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论语的异同半部论语的功用

孔子去世以后，孔子的学生将孔子生前的言论编辑成书，称为“论语”。《论语》由于传承的不同，又有《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的不同。

《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肖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班固记录了《齐论语》的传人和《鲁论语》的传人。将传《齐论语》放在前，传《鲁论语》放在后。班固《艺文志》所讲的安昌侯张禹（？—公元前5年），是汉成帝刘骜的老师。禹字子文。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东南）人。张禹为孩儿时，数随家至市，喜欢观看卜相者的表演。久而久之，颇晓其分蓍布卦的意思，时从旁边插话。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对他父亲说：“这孩子多知，可以让他学经。”张禹长大后，到长安求学，从沛郡施雠学《易》，向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宣帝甘露中，有诏太子太傅肖望之问。得到肖望之的赏识和推荐。试为博士。元帝初元中，立皇太子，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举荐张禹善《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迁光禄大夫，出为东平内史。汉成帝刘骜即位后，尊张禹为师，任丞相，封安昌侯。张禹精治《论语》，先事王阳，后从庸生，改编今文本《论语》，将《齐论》、《鲁论》合编，定为《张侯论》。其书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寖微。事见《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

何晏等《论语序》：“叙曰：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肖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光禄大夫关内侯臣孙邕、光禄大夫臣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臣何晏等上。”何晏等人将《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的异同、传人叙述得较为详细，并将《鲁论语》置于三部《论语》 之首。

何晏，字平叔，宛人，汉大将军何进之孙。魏曹爽秉政，以晏为尚书。《经典释文•序录》：“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

《隋书•经籍志》收录《论语》注疏共二十六部。郑玄注《论语》十卷。虞喜赞郑玄注《论语》九卷。何晏集《集解论语》十卷。《隋书•经籍志》云：“《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缉而论之，谓之《论语》。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齐则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汉书•艺文志》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鲁则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韦丞相节侯父子，鲁扶卿、前将军肖望之、安昌侯张禹，并名其学。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魏徵等人将唐朝以前三部《论语》的异同及传授情况叙述得比较清楚。

清唐晏所著《两汉三国学案》卷十《论语》，将《论语》的传承归纳为四类。一类以孔安国、孔腾、许慎为代表的《古论语》派。二类，《鲁论》派，以夏侯胜、夏侯建、肖望之、朱云、鲁扶卿、龚奋、韦贤、韦玄成、张禹、包咸等人为代表。三类，《齐论》派，以王吉、贡禹、庸谭、宋畸、五鹿充宗、王卿等人为代表。四类，不知宗派。以王尊、尹敏、范升、贾逵、郑众、马融、荀爽、郑玄、王肃、王弼、荀、何晏等人为代表。并列出《古论语》异文24条，《说文》引《论语》15条，《鲁论》异字52处。

综观上引各书，我们可以看到三部《论语》的异同。总体说来，三部《论语》大同小异。首先从篇幅上看，《鲁论语》与《古论语》基本上相同，只是《古论语》将第二十篇《尧曰》分成了《尧曰》和《从政》，因而《古论语》二十一篇便有两《子张》。而《隋书•经籍志》误为“分《子张》为两篇”。《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比《鲁论语》和《古论语》篇幅要大些，多出《问王》、《知道》两篇。由于张禹将《鲁论语》与《齐论语》合一，删其烦惑，除去《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语》二十篇为定本成《张侯论》。汉末，郑玄以《古论语》为本，参考《张侯论》（即《齐论》、《鲁论》融合本）而为之注，三部《论语》合而为一了。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论语集解》，三部《论语》进一步融合。实际上在郑玄所注的《论语》中，三部《论语》已经基本融合了，等到何晏做《论语集解》，三部《论语》就已经完全融合了。皇侃的《论语义疏》、唐《开成石经•论语》、宋邢昺的《论语注疏解经》等都是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的，一句话，传世的《论语》是三部《论语》融合后的《论语》。

邢昺不明此理，以为何晏《论语集解》为《鲁论语》。其在《疏》中说：《论语》“汉兴，传者则有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

