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对“二雅”诗歌传统的延续与革新

二、《王风》对“二雅”诗歌传统的延续与革新

王畿地区既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那么解决《王风》产生的时代和地域问题，并进而考察其对于前代诗歌尤其是“二雅”的延续与革新，也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

《汉书·地理志》云：“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前651—前619年）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班固是史学家，他指出王畿地区地理范围的变化是颇具历史眼光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王风》产生的地域应当包括雒邑地区，以及与之相通的宗周镐京附近的地区；《王风》诗歌创作的时代也不限于平王东迁（前770年）以后，应当也有西周末年的作品。抛开《诗》文本编辑体例的因素，单从西周中叶后诗歌演变的总体趋势来考察，《王风》诸篇从内容和创作动机方面是对“二雅”中讽刺诗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延续。这一点可从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王风》中《黍离》、《扬之水》、《兔爰》等诗的作者均为周末的贵族，和“二雅”讽刺诗的作者一样，他们也为王室的衰微和内忧外患而担忧叹息，体现出对周中叶以来贵族以国为家、讽世救弊之精神的继承。方玉润《诗经原始》论《黍离》云：“《小序》曰：‘闵宗周也。’《大序》谓‘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徬徨不忍去’，是为得之。而姚氏犹以为‘偶中’，未免失之过刻也。及韩诗云《黍离》伯封作，则又怪诞无稽，不可从。惟是周辙既东，无复西幸。……行役之大夫既已见而忧之，且追怨之。”方氏依《序》说而述作诗者之意与情，可谓善解人意。宗周诗歌的讽谏之风，有赖“行役大夫”之人得以延续，可以考见。

第二，《王风》中除《采葛》、《丘中有麻》等外，大部分诗歌都反映着两周之交乱离的主题，显然是对“二雅”中忧国忧民、关心现实的精神的延续。据《毛诗》及三家诗所述，参以古今学者的解说，《王风》诸篇主旨如下：

《黍离》，《毛诗》以为周大夫闵宗周之衰，《韩诗》以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之子伯封为其兄伯奇而作。古今学者大多从前说。

《君子于役》，《毛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三家略同毛说。今之学者据诗文中“鸡栖于埘”、“日夕”、“牛羊下来”等语，以为是一位妻子怀念在外服役的丈夫而作。考平王时周室多难的局面，毛诗说诗言“行役无期度”，大夫“风（讽）之”，也与诗意相合。总之，此诗虽从室家之思说起，但也处处反映出对于时局的担忧和不满，仍是“变雅”之余风。

《君子阳阳》，《毛序》及三家诗均以为“闵周”，然于诗本文无明显证据，故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描写舞师的诗。

《扬之水》，《毛序》：“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郑笺》：“怨平王恩泽不行于民，而久令屯戍不得归。”“平王母家申国，在陈、郑之南，迫近强楚，王室衰微而数见侵伐，王是以戍之。”崔述《读风偶识》亦从政治地理方面言之云：“申与甫、许皆楚北出之冲，而申依山据险，尤为要地。楚不得申，则不能凭凌中原。”“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益弱，故发王师以戍之耳，非以申以舅故而私之也。”申为周室东迁后之重要边塞，南拒楚人，战略意义非同小可，故平王派兵助其戍守。毛诗之说与诗本文相合。

《兔爰》，《毛序》：“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皆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三家诗说略同。崔述《读风偶识》云：“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是说诗的作者为一个历经宣、幽、平之世的贵族，目睹乱离，述其“百忧”。今之研究者多以为是“没落贵族厌世之诗”^[12]，是对毛诗说的进一步发挥，与诗文本大体相合。

《葛藟》，《毛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齐诗》说云：“葛藟蒙棘，华不得实。谗言乱政，使恩雍塞。”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葛藟蒙棘’，喻王族遭谗。‘华不得实’，喻恩施不终。‘谗言乱政，使恩雍塞’者，盖因其时公家穷之，赒济无资，计臣无可如何，出此下策，此谗言乱政之所由来也。”《左传·文公七年》：“（宋）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考平王东迁，王室自顾不暇，姬姓之族人，或随王室，或流离于途，不得安居。其状与诗本文所言及《序》说相合，故今之研究者亦多从四家诗说，以之为周平王初年贵族所作。

