岭赶上了慧能。惠明深知自己不配得衣法，也不甘心代人受过，于是说：我为法来，不为衣来，只要慧能传授《金刚经》，并未加害。

慧能南归，在猎户中隐匿十六年，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后感到传法要紧，才来到广州法性寺。适值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时风吹幡动，有两个僧人在争论：是风动还是幡动，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慧能突然走向前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众僧骇然，引起印宗的注意，于是慧能公开了身份，出示了衣法。印宗十分佩服，当即给他剃度，并“愿事为师”。从此，慧能才公开传法，次年回到曹溪宝林寺，在当地官绅、僧徒支持下，扩建寺院，广收门徒，弘扬佛法，成为禅宗南宗六祖(当时神秀已在北方称六祖，后人称他为北宗六祖)。

慧能以心为本体，提出心生万法。这里的“心”是指意识本身，也叫“心体”。心能包容一切，但心体本身是空虚的。有知有识是心之用，只有用心(心生)的时候万象才显现出来。心的主宰是性，所谓性是指精神作用的主体，心只是性的临时寄宿处，心和性的关系就像地和主人的关系一样，心之所以能产生并认识万法，就像地长五谷靠人耕种一样。万法是客观事物和现象，是虚幻不实的，只是一种假象，所以称为“非有”；心性是主观精神，是空的，但空不等于“无”，却是实有，不然就生不出万法来，所以叫“非空”。“万象有而非有，一心空而非空”，非空是真，非有是幻，心真法幻。由此，慧能否定了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提出“自心即佛，见性成佛”。佛即觉悟，就是说人生来都是觉悟的，只因世俗“偏见”的影响，才产生迷惑，不识本性。众生和佛的差别，只在于迷和悟的不同。“迷则佛生众，悟则众生佛；心险佛生众，平等众生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迷”、“险”指世俗的偏见，“悟”、“平”即不执法我。很明显，慧能反对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主张佛就在自心，我就是佛，只要断绝尘缘，推倒一切外在的佛和法，直指人心，就能“见性成佛”。

慧能不识字，当然没有著作。他生平讲道，经弟子法海记录整理成《六祖法宝坛经》(简称为《坛经》)，成为禅宗的主要经典。

试析

佛教自西汉末年就由印度传入我国，由于文字艰深，仪式繁琐，其义理宣扬众生平等又与儒家的忠孝等级观念相抵触，故长期得不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南北朝时期，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称为修壁观，自成一套禅法，后以他为祖师成为一派，称为禅宗。(禅是梵文Dhyana的译音，意译为静虑，弃恶或思维修)达摩以木棉袈裟为传法信物，传给慧可，慧可传僧粲，僧粲传道信，道信传弘忍，这时的禅宗也并未成为有力的宗派。佛教的这种状况直到慧能时才得以改观。慧能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从形式到内容对佛教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高度评价了慧能的这一功绩，充分肯定他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

毛泽东比较熟悉禅宗，在他外出所带的书中，经常有《金刚经》、《六祖坛经》等书。他比较欣赏的是禅宗六祖慧能的思想，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慧能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形式上进行简化，化繁为简，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二是吸收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思想融合，放宽了成佛的条件，促使佛教中国化。慧能作为下层僧人的代表，不识字，生活艰苦，没有大量庄园。他主张不立文字，要以心传心。提倡简化修行仪式，破除天竺戒律，甚至不看经，不坐禅，不要大量布施，把佛教的修行还原为“运水搬柴”等日常的生活琐事，“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使人们不拘形式，便于修行。在内容上，慧能一改佛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的面貌，宣扬人人都生而俱有佛性，佛就在自己心中，不必像玄奘那样跋涉万里，求佛到西天，只要“当下无心”，就可以“顿悟成佛”。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把佛国由遥远的天国搬到现世间，向人们廉价出售进入理想天国的门票，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有更大的诱惑力。为解决佛教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冲突之处，他提出恩义让忍，说：“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把佛教的修养与中国传统的尊卑上下和孝道结合起来。通过这种融合，使人们易于接受，乐于接受。毛泽东认为慧能的这些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破坏了原来意义上的佛教，佛教徒甚至可以呵佛骂祖。如义玄就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否定一切传统观点。

慧能对佛教进行的这些改革，使它成为完全中国化的佛教，有利于它的扩大和传播。以后的发展证明，慧能的这些改革和创新是成功的。当时曾兴盛一时的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等宗派，在唐武宗灭佛以后，都相继式微。而禅宗却广为流传，成为从唐、宋到元、明、清最为流行的宗派，几乎代替了其他派别的佛教，并远传到朝鲜、日本，在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慧能不愧是“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

【注释】

[1]摘自林克：《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