《隋书•经籍志》不察郑玄《论语注》以孔氏本为底本，而谓“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这种错误大概是由于何晏《论语•序解》误导所致。何晏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郑玄是马融的学生，马融也为《古论语》作训说。何晏自己心里可能还是很清楚郑玄以《古论语》为本，不然就不会将孔安国、马融、郑玄依次排列。他的本意可能是说郑玄以《古论语》为本，以《鲁论语》的篇章为准，参考《齐论语》和《鲁论语》而为之注。因为他自己也是以《古论语》为本的，《集解》中以孔安国的训解排在首位，征引也很多。所以《隋书•经籍志》说“《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应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

《论语郑氏注》隋时盛于人间，唐代更为流传，五代以后才逐渐亡佚，至宋代就已湮亡。到了南宋便有王应麟为其做辑佚工作，说明郑玄《论语郑氏注》到南宋已无法见到，甚至连残本也很难见到。清朝惠栋、孔广森、宋翔凤、袁钧、王谟、王奭、马国翰等人都有辑佚本。但综合起来不到原书的十分之一。所幸者本世纪初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了几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更可喜的是193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六三号墓出土了著名的唐中宗景龙四年卜天寿写的《论语郑氏注》长卷，以及1959年至1975年间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除卜天寿写本外的二十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为我们研究《论语郑氏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六三号墓八——一号写本有题为“《论语•八佾》第三孔氏本郑氏注”、“《论语•里仁》第四孔氏本郑氏注”、“《论语•公冶长》第五孔氏本郑氏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八四号墓一二——一（b）—一二——六（b）号写本有题为“《论语•雍也》第六孔氏本郑氏注”，伯希和二五一〇号写本题有“《太伯篇》第八孔氏本郑氏注”、“《子罕》第九孔氏本郑氏注”、“《乡党篇》第十孔氏本郑氏注”。对于唐写本的这些现象，近人已开始注意。如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写道：“法国伯希和教授于敦煌千佛洞得《论语郑注》卷二残卷，存《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四篇。《述而篇》首阙，余篇首则题‘《泰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乡党篇》第四’。篇下皆题：‘孔氏本、郑氏注。’《乡党篇》后有题云：‘《论语》卷第二。’又，日本橘瑞超氏于吐鲁番吐峪沟得《论语》断片，存《子路篇》末及《宪问篇》首十行，《宪问篇》题下亦有‘孔氏本’三字，其注亦郑注也。案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说，而世不传。汉末郑大司农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以为之注。’《经典释文•叙录》云：‘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以为之注。’又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正读，凡五十事。’《隋书•经籍志》说亦略同。是郑注用张、包、周之本，包、周皆出张氏，张氏初受《鲁论》，后受《齐论》，均与孔氏无与也。且皇侃论《古论》篇次，《乡党》第二，此本则《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悉用《鲁论》篇次，尤与孔本不合。而此题‘孔氏本’，殊不可解。余谓何、陆所说与此本所题皆是也。郑氏所据本固为自《鲁论》出之《张侯论》，及以《古论》较之，则篇章虽仍《鲁》旧，而字句全从古文。《释文》虽云郑以《齐》、《古》正读凡五十事，然其所引廿四事及此本所存三事，皆以《古》正《鲁》，无以《齐》正《鲁》者，知郑但以《古》校《鲁》，未以《齐》校《鲁》也。又，郑于《礼经》，或从古文改今文，或以今文改古文，而正《论语》读五十事中，所存二十七事，皆以《古》改《鲁》，无以《鲁》改《古》者。故郑注《论语》，以其篇章言，则为《鲁论》；以其字句言，实同孔本。虽郑氏容别有以《齐》校《鲁》之本，固明明以《古》校《鲁》之本，非以《齐》、《古》校《鲁》之本也。后汉以后，《张侯论》盛行，而《齐》《鲁》皆微。石经所刊《鲁论》，虽不知为谁氏之本，而其校记，但列盍、毛、包、周异同，不复云《齐》。盍、毛虽无考，然包、周则固张氏之学也。疑当时《齐论》已罕传习，何氏‘考之《齐》、《古》’之说，或因《古论》而牵连及之也。今将《释文》及此本所著以《古》改《鲁》之条，罗列如左，可以知其题‘孔氏本’之故矣。

