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渐带给汉人的不仅仅是佛经，也带来了印度及东南亚的先进文化。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佛经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经作为外来文化在中国原有的语言文化体系中寻找立足点的过程(71)；另一方面，从语言翻译的角度看，翻译不仅仅只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深层的汉文化与其他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佛教作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强势文化，翻译佛经不可避免地要记录、反映这种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原居住民接受它们的语言与文化，汉语中有不少语词就是因为佛教文化而产生或消亡或改变意义的。佛教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影响过汉民族语言，在鉴别译经语料时，完全不考虑佛教文化的特殊性是无益于鉴别结果的。
佛教文化自身存在着区域差异。中国佛教“南重义学，北重实行”(72)。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的陆上丝路与西南的海上丝路是佛教东渐的两条途径，同是外来文化与汉族本地文化交融的前沿，很多佛典也是在这两条路上翻译出来的。
佛教通过陆上丝路进入西北边陲，它在西域的传播也有两个中心，南道以于阗、鄯善为中心，据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先生考证，西晋至唐代，从于阗传入内地译出的佛典多达52种，共计269卷(73)；北道则以龟兹、高昌、焉耆为中心。南道的于阗与北道的龟兹地理历史不同，反映在佛教文化上也不同。于阗流行大乘佛教，现存的于阗语文献以佛教文献居多，大乘佛教的经典最为丰富，这些文献是对于阗地大乘佛教盛行情况记录的强有力注脚(74)。于阗缺乏可供开窟造像的理想山体，因而文献多见于寺、塔；龟兹则流行小乘佛教，在今新疆一带出土的龟兹—焉耆语佛教文献中，大多是小乘佛教经典(75)。小乘佛教注重修行禅定，盛行“观像”、“坐禅”，故而多凿石窟(76)。大、小乘佛教不仅在教义理论方面有差异，在修持内容和方法上的要求也不同，小乘佛教一般主张修“三学”，即戒、定、慧；大乘佛教兼修“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77)。
佛教进入中原后，它的中心差不多一直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北方的一些大城市如长安、洛阳等。不过，东汉末年，佛教也已传入岭南地区。当时，天下大乱，而交州相对安定和平，不少中原人士前来避难，“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僧祐《弘明集》卷一，T52no2102p1b3-4），三国时，西域僧人支疆梁接已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了。
广西也在汉代开始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有了往来，《汉书·地理志》:“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78)“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79)。佛教在西汉时期，已经从海路传入广西地区了(80)。这样，岭南不仅有大批的波斯、阿拉伯等民族的人沿海上丝路涌入，而且岭南本身也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区域，有壮、瑶、仫佬、侗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固有的原始信仰会在无形中与外来的佛教结合起来，重新形成不同于长安、洛阳而具有地方、民族特点的岭南佛教。
从微观层面看，南北僧人的知识结构和学风好尚也有差异，如在南北朝时期，南方僧人前期受玄学影响，谈玄之风甚盛，后期儒学礼教成为佛教高僧学习的重要内容；北方僧人前期多重内典，后期则重儒家经典(81)。
译经语料作为佛教文化传播的文本，记载着在迥异的地理环境中滋生出的各种自然物象，承载着相应的、丰富的不同文化现象，如佛教的称谓、僧徒的用物及其居住修行说法的场所等，都可能有着各自的年代、区域特征。
5.3.3.1 佛教称谓
佛教中有很多类似于官位的职称，这些称谓颇有时代特色，如《撰集百缘经》中有些称谓，可能是在西晋以后形成的。
寺主
