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的抗议：沉的抗议：陆的抗议

陆九渊（1139—1193）是12世纪中国南宋时富有平民意识、独立不苟的思想家。他虽经科举考试，历任过县主簿、敕局删写、将作监丞、知荆门军等低微官职，而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民间讲学，自办书院，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教学生多达数千人。他以“心即理”为核心所建构的心学思想体系，勇于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并集其大成的正宗理学相抗衡，在与朱熹等直接交锋的多次论辩中逐步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此后，经杨简及陈献章等的学脉继承，再由王守仁进一步充实、发挥，蔚为明清以来的主流哲学思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后“五四”时期，陆九渊的学术思想对熊十力、郭沫若、蒙文通等仍保持着特殊的吸引力，足见陆九渊在中国思想史上所据有的独特地位。

陆九渊所创立的心学，其最主要的理论特点是昂扬人的主体意识，典型地抽象发展了人的自觉能动性。他以“人皆具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为立论的基点，认定“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由此推论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些论断，似乎可以诠释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呓语，但如果联系陆九渊从童年起就开始探索客观宇宙问题的心路历程，就其深层的哲学含义而言，则可如实地理解为：当万物森然呈现于吾心，人所面对的世界才由“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这是靠人所独具的主体意识及其“满心而发”的活动，从而实现宇宙万物之理与吾心之理的交融契合，“至当归一”“不容有二”。他强调的是“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损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会”，“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所以，人应当着力的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就这个意义上凸显人的“本心”（精神）的能动发用，理所当然。所以，有的学者褒称陆九渊为一代“精神哲学大师”，信然。

陆九渊心学的另一特点，是以“尊德性”为宗，在鹅湖会中与主张“道问学”的朱熹激烈交锋，因而更加自觉地坚持价值理性对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强调“先立乎其大者”，就是要把做人的德行践履、人格修养置于首位。在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上，明确地把德育放在第一。他所主张的德育，并非纲常伦理规范的外在强制灌输，如正宗理学所坚持的以道心钳制人心，用天理窒息人欲，而是相反，强调“发明本心”，即把普通人的“人同此心”的“心”作为人生价值和意义之源，通过“存心”、“养心”、“求放心”的修养，高扬价值理想，挺立起道德自我，立志“堂堂地做个人”！他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又岂可轻？”他的名诗：“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都表明，陆九渊的心学，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现实的“人”，实可称之为“人学”或“人的哲学”。

陆九渊展开他的“人学”理论，触及到一个重要课题，即他对正宗理学所维护的伦理异化和文化专制，进行了具体的揭露，表示过深沉的抗议。他所谓“堂堂地做个人”的价值标准，首要的就是“公私义利之辨”。从原则上看似乎与传统道德观相类，但当他联系现实作出具体剖析，就显示出它的批判锋芒。例如，淳熙八年他应朱熹邀请，在白鹿洞书院一次讲课中，以当时的科举取士的积弊为例，痛切揭露：“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颠至踵，无非为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而优则仕”的流行观念，实际是引导人们追逐名利，“如锦覆陷阱，使人贪而堕其中”。由于他在白鹿洞书院公开揭露“利欲之习”，朱熹也承认陆九渊讲得“恳到明白”，“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听众“至有流涕者”；朱熹自己也“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生动地展示了陆九渊这次“决破罗网”的讲演的震撼力。

一方面，陆九渊指出，“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必须警惕依附、盲从和奴化。他痛斥一切依附别人，依附权势、随波逐流或甘当“声、色、利、达”的奴隶的人，统称之为“附物”。他说“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因而强调人要有独立自主精神，不盲从，不迷信，不随风倒，“不随人脚跟，学人语言”，而要“自立”、“自重”。在治学学风上更力主“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针对当时社会的堕落风气，一些人“奔名逐利”，一些人“卑陋凡下”，一些人自陷于伦理异化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陆九渊大声疾呼：“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此理在宇宙间，何尝有所碍？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阴阴地在个陷阱中，更不知所谓高远底。要决裂破陷阱，窥测破罗网！”“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这类激烈言词，散见于他的语录中，近乎冲决网罗的愤怒呐喊，是陆九渊的“理性的激情”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以冷静的钻研，反对“泛观”、“泛从”，而提倡一种怀疑精神，他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他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个“疑”字，批评孔门的子贡虽然好学但不疑不辨，所以成就不大。同时，更把慎思明辨的怀疑精神直指向经典权威，大胆声称：“《春秋》之谬，尤甚于诸经”；《易传》“系辞首篇二句可疑，近于推测之辞”；“《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对当时学术潮流更敢于藐视权威，抨击司马光《资治通鉴》开宗明义的《名分论》为思想僵化的谬论；又一反时论，赞扬王安石的品德，并肯定其“祖宗不足法”的观点。甚至怀疑到君权私有的合理性，声称：“后世人主不知学，人欲横流，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可得而私。”进而导出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类贬抑儒经的议论和冲决囚缚的思想闪光，不仅当时惊世骇俗，被朱熹等目为“狂”、“怪”；而且至今还具有启发作用，可以视作传统文化中稀有的现代性的文化基因。

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定位，近些年超越两军对战的模式后，有所清理和重新评价，但尚有待详据史料，顾及全人，作出具体深入的剖判研究。所幸者，陆九渊晚年（1189—1193）思想趋于成熟时期，任知荆门军，得以在荆门留下他的光辉足迹。陆夫子祠便是近年重修的文化名胜。更有幸者，王心田同志立足荆门，神交往哲，公务之余，深研陆九渊著作，从陆九渊知荆门军时期入手，对其这一时期的全部著作一一予以编年、考订、注释、解评，撰成《陆九渊知军著作研究》一书，期能深入浅出，古为今用，将陆九渊晚年知军形象、为政实践和学术思想，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无论是对陆九渊学说的研究，还是对荆门地方文化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本书作者摒弃过去用预先设置的框架来割取前人学术资料的做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导向，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出发，坚持从陆九渊社会实践活动出发，坚持从每篇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出发，逐篇对陆九渊著作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述，重在探讨陆九渊学术思想的精神实质及其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如在《送宜黄何尉序》解评中，本书作者赞赏陆九渊以人民群众的毁誉为标准，为被免职县尉何坦鸣不平和多方慰勉的义气，进而对陆九渊个人的情操、修养、胆识进行评介。这样，就使得注与评做到了有根有据，实事求是。本书作者不满足于以往著作对陆九渊学术思想作哲学路线上的简单定性和归类，而是努力突出陆九渊所创立的心学的特点和陆九渊其人的个性。在肯定陆九渊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指出心学的辩证法的积极方面，即心学能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

凡此，均表明本书作者发愿以来，矻矻七年，已卓然有成，书将出版，谨为之序。

一九九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