《学而篇》：传不习乎。郑注云：《鲁》读‘传’为‘专’，今从《古》。

《公冶长篇》：崔子。郑注云：《鲁》读‘崔’为‘高’，今从《古》。

《述而篇》：吾未尝无诲焉。《鲁》读为‘悔’字，今从《古》。

又：五十以学《易》。《鲁》读‘易’为‘亦’，今从《古》。

又：正唯弟子不能学也。《鲁》读‘正’为‘诚’，今从《古》。

又：君子坦荡荡。《鲁》读‘坦荡’为‘坦汤’，今从《古》。

《子罕篇》：冕衣裳者。郑本作‘弁’，云：《鲁》读‘弁’为‘絻’，今从《古》。

《乡党篇》亦然。

《乡党篇》：下如授。《鲁》读‘下’为‘趋’，今从《古》。

又：瓜祭。《鲁》读‘瓜’为‘必’，今从《古》。

又：乡人傩。《鲁》读‘傩’为‘献’，今从《古》。

又：君赐生。《鲁》读‘生’为‘牲’，今从《古》。

又：车中不内顾。《鲁》读‘车中内顾’，今从《古》也。

《先进篇》：仍旧贯。《鲁》读‘仍’为‘仁’，今从《古》。

又：咏而归。郑本作‘馈’，馈，酒食也。《鲁》读‘馈’为‘归’，今从《古》。

《颜渊篇》：片言可以折狱者。《鲁》读‘折’为‘制’，今从《古》。

《卫灵公篇》：好行小慧。《鲁》读‘慧’为‘惠’，今从《古》。

《季氏篇》：谓之躁。《鲁》谈‘躁’为‘傲’，今从《古》。

《阳货篇》：归孔子豚。郑本作‘馈’，《鲁》读‘馈’为‘归’，今从《古》。

又：古之衿也廉。《鲁》读‘廉’为‘贬’，今从《古》。

又：天何言哉。《鲁》读‘天’为‘夫’，今从《古》。

又：恶果敢而窒者。《鲁》读‘窒’为‘室’，今从《古》。

《微子篇》：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鲁》读‘期斯已矣，今之从政者殆’，今从《古》。

《尧曰篇》：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鲁》读无此章，今从《古》。

以上出《经典释文》。

《子罕篇》：弁衣裳者。注：《鲁》读‘弁’为‘絻’，今从《古》。

又：沽之哉沽之哉。注：《鲁》读‘沽之哉’不重，今从《古》也。

又：不为酒困。注：《鲁》读‘困’为‘魁’，今从《古》。

以上出《郑注》残卷。

以上二十七事，除一事重复，得廿六事，已过五十事之半。顾郑注在六朝隋唐间传习至广，写本亦多，其存《鲁》读之注，往往为写书者所删，故陆氏所见郑注别本已有全无此注者。又，《述而》以下四篇中，陆氏所见郑注本，注以《古》改《鲁》者凡十条，此本惟存一条；此本所有二条，陆氏所见本亦无之。此皆由写书者因其与训释无关，任意删节，故今日不能见其全。然《释文》所出郑本异文二十五事，虽无从《古》改《鲁》之注，然颇有数事足证其从《古》者。如《为政篇》之‘先生馔’，《释文》云：‘郑作馂’。案《特牲•馈食礼》‘祝命尝食馔者’注：‘古文馔皆作馂。’郑注作‘馂’，是亦从《古》改《鲁》也。《公冶长篇》‘可使治其赋也’，《释文》：‘梁武云《鲁论》作‘传’，孔云兵赋，郑云军赋。’是亦从《古》改《鲁》也。《述而篇》‘子之燕居’，《释文》：‘郑本作宴。’案玄应《一切经音义》云：‘宴，石经古文为燕（卷三、卷七、卷九、卷二十三，凡四见。此石经谓魏三字石经）。’是‘宴居’与《季氏篇》‘乐宴乐’之‘宴’，亦从《古》改《鲁》也。《微子篇》‘齐人归女乐’，《释文》：‘郑本作馈。’此亦当与‘咏而馈’、‘馈孔子豚’同例。而其注皆为后人删去，遂使五十事湮没殆半。然则郑本文字固全从孔本，与其注他经不同。此本直题为‘孔氏本’，虽篇章之次不同，固未为失实也。”