作为佛教徒的修行场所，“寺”虽然在早期世高的译经中已见(82)，“佛已说如是，从坐起，入寺室，顷思惟在。”（后汉安世高译《四谛经》，T01no32p814c2-3）但各种相应的“统领寺院内纲规”的职位并未产生，在西晋以前的译经中鲜见“住持”、“僧正”、“僧主”这样“统掌一寺之庶务”的称谓。
“寺主”，顾名思义就是主管佛寺事务的僧人，源自梵语Vihārasvāmin，此云寺主，“起乎东汉白马寺也。寺既爰处，人必主之，于时虽无‘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宋法云撰《翻译名义集》卷一，T54no2131p1075a1-3）“法云”可能是记载中最早的“寺主”，“又梁祖造光宅寺，诏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用为后范”（宋赞宁撰《大宋僧史略》卷中，T54no2126p241b20-21），“东晋以来，此职方盛，故梁武造光宅寺，召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宋法云撰《翻译名义集》卷一，T54no2131p1074c29-p1075a4）
《撰集百缘经》中的“寺主”，受命于国王，“时彼国王，知佛许可，寻即为佛及比丘僧，造立房舍。请一比丘，用作寺主。”（卷五，T04no200p227c14-16）管理僧事时虽不能以身作则，“时彼寺主，从外来入，见此罗汉以香油涂身，心怀嫉妬，便出恶骂。”（卷五，T04no200p227c20-21）但能及时反省，“时彼寺主，见是变已，深怀惭愧，向彼罗汉，忏悔谢过。”（卷五，T04no200p227c24-25）此“寺主”也算得上是称职的。
5.3.3.2 居住修行场所
僧坊
“僧坊”(83)即僧人居住的房舍，“坊”有“房屋”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坊，别屋。”（卷十七，T54no2128p491b18）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别屋谓之坊也。”（卷七，T54no2131p1167a9）早期译经称“僧房”、“精舍”，如后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长者欢喜，修立精舍僧房坐具。”（卷上，T04no196p153b24-25）
“僧坊”之名，虽通于一般，不过它更多地出现于律部，可能指戒律专门之道场，其制度与其他僧徒居住之地有别。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五分律》:“佛言:于僧坊内应著衬身衣，不应著入聚落衣。”（卷二十，T22no1421p137b14-15）入“僧坊”对穿衣服有规定；又《五分律》:“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听我等于僧坊内立受戒坛者不遭此难。”（卷十六，T22no1421p112a19-20）“僧坊”是个福祐吉祥之地；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僧坊法者，佛听诸僧坊中，温室、讲堂、楼阁、一重舍、尖头舍、揵那舍，佛听是诸坊舍众僧畜，亦听一人畜，是名僧坊法。”（卷五十六，T23no1435p41c6-8）又“治塔僧坊法者，阿罗毗国诸塔僧坊毁坏……佛言:如是人不应与作羯磨，若是比丘能大作功德修治者，应与治塔僧坊羯磨，是名治塔僧坊法。”（《十诵律》卷五十六，T23no1435p416c11-21）“僧坊”有它自己的一套规矩。
《撰集百缘经》中的“僧坊”(84)也是一方风水宝地，“闻僧坊中，有好铜瓨，规欲盗取，即便与诸行人，入于僧坊，欲盗取瓨，竟不获得。”（卷八，T04no200p243c2-4）西晋以前未见这种房舍。
5.3.3.3 僧徒用物
对不同的名物，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叫法，如在表达“资生之器物”意义时，“江南名什物，此土名五行。”（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T54no2128p469a11）
佛教是外来的，有个汉化的过程，同样，僧侣的很多用物也非一开始汉人就能制造，如《撰集百缘经》中有“栴檀”一物，可尝试通过整理这一外来之物来考证语料年代。
栴檀
栴檀原产于天竺、南海诸岛国。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九载“栴檀”:“梵语，香木名也，唐无正译，即白檀香是也，微赤色者为上。”（T54no2128p499c5）《大唐西域记》卷十载:“国南滨海，有秣剌耶山，崇崖峻岭，洞谷深涧。其中则有白檀香树、栴檀你婆树。树类白栴，不可以别，唯于盛夏，登高远瞩，其有大蛇萦者，于是知之。扰其木性凉冷，故蛇盘也。”(85)“秣剌耶山”即“摩罗耶山”，在南天竺，“山在南天竺境，因国为名。其山多白旃檀香，入者香洁，故云除垢也。”（《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T54no2128p479a3-4）宋法云《翻译名义集》也曰:“摩黎，或云摩罗耶，在南天竺，多出栴檀。”（卷三，T54no2131p1099b13）此山以盛产檀香树而著称，季羡林先生曾指出“在印度文学作品中，爱用来自秣剌耶山的风比喻香风”(86)。
