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警察搜查没收书报杂志的抗议

1946年8月初上海社会局调制了105种查禁书刊名单后,上海警察对全上海书报摊和书店的搜查和对进步书报杂志的没收接连发生,同时警察当局要求报贩和书摊不得销售没有登记证的书报杂志。为揭露那些披着民主外衣,践踏、破坏民主的反动派,针对警察任意没收杂志的行径,《文萃》连续刊登有关启事、宣言和抗议文章。8月8日出版的42期上发表了主编黎澍署名的《略论搜查书报摊》一文,对国民党政府出动警察和宪兵查抄书报摊表示抗议。文章披露：“连续一个多礼拜,几乎每天都有大举搜查的事件”,“已经严重到再也不应该默不作声的程度了”[10]。“因为某某几种杂志批评或指责政府就不给他们登记证,甚至派警察沿马路搜查书报摊,也就不是一个好政府所应为了”,“搜查之举,于法的精神亵渎尤甚”[11]。43期又以封底半版篇幅刊登标题醒目的“本刊启事”,刊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社会局对《文萃》的公开批文,郑重声明：“本刊早经市党部核准先行发行”“且为依法申请登记有案之刊物”,表示希望不再有查抄没收之类的“误会”。第44期刊登上海市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周报被迫停刊宣言》的同时,发表了《言论自由在今天》一文,指出查禁没收的进步杂志“大多数都曾依法办理手续”,但政府并未依法核准,“总是拖延时日,其责任在政府”[12]。文章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国民党当局故意不给民主刊物颁发登记证,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民主与出版自由。该文指出：“封锁和压制并不能达到消灭的目的”,还引用一位民主人士的话发出警告,“当人民不能用言论表达意见的时候,就是用行动表示意见的开始”[13]。第51期刊登了沈钧儒、柳亚子、巴金、赵超构、许广平等39位知名人士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的呼吁书,又刊“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致政协第三方面代表备忘录”,列举了国民党特务查封、禁售、没收进步刊物的种种暴行。

《文萃》刊发的这些文章在国统区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舆论影响,使群众了解了国民党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残酷迫害和反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它对国民党不守约言与不顾信义的揭露,大大降低了国民党在国统区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动摇了国民党在国统区群众中的执政合法性地位,为国统区内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