循着王氏的思路，综合《汉书•艺文志》、何晏等《论语序》和《隋书•经籍志》，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郑玄将《古论语》与《张侯论》融合了。二、郑玄《论语郑氏注》唐写本的发现证实了《隋书•经籍志》所说“《古论语》……章次烦省，与《鲁论语》不异”之说不误，并非王氏所说“篇章之次不同”。三、《隋书•经籍志》谓“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为之注”，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六三号墓八——一号写本、伯希和二五一〇号写本直题“孔氏本”为底本，说明郑玄有两种《论语》注本，一种以《张侯论》为本，一种以《孔氏本》为本。以《张侯论》为本的注本在前，因为《张侯论》已合《齐》、《鲁论》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之《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定，所以郑玄将其视为《鲁论》以为之本，故于注文中多处标明“《鲁》读某为某”（当作“《鲁论》某为某”），盖为师从马融以前之注本。以《孔氏本》为本的《论语郑氏注》乃是师从马融以后离开马融所注。这一注本号题“孔氏本”，但却融合了《张侯论》。《张侯论》是《齐论》、《鲁论》融合的产物，《论语郑氏注》则是《孔氏本》与《张侯论》融合的结晶。郑玄是真正融合三部《论语》的大师，是《论语》研究中的集大成者。

考刘昫《旧唐书•经籍志》载《论语》三十六家，郑玄占了四家，即：“《论语》十卷，郑玄注、虞喜赞”，“《论语》十卷，郑玄注”，“《论语释义》十卷，郑玄注”，“《论语篇目弟子》一卷”，准确地说，应该是三十六部，郑玄占三部。其中虞喜赞“《论语》十卷郑玄注”当是虞喜为郑玄注《论语》作赞，“《论语释义》十卷郑玄”当是郑玄为《论语释义》作注。郑玄注的《论语释义》可能是为《张侯论》所作的注解，而“《论语》十卷郑玄注”则可能是以“孔氏本”为本的最后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是在注《论语释义》之后，进一步考证《论语》的篇目、弟子以后，不再以《张侯论》为本，改为以“孔氏本”为本的基础上对《论语》作极为严肃认真的综合研究后写定的，这就是唐写本《论语》孔氏本郑氏注，由于通过考证篇目、弟子、文字和源流，发现前所注《论语释义》已非《鲁论》原貌，而是《鲁论》与《齐论》的融合，素以善于综合治经的郑玄便将马融传授的《古文论语》与《张侯论》融合了，而以“孔氏本”为本，采《张侯论》之长补 “孔氏本”之短，因而后出转精的“《论语》孔氏本  郑氏注”则很少有“《鲁论》某为某”的字样了。所以《七录》作《古文论语注》。而两种注本到唐朝依然流行，所以《新》、《旧唐书》均有记载。《新唐书•艺文志》：“《论语郑玄注》十卷，又注《论语释义》一卷，《论语篇目弟子》一卷……虞喜《赞郑玄论语注》十卷。”注《论语释义》一卷，当作“十卷”。郑珍曰：“按两《志》卷数差别太远，‘十’恐‘一’之误。”北宋欧阳修编《新唐书•艺文志》时尚见到郑氏三种《论语》注解，欧氏共收三十家三十七部，尚有两家不著录的。欧阳修的《艺文志》较之刘昫的《经籍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欧氏将郑玄的三种《论语注解》从刘氏的《经籍志》之《论语》类的第二家移到了《新唐书•艺文志》的第一家，而将刘氏《经籍志》之《论语》类的第一家何晏《论语集解》移到了《新唐书•艺文志》的第十家第十三位。这种编排的差别说明欧阳修认真研究了郑玄的全部《论语》的著述，充分肯定了郑玄是《论语》研究的集大成者，而将何晏的《论语集解》排到了很一般的位置。欧阳修可谓慧眼识真金，可谓真康成之知己，是真正领会体验康成“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伟大的一生的人。唐晏则将郑玄、何晏等人列为不知宗派。

随着学术界对《论语》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的专家学者在辛勤编纂《儒藏（精华编）》的同时，编辑出版了《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其中刊发了《〈论语义疏〉的体式与结构及其诠释学意义》（甘祥满）、《邢昺〈论语注疏〉的注释特色》（唐明贵）两篇文章，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论语学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可供我们参考。

综观《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的分合历史，也可以看到《论语》这部书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当今人们在研究《论语》时往往忽视《论语》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秦汉以后，《论语》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就有了重要影响。在两汉的经学中，《论语》虽然没有列入经学，但从三部《论语》的传授情况来看，说明《论语》已受到十分重视。梁、陈之时《论语》被立于国学。到了唐朝，《论语》不仅成了“立身入仕”的必读书，而且已经有了口问对策。

