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训朱熹

朱熹虽集理学之大成，但他的学术直到南宋末年才被统治者认可，不再像“庆元党禁”(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韩侂胄专权，先后罢去宰相留正、赵汝愚，朱熹被视为同党，其学亦被称为伪学)时那样被视为“伪学”，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再声明自己不是“伪学”了。但在当时朱学还没有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虽然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3年)，曾下令科举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及朱熹的五经传注为准则，但实际上未受到重视。其间又不乏调和朱、陆的理学家。这种情况绵延近百年之久。朱学被定为一尊，则是在明代初年的事。

明代不仅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封建王朝，而且相较宋、元两朝，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进一步强化了专制制度。从建国之初，君臣之间就议论“帝王之学”“以礼义治心”“以学校治民”(《明史·宋濂传》)的问题。但由于朱元璋在即位之初，只读过《说苑》《韵府》《道德经》《心经》等书，这个和尚出身的皇帝爱读佛典《心经》，兼及《道德经》是可以理解的。《说苑》多系历史故事，《韵府》则类似辞典，并非传统的经典。他的这种读书状况，反映了他对儒家思想文化不甚了解。有鉴于此，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 1398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由政府编书，书的内容是广集“关、闽、濂、洛”诸家学说，“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明史·解缙传》)，作为安定社会的一项重要措施，从而开启了官修理学丛书的先声，其意义类似于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天人三策”，旨在建立有权威的统治思想。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为了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制定统一的思想文化政策，乃下令胡广等人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这三部书共260卷，成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其中《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

明初三部《大全》的刊行，标志着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从《五经大全》来看，其所据经注，都属朱学著作。《周易大全》据程颐《伊川易传》及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据陈浩《云庄礼记集说》。蔡沈是朱熹的学生，胡安国是二程再传弟子，观点与朱熹同，陈浩之父陈大猷师事饶鲁，饶鲁之师黄榦，黄榦乃朱熹学生。所以，经过《五经大全》的修撰，朱学成了《五经》唯一的标准经注。

《四书大全》的全称是《四书集注大全》，它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增订本。该书的《凡例》指出:

《四书大全》，朱子集注诸家之说，分行小书。凡《集成》(吴真子《四书集成》《辑释》，倪士毅《四书辑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

这表明，《四书大全》所辑录的诸儒之说，不论是《集成》《辑释》所已记录，或其所遗漏而这次新增补的，其作用都在发明经注，即发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注文的含义，使之更加明白透彻，而朱熹的《集注》原文，则照录不改。《凡例》又指出:“注文下训释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陈氏之说。”元代理学家陈栎，其“学以朱子为宗”，“陈氏之说”，即是指他著的《四书发明》一书。《凡例》所列引用“先儒”之说，共106家，其中朱熹的学生和后学尤多。可见，《四书大全》是一部朱学著作。

至于《性理大全》，则是以朱熹《朱子语类》为蓝本的。该书卷一至卷二十五所收的“先儒”著作，有朱熹注的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朱熹注的张载《西铭》，朱熹著的《易学启蒙》《家礼》，蔡元定著的《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等，这些书，或为朱熹所注，或为朱熹所著，或为朱熹学生所著。只有所收录的张载《正蒙》和邵雍《皇极经世书》非朱熹全注，但也是他所推崇的。该书卷二十六至卷七十，则为有关性理的语录。语录的分类，基本上仿照《朱子语类》。该书所分“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君道”“治道”等目，与《朱子语类》的门类十分相似。而语录的内容则取自程朱及朱熹学生、后学之说，很少收录其他学派的。所谓《性理大全》，也就是朱学在性理方面著述的“大全”。

明初的朱学统治，是对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全方位的统治。①由于三部《大全》都是由皇帝钦定的，所以使朱学具有了法典的意义，从而在知识界中形成了一股“尊朱”“述朱”的风气，学者士人只能以朱学为鹄的，极力推崇而不敢逾越。明初理学家宋濂说:

自孟子之殁，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途者，千有余载。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揭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而集其大成，唯考亭朱子而已。(《宋学士全集》卷五《理学纂言序》)

明初另一理学家薛瑄也说:

《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薛文清公文集》《读书录》卷一)

可见，在明初朱学独尊的情况下，认为天下的道理已被朱熹说尽，是一种流行的观念，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朱彝尊:《道传录序》)。正如黄宗羲所说:“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叙录》)②明初的学校教育，从中央国子监到地方州县学，以至书院和乡村的社学，都要用朱学为教材。学例规定，“生员听讲师说，毋恃己长，妄行辩难”，违者将受到严惩。据记载，宋讷主持国子监时，有一监生批评他欺凌生员。依国子监规，毁辱“师”道者罪杖一百并发云南充军，但朱元璋竟下令将该监生杀害，并在国子监前立竿悬首示众。这是用血腥的手段维护师道尊严的一个典型事例。③明初的科举制度规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及程朱学派的其他解经著作为科举经义考试的标准。三部《大全》颁行以后，更成为科举的文章程式“八股文”的唯一依据，如果考生“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松下杂钞》卷下)，即使文章出类拔萃，也不会被录取。由于科举是做官的唯一途径，这样，读书求仕的人，就不得不苦读朱熹之书了。所以朱彝尊说:“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而言之，《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道传录序》)这就是说，朱学已成为统治者遴选人才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此外，艺术领域，如戏曲、小说、弹词等，也染有朱学的色彩，充斥着道学家的说教。元代曾经出现的反抗压迫，解放个性的《窦娥冤》《西厢记》等优秀文学作品，这时已被《五伦记》与《香囊记》之类的宣传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内容所取代，看不到一点人的活泼生动的个性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