史料也记载了栴檀的另外一个产地南海诸岛国。崔豹《古今注》曰:“紫旅木，出扶南林邑，色紫赤，亦谓紫植也。”(87)又《南夷志》曰:“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像，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88)慧琳《一切经音义》“栴檀香”条也载:“此香出南海，有赤白二种，赤者为上。”（卷三，T54no2128p324b22-23）又卷二十四:“外国云，此香出诸海岛。”（T54no2128p458a17-19）
栴檀香起初汉地不产，“西国香木名也，此国本无”（T54no2128p458a17-19）。它可能是在汉时随佛教传入中土的，因为它香气芬郁，累日不散，“析栴檀片片皆香”（朝鲜朴永善辑《朝鲜禅教考》，X87no1622p224a10-11）开始也只是用作一种香料，如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口中青莲花香，身栴檀香，食自消化。”（卷上，T03no184p462c20）三国渐渐多见:
［1］德人遍香，旃檀多香。（吴维祇难等译《法句经》卷上，T04no210p563b9-10）
［2］是时栴檀、苏合、欝金诸香，和之为泥。（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T03no152p23c2-3）
［3］普慈及诸女，皆共散花，并持旃檀捣香，及名杂香，诸珍宝散法来诸闿士上。（吴支谦译《大明度经》卷六，T08no225p506b3-4）
在西晋译经中，出现了对“栴檀树”的记录，可能此时汉地已经开始种植“栴檀树”了。
［4］有栴檀树，以诸栴檀，共相装挍，其色妙绝，种种无数。（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方等般泥洹经》卷上，T12no378p914b24-25）
［5］第四精进者，转诣他国，到一江边，见一栴檀树，随流来下。脱衣入水，泅截接取。国王家急求栴檀，即载送上，得金百万，所得之宝，不可称计。（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三，T03no154p88b22-25）
栴檀树是无价之宝，也很稀缺，“旃檀木榓，中国所贵”（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九，T04no212p658a7），非寻常百姓所能消费，“别煮栴檀树耳，世所奇珍，独奉世尊”（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三，T01no1p18b4-6）。
汉地能种植栴檀树后，栴檀木也被僧侣制成各种各样的用物了。
［6］尔时菩萨与诸释童俱住，菩萨手执金笔，栴檀书隶。（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卷三，T03no186p498a26-27）
［7］时王舍城有长者，是六师弟子，得大段旃檀木，即用作钵。（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五十一，T22no1428p946b16-17）
［8］佛在舍卫国，忧伽长者，持牛头旃檀器，直十万两金，及阎浮敷具，持到佛所白佛言:“……”（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三十八，T23no1435p279a23-24）
［9］生四种物，一者旃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宝囊，四者七节神杖。（梁宝唱撰《经律异相》卷四十五，T53no2121p237c8-9）
综上所述，原产于天竺、南海诸岛国的栴檀，作为一种香料，后汉时已传入中国，但汉人至西晋才开始种植栴檀树，用栴檀木制作各种僧人的用物，更是西晋以后之事。
《撰集百缘经》中的“栴檀”不只是一种香料，而且能用来治病，“唤诸良医，以瞻疗治。云须牛头栴檀，用涂疮上，可得除愈”（《撰集百缘经》卷三，T04no200p213c13-14），也可制成僧人必持之杖，“佛便授其一栴檀杖，与彼窳子”（《撰集百缘经》卷一，T04no200p204a26），寺庙楼阁也可用这种珍贵的木材来造了，“于时如来，作是念言:吾今当作牛头栴檀重阁讲堂，化彼民众。作是念已，时天帝释，知佛心念，即共天龙夜叉究盘荼等，各各赍持牛头栴檀树，奉上世尊，为于如来，造大讲堂。”（《撰集百缘经》卷二，T04no200p208c15-19）有人起名时也以“栴檀”为字，“父母答曰:‘此儿生时，身诸毛孔，有牛头栴檀香，从其面门，出优钵罗华香。’因为立字，名栴檀香。”（《撰集百缘经》卷七，T04no200p235a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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