据《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记唐选举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中明经记载：“凡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穀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这就说明《论语》已被列为通经所兼习的课程。

唐杜佑《通典》卷十七“选举”五“杂论议”记载，《论语》不仅是通经所兼习的必读书，而且是“立身入仕”的必读书，是明经的翼助。“立身入仕，莫先于《礼》，《尚书》明王道，《论语》诠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其明经通此，谓之两经举。《论语》、《孝经》为之翼助。……其但习《礼记》及《论语》、《孝经》名一经举。……进士习业，亦请令习《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并一史。……有通《礼记》、《尚书》、《论语》、《孝经》之外，更通《道德》诸经，通《元经》、《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韩子》，谓茂才举。……诸色身名都不涉学，昧于廉耻，何以居官？其简试之时，虽云试经及判，其事苟且，与不试同。请皆令习《孝经》、《论语》，其《孝经》口问五道，《论语》口问十道，须问答精熟，知其义理，并须通八以上。”

可见《论语》成了各科的必读书，而且有了口问对策。这说明唐朝对《论语》十分重视。

据翟氏考证：汉朝人已有称《论语》为“经”的说法，其说存于《于定国传》，唐朝人韩愈注《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则题《论语》为“经”。

到了宋朝，则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这话相传是北宋大政治家赵普说的。虽然《宋史•赵普传》没有记载这一句话，但从其传文中都可以窥见他后半生熟读《论语》的程度。《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初，太祖侧微，普从之游，既有天下，普屡以微时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达，谓普曰：‘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复言。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三字经》赞扬赵普说：“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三字经训说》上说：“此言既贵而好学也。宋赵普，相太祖、太宗，为中书令，故曰‘中令’。尝曰：‘吾以半部《论语》相太祖，以半部相今皇。凡世治民安，皆读《论语》之功也。’彼既仕，且贵为宰相矣，而勤学好读尚且如此，况未仕之小生，可不勉欤！”

对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洪业教授作了详细的考证与辨析。他在《半部〈论语〉治天下辨》一文中，对袁了凡、王凤洲《纲鉴合编》、《宋史•赵普传》、王称《东都事略》、《少微通鉴节要》、罗大经《鹤林玉露》、赵善璙《自警编》、焦竑《焦氏笔乘》、李衡《乐庵语录》等大量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最早的出处是《乐庵语录》。《乐庵语录》编定于淳熙戊戌（公元1178年），系南宋中叶，距离赵普第二次拜相之时，即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已经197年。最后得出结论说：“记载之去本事迟晚至二百年；则所记者，非出所见，亦非出所闻。其中出于传闻所传闻，已足以启人怀疑。”进而“从《论语》之为书的角度”、“从赵普之为政的角度”、“从史料之重轻的角度”，“辩论赵普半部《论语》之传说，是不可信的”。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是否完全真实可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语》这部书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的确确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毛泽东同志就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我读《论语》，一读就是六年。”毛主席将他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李讷”、“李敏”，“讷”、“敏”二字典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988年1月，法国巴黎75位国际诺贝尔得奖人的会议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

《论语》被当作东方人的《圣经》广为传播。《论语》所体现的儒家伦理在东南亚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日本的工商界视《论语》为《圣经》。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年）著有《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论，成为企业家们的必读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这部书的封面折页上写道：“《论语》与算盘，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书中将二者相提并论，反对所谓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不相容的旧观念，主张伦理道德与经济的统一；强调学问在工商业发展中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修学向上。这不仅对健全和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改变现在的道德秩序混乱大有裨益，而且对后人设计自己的人生，创造有价值的人生，都会有积极的启示。”

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今天，在世界金融危机的逆境中，更加需要我们努力构建和谐世界，积极培育和弘扬和谐精神，更加需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团结奋斗，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研究《论语》，从《论语》中汲取和谐养料。

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德国汉学家加摆伦资说：“吾人欲测定史的人物之伟大之程度，其适当之法，即观其人物所及于人民者感化之大小、存续之长短及强弱之程度三者之如何是也。以此方法测定孔子，彼实不可不谓为人类中最大人物之一人。盖经过两千年以上之岁月，至于今日，使全人类三分之一于道德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之点，全然存续于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也。”研究孔子离不开研究《论语》。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论语》之中。离开《论语》则很难研究孔子的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