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關於建立當代“新子學”的幾點想法

談談關於建立當代“新子學”的幾點想法

許抗生

一

我十分支持方勇教授提出的建立當代“新子學”的思想。首先，建立當代“新子學”是當前時代的召唤與需要。我國正處於中華民族再度復興的時代，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夢想的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就是我國當代最偉大的時代特徵。什麽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要復興中華民族什麽大業？我想一個偉大民族的復興，一是物質方面的復興，一是精神方面的復興。前者指經濟方面，物質技術方面；後者指精神文化方面，主要是指倫理價值觀，政治思想、哲學、宗教等思想形態方面。前者屬於硬實力，後者屬於軟實力。前者表現為國力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足，後者表現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指導思想和價值趨向的正確（指符合社會和時代的要求）。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兩者相輔而行，互相促進，缺一不可。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不可或缺。由此可見，我國隨着經濟社會的偉大復興，與之相應，必須要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偉大復興。經濟復興是文化復興的基礎，文化復興則是經濟復興的保證。如果没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復興，經濟復興就會失去方向，迷失道路，而夭折復興的大業。可見在這裏，精神文化方向的復興是十分重要的，是帶有根本性的復興大業。

那麽精神文化的復興，又應走怎樣的發展道路呢？在我國近現代歷史上，有些人曾經提出過要走全盤西化之路。他們認為，西方的精神文化促成了西方工業化的復興之路，而中國要走現代工業化之路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全盤實行西化，只有這樣才能使落後的中國成為先進的現代工業化强國。這種觀念已經為歷史所證明，在中國是走不通的，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不懂得中國民族復興之路，必須要走中華民族自己的復興之路。今日的中國是由昨日的過去的中國發展而來，我們絶不能隔斷歷史。今日的中國的現代工業化之路，現代復興之路，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復興之路。這也就是説，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復興之路。這條道路就是我黨所倡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既要向西方學習先進文化，尤其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同時又需要具有中國特色的思想。即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和中國的文化相結合，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復興大業。那麽到底什麽是中國特色呢？就精神文化層向上説，我認為主要就是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按照張岱年先生的説法，就是指優良的幾千年來所形成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可稱作“中華精神”。由此可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學説，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與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兩者相結合的思想。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某種意義上説也就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復興。這就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之真諦所在。為此，我們應當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精神文化傳統。

二

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為什麽要着重提倡發揚先秦子學的優良傳統，倡導建立“新子學”？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界曾有過創建“新儒學”活動，主要是發揚宋明儒學的思想，從而出現了新理學（馮友蘭），新心學（賀麟）與新氣學（張岱年）的思想。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在港臺地區還掀起了現代“新儒學”的思潮，並達至鼎盛時期。他們的思想雖然各有不同，但都以發揚儒學為己任。這自然是復興與發揚中華民族文化的一種重要途徑，但中華民族文化是極其豐富多彩的，絶非儒家文化一家所能替代。發揚儒家文化，並不能等同於發揚中華民族的文化。我們的時代已經進入了思想開放、多元文化互相促進發展的時代，我們倡導的是“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要創建一個繁榮昌盛的偉大的文化復興時代，因此就要全面復興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而這就應回到先秦子學的時代，復興先秦子學的思想。

先秦子學時代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時代，也是我國歷史上學術思想大解放的時代，其時出現了我國第一次學術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繁榮局面，形成了諸子百家的學説。他們互相批評又互相融合吸收，推進了整個中國民族精神文化的大發展。這一繁榮局面一直延續至漢初，之後由於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建議，並為漢王朝采納，儒家逐漸贏得了獨尊地位，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從而結束了繁榮的子學時代。自此之後，儒家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尤其是宋明理學，把儒家發展至鼎盛時期，而子學時代的其他各家（除道家之外，道家對魏晉玄學和道教都産生了影響）都未能得到應有的發展。由此可見，要全面復興中華民族的文化，首先就應當復興先秦子學時代諸子百家思想，正如西方文藝復興運動，復興的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文化思想。一般學者把古希臘羅馬時代稱作文明的軸心時代，我們也可把春秋戰國時的子學時代稱為中華民族文化的軸心時代，或者把子學時代稱為中華民族學術文化的奠基時代。夏、商、西周三代，可稱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初始時期，尤其是西周出現了較為系統的禮儀制度，形成了所謂禮義文明，但尚没有較為系統完整的學説産生。時至春秋戰國的子學時代，中華文化進入成熟期，形成衆多的系統的學説和學派思想。之後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的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我把這一子學時代稱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奠基時代。這一奠基時代，除了出現了生動活潑的百家争鳴的局面之外，從思想内容上來看，與漢以後的封建專制時代的思想亦有所不同。子學時代有較多的平等、自由，帶有民主性精華的思想，而漢以來在中央君主專制集權之下，思想常有較濃重的專制主義色彩（如董仲舒的儒家、朱熹儒家等）。從這一點上説，子學時代的思想更能為我們當前時代所用，易為我們所吸取與發揚，如孔、孟、荀儒家的以人為本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和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的思想，莊子的平等與追求自由的思想，墨子的兼愛互利兩贏的思想和尚賢、節用等思想，《老子》、《周易》、《孫子兵法》等的辯證思維，法家的變法思想與“一斷於法”、“法不阿貴”的思想等。所有這些都可以從當前時代需要出發，重新加以詮釋，發揚光大，為時代服務。

當然，我們提倡發揚子學時代的思想的同時，也不排除對宋明理學、魏晉玄學，乃至中國的佛道兩教等中的一切優秀思想的繼承與發揚，對於西方、東方的一切古今先進文化，我們也應該采取這一態度。也只有這樣，中華民族偉大文化復興大業才能真正實現。

三

以上講了復興中華民族文化，尤其應復興子學時代思想的問題。至於如何復興子學思想，在這裏就有一個建立當代“新子學”的問題。先秦子學的思想，自然不可能直接為當前時代所用。春秋戰國時代的子學思想，自有其歷史的局限性，有的已經過時了，有的是一些落後的東西，本來就不能為社會所用，對於這些我們必須加以抛棄。而對於子學中的優良思想和精華部分，我們則要站在當前時代需要的立場上加以吸取，或重新加以闡釋，使之符合時代的需要。在這裏就有一個“揚棄”的問題，一個改造繼承的問題，一句話就是重新建立當代“新子學”的問題。

那麽又應如何建立當代“新子學”呢？我認為建立當代“新子學”，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絶不可能一蹴而就。建立當代“新子學”，應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這一工程至少可以分這樣幾步走：第一步，做好打基礎的工作，即做好有關先秦子書古籍的整理工作，包括收集、校勘、注釋、出版等工作，這就是我們常説的首先要讀懂子書，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則是在打好基礎、讀懂子書的基礎上，對子學思想展開較深入的研究，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深入，提出有所創新的見解。這第二步，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説法，是屬於“照着講”的階段，即要研究清楚子學思想本來講了些什麽。如此方能進入第三步，即建立“新子學”的階段。即我們要從現代社會的需要出發，重新闡釋子學思想，抛棄其過時的東西，發揚和發展其優良的思想，重新建立符合當代社會所需要的“新子學”思想體系。這第三步就是馮友蘭先生所説的“接着講”的階段，也就是建立“新子學”的最終階段。

至於當代“新子學”的形式，我認為可以以“子”學形式，也可以以“家”學形式。如以“子”學，可有新老學、新莊學、新孔學、新孟學、新荀學、新韓非子學等；如以“家”學，則可有新儒學、新道學、新法學、新名學、新陰陽五行學等。總之，“新子學”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多種多樣。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