《王风》十首，以上六首均以两周之交的王畿地区政局与贵族生活为背景，反映的均是衰世乱离的主题，其余的四首中《中谷有蓷》虽为弃妇自怜之诗，但也与衰世风俗浇薄有关。所以《王风》中有七成诗在主题上仍是对“变雅”的延续，可以说是“东周之雅”^[13]，其情绪虽没有《节南山》、《雨无正》及《板》、《荡》等诗的激烈，但却和《民劳》、《正月》、《何草不黄》的讽怨相表里。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因为王畿地区原住民与迁至这一地区的王室贵族皆受周礼教化较深的缘故。

但《王风》也并非完全因袭“变雅”，受两周之际政局变化引发的诗歌创作上“风衰俗怨”的影响，王畿之诗在形式和技巧方面，都对“变雅”有较大的革新和超越。首先，《王风》在形式上表现出进一步的歌谣化。对歌谣形式技巧的借鉴和吸收在《小雅》中已经比较普遍，到春秋初年的王畿之诗则几乎在形式上纯为风体。这是两周之际雅诗止息，风诗勃兴的总体趋势使然。前人以为王畿之诗入风，原因在于“贬周室”，《诗谱》云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其实并非如此。王畿之诗入风，正是因为其在形式上采用风体。因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云：

此用历来相传瞽说也，孔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雅》之所得，则《风》之所亦得。《风》、《雅》自有定体，其体风即系之《风》；其体雅即系之《雅》。非以王室卑之故，不为《雅》而为《风》也。

姚氏之说本是要解决自来“王诗为何入风”的经学难题，但其说跳出尊王贬王的旧说，立足诗体变化的思路是十分富于启示的。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从诗体形式着眼论证云：

风、雅、颂本以诗体分，不以时势别。其体颂，虽鲁侯服亦有《颂》；其体风，虽周王城亦为《风》。

方玉润《诗经原始》和姚际恒的思路相同，“一反前人旧说，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14]。所以他们都注意到了王畿之诗在形式上为风体的特征，不仅解决了历来关于王诗归属问题的难题，而且对于我们考察同样由周贵族创作的王畿之诗在形式上相对于“变雅”的变化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王畿之诗《王风》在章法、句法及表现手法方面也与列国之“风”接近，表现出对周人“雅诗”传统的发展。据统计，《大雅》31篇，共223章，1616句；平均每篇7.19章，52.12句。《小雅》74首，共367章，2323句；而风诗共计160首，474章，2618句。平均每首2.96章，16.36句。风诗每首比《小雅》少2章，少15.03句；比《大雅》少4.23章，少35.76句^[15]。可见风诗的篇幅容量要远小于“二雅”。而《王风》10首每首平均2.8章，16.2句，比风诗的平均章数、句数又少。且“二雅”章句少重复，多铺陈；而风诗章法多复沓，多用比兴手法。上述不同，主要是因为西周中叶以来“二雅”诸诗大多为“献诸朝廷”而作，多经反复润色，创作时间较长；而至东周，献诗制度衰落，雅诗之体亦衰，故诗人多为即兴歌咏，采取流行的风体以宛曲达情。

再次，王畿之诗对“二雅”的革新还体现在抒情方式和风格情调的不同。《王风》诸篇虽然在主题上是对“变雅”关注现实的继续，但其对乱离衰败的表现多立足于个体的体验，这与“变雅”闵乱心态中的家国己任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从上文所引《毛序》对王风各篇的解说来看，多拈一“怨”字，而在“变雅”诸篇的解说中，则屡言“刺”字。一字之差，正隐含着从“变雅”到王畿之诗，周族诗歌创作在抒情方式上的不同。

因为出发点的不同，“变雅”之诗在风格情调上往往直言其事，明白正大，气象开阔。虽言乱离而不失俯瞰天下、雄视四方之气概。而王畿之诗则多优柔委曲，轻婉浅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