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的理气心性诸说

三　胡居仁的理气心性诸说

胡居仁所谓理，即事物必然如此、当然如此的规律与准则。儒者处事用物应当一循其理，而不加己之私意于其中，他说：“事事存其当然之理，而己无与焉，便是王者事。”（《居业录》卷四）胡居仁也注重朱熹的理一分殊之说，但理一分殊在朱熹是一种用来说明宇宙根本之理同具体事物之理的关系的命题。而在胡居仁，理一分殊是一种积累格物穷理功夫，渐而义理圆熟以后的观法。这种观法可以帮助人在不同的问题意识下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理一之一，是约；分殊之多，是博。博着眼于个体，约着眼于总体。把握了整体才可以更深刻地认识部分，而对部分的深入理解又可以更好地把握总体。他说：

一本而万殊，万殊而一本。学者须从万殊上一一穷究，然后会于一本。若不于万殊上体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异端者。（《居业录》卷一）

人到义理贯通处，处事自有要……凡事必有理，初则一事一理，穷理多则会于一。一则所操愈约，制事之时，必能挈其总领而理其条目，中其机会而无悔吝。（《居业录》卷二）

胡居仁强调博与约的会通，在会通中把握关键。对理一分殊，胡居仁更多地把它理解为一种方法。“挈其总领而理其条目”是分析与综合互相发明，互相促进。从道德修养来说，“挈其总领”重在涵养，“理其条目”重在穷理，以涵养统领穷理，以穷理增进涵养。从总体上说，仍是程颐、朱熹主敬穷理的途径。

在理气关系上，胡居仁反对有理方有气、气是理派生的观点，主张理气不可分先后，他说：

“有此理则有此气，气乃理之所为”是反说了。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气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刚柔，质也，因气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礼也，具于气质之中。（《居业录》卷三）

“有此气则有此理”，这里胡居仁明确反对朱熹“有是理则有是气”的说法。阴阳刚柔，皆属气的范畴，理在气中，因气以成理，皆同朱熹所强调者相反。但胡居仁又有理先气后之说，他说：“有理而后有气，有气则有象有数，故理气象数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居业录》卷五）理气象数四者本于一，这是宋明理学认同的观点，但其中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理而后有气”一语，与上述理在气中的说法相矛盾。

胡居仁又有理无时不有、无处不实，气则有虚实的说法，他说：

以理论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禀赋有定，岂可说空说无？以气论之，则有聚散虚实之不同，聚则为有，散则为无。若理则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无也。气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者为虚，若理则无不实也。（《居业录》卷三）

理无不实，是继承了二程“天下未有实于理者”的观点。但气之有无虚实，胡居仁亦有不同的说法。他尝说：“天地间无处不是气，故张子以为虚无中即气也。”但他又说：“横渠言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之凝释于水，某未敢以为然，盖气聚则成形，散则尽矣。岂若冰未凝之时是此水，既释，又只是此元初水也。”（《居业录》卷六）此处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就像朱熹对理气的回答一样，因时地不同、对象不同、论述的侧重点不同而有不同的说法。胡居仁理气观中的矛盾，亦可作如是观。总的说，胡居仁的理气观不出二程的基本论点，但论述缺乏系统性与一贯性。

在心性论上，胡居仁主心统性情。在对性的规定上，胡居仁主性即理。这些方面沿袭了二程、朱熹的思想，但所论不多。有一点显著的差异是，二程、朱熹讲物性处甚多，而胡居仁多讲人性。朱熹所谓性，指天地公共之理在人物之上的表现，亦即“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后便为我所有”。故在朱熹，人性物性皆其所重，并详论公共之理何以在人物之上表现不同，这是朱熹“理同气异”、“气同而理不同”诸说的内容。而胡居仁多说人性，极少论到物性。

胡居仁也继承了宋儒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分的说法，认为人之善来源于天地之性，恶来源于气质之性：“天理有善而无恶，恶是过与不及上生出来。人性有善而无恶，恶是气禀物欲上生出来。”（《居业录》卷一）道德修养，惟在省察克治源自气禀的物欲，勿使淆乱天地之性。而省察克治本身，即是“敬”的内容。胡居仁的人性论是与他的主敬宗旨一致的。

胡居仁与吴与弼一样，都重视道德践履，不在议论上有太多发挥。二人皆不事著述，遗留下来的学术著作为读书札记。胡居仁虽较平实，不像吴与弼那样严厉急迫，但多析理未精。其理气论中的矛盾龃龉之处，说明他对程朱学说，多笼统沿袭，无深刻理解和精切发挥。其最后所得亦仅一诚笃端直君子而已，未有理论上深造自得的阔大气象。这表明，明代前期儒者之学，理气问题已渐渐褪色，论学重点转入心性体验。因此，陈献章、王阳明之学的兴起可以说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