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心性学说

第三节　朱熹的心性学说

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有一段解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的论述，可以说是朱熹宇宙生成论和道德起源论的概括: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四书或问·大学或问》)

“健顺仁义礼智”等道德品性源于天理，它们在人身上体现出来，是在气聚成形，天理寓于人身物体之后。天理寓于人身物体，经过了阴阳交感、五行妙合的过程。

在朱熹看来，人性、物性均源于天理，因此具有共同性。从生理角度讲，草木、鸟兽、昆虫、人类俱得天之生物之理，其知觉运动等生理作用是一致的。但从社会角度来考察，人性与物性，却有很大差别。尽管禽兽草木也具有道德性，如先后秩序、高下等级等等，但与人性相比，其道德因素是十分微弱的。朱熹说:“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二引)意思是说:人、物之性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一种无意识的生理本能，所以叫“蠢然”，言外之意，人与物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具有物所不具备的意识能力，这个意识能力，他沿用了传统的说法，这就是“心”。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心”不是五脏之一的心器官，而是指认识能力。“心”的功能就在于思，“心之官固是主于思，然须是思方得”(《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心”是虚灵不测、妙用无穷的，“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孟子集注·尽心上》)。“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朱子语类》卷五)这个心无形无影，不是实有之物，但它却能够认识一切、分析一切，人正是有这样的认识能力，才能对万物之理、对人身之理、对太极阴阳五行动静用理性的眼光去观察、去认识，因而也最能接受理的全体。“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是天理寓于人身的方所，所谓理在人身正是在人心中，“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朱子语类》卷五)。“心”虽不是天理，但它却包容天理，蕴含天理，穷理也正是穷“心”中之理。

关于“性”，朱熹的说法沿用二程，把“性”(人性)作为天理在人心物体中的显现。“性”的内涵即“仁、义、礼、智”等道德品性，“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孟子或问》卷十四)。因此，其本质是至善的，但在现实世界中，性善的人并不很多，性纯然至善者仅限于圣人，大多数的人性中往往有恶的成分。那么，性中恶的成分从何而来?朱熹总结了古往今来关于性之善恶的种种争论，认为只有张载关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学说才能说明这个问题。朱熹在张载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朱熹指出，“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本然之性”)就是天理，它是天理在人心中纯然至善、无一丝杂质渗于其间时的状态。当有人问他“天命之谓性，只是主理言”时，他连连首肯“极是，极是”(《朱子语类》卷四)。他反复地说明:“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朱子大全》卷五十六)。“天地之性”是没有“气”的成分的，“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阴阳五行处，便有气质之性”(《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天地之性”完美无缺，万善皆备。

“气质之性”则是天理产生之后，由于理所寓住的物体都是由气所聚合而成的，而气又有清浊之分，所以不免对寓于物体中的天理有所遮蔽、侵蚀，不免使之具有杂质，因而就产生了“气质之性”。他举例说，性好比水，本来是清清爽爽的，如果用干净清洁的器皿盛它，水就能保持清洁;但如果用脏污的器皿盛它，就会污染水的净洁，使之混浊。“气质之性”的由来，就是由于气有混浊的一面，它聚合成的物体，其浊性污染了天理所致。朱熹对“气质”的解释不同于张载，他认为“气”即阴阳，“质”即五行，阴阳五行是“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太极图说解》，《周子全书》卷一)。阴阳二气已属于形而下者，五行更是有了具体质态的物体，它们源于天理，按说也应是纯正至善的，但由于太极具有动的功能，而阴阳五行又处于不停顿地运动变化之中，其混浊的杂质便在运动中掺和到事物里面去了。

朱熹与张载、二程一样，也是用“气禀”的理论解释“气质之性”及恶的来源。他没有把“气质之性”与恶等同起来，而是认为:气质之性包含着善与恶的两重性，有时善的成分大一些，有时恶的成分大一些，这都是“气禀”不同而造成的。在他看来，人禀承天理时，受体内气质的影响，往往只能禀承得天理的一个方面，因此，他只能在这方面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德性来，其他方面的德性不是丝亳没有，而是被气质遮盖了。只有禀承天理全体又不受任何气质因素影响的人，才能展现内心的全德，成为圣人。不仅如此，人的性格、气度、命运也受气禀的影响:“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这一说法，反映了朱熹思想乃至程朱理学理性思维的薄弱。人禀什么气，禀承这种气之后产生什么后果，完全是由思想家的脑子杜撰出来的，想当然的，没有经过任何推理和论证，似乎这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

“性”是寂然不动的，一旦它动了，便转化为“情”而发泄出来。“情”即人们的情感、情绪以及道德意识和生活中的欲念，它是“性”的外化和展露，是天理在人身上活泼体现的结果。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解释道:“情与性相对，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底，是性;事物触著，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北溪字义》卷上《情》)这个解释是符合朱熹原意的。“情”是“性”的发用，就是指人对待具体事物时，内心之性根据其“气禀”的程度而有所反映和表现，例如“仁”是“性”的内容之一，它的发用即为恻隐之心。“情”本来是至善的，但有时也会流于恶，这就要看“情”之所发是否“中节”，即合乎节度，只有中节才为善;不中节，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流于恶。这一理论的提出，要求人们不仅在思想上具备封建道德的基本要素，还要在生活实践中时时处处使行为合乎道德规范，摈弃一切不合节度的过分的要求和欲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