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瀚学术造诣为王守仁之翼

胡瀚学术造诣为王守仁之翼

胡瀚，字川甫，号今山。胡榞曾孙。从父胡铎累官南京太仆卿，曾参与明代有名的“大礼”之议，是一个颇有思想的官员。胡瀚秉承家学，“动必以礼”。18岁时，从王守仁学习致良知之学，王守仁授以《传习录》、《博约说》。胡铎曾教训为学之道：“学在心，心以不欺为主。”（《浙中王门学案五·教谕胡今山先生瀚》）胡瀚于是“日从事于求心，悟‘心无内外，无动静，无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内外动静，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浙中王门学案五·教谕胡今山先生瀚》）。作《心箴图》，得到王守仁嘉许。王守仁去世后，弟子众说纷纭，议者群起。胡瀚以为诸说只得王守仁思想之一端，有失偏颇。他批评道：“吾党慧者论证悟，深者研归寂，达者乐高旷，精者穷主宰流行，俱得其说之一偏。且夫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别太支。汝中无善无恶之悟，心若无善，知安得良？故言无善不如知善。《天泉证道》其说不无附会，汝止以自然为宗，季明德又矫之以龙惕。龙惕所以为自然也，龙惕而不恰于自然，则为拘束；自然而不本于龙惕，则为放旷。良知本无寂感，即感即寂，即寂即感，不可分别。文蔚曰：‘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则感无不通。’似又偏向无处立脚矣，宋儒学尚分别，故勤注疏；明儒学尚浑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厌训诂支离，而必标宗旨以为的，其弊不减于训诂。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何必列标宗旨哉？”（《浙中王门学案五·教谕胡今山先生瀚》）晚年造诣益深，曾评议明代大儒道：“文清之行，粹然师表，求其卓然之见，一贯之唯，似隔曾、颜一级。文成明睿，学几上达，若夫动不逾矩，循循善诱，犹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煞有曾点之趣，而行径稍涉于孤高。敬斋缜密，似有子夏规模，而道业未臻于光大。孟子愿学孔子，而颜、闵犹曰‘姑舍’，吾于四先生亦云。”（《浙中王门学案五·教谕胡今山先生瀚》）表达了自己师从王守仁的缘由。

胡瀚的学术思想，“以求心为宗”，“而功以存心为主”（《浙中王门学案五·教谕胡今山先生瀚》）。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是一部“石破天惊”的惊世之作。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天下历来是皇帝一家之天下，老百姓是皇帝一人之臣民，老百姓根本没有民主可言，更没有民生、民权。他第一个大胆地提出了“君为民害”的反专制思想，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权在民思想，提出了君臣共治天下的平等分工思想，并提出了“藏天下于天下”及“以万民之忧乐”为天下治乱标准的政治结论……所以，我们称他为伟大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之祖当推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清代学术概论》）。

余姚在明代被誉为“文献名邦”，涌现了不少学术大家，黄宗羲认为“每一个学派既有宗主，又有众多的信奉学者”，他说：“学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数十人，所谓后先疏附也。”（《陈令升先生传》）《明儒学案》共记有余姚学者21人，依其在书中出现之顺序，分别为王阳明（守仁）、钱绪山（德洪）、管州、范引年、夏淳、柴凤、孙应奎、闻人铨、黄骥、黄文焕、黄嘉爱、黄元釜、黄夔、徐横山（爱）、郑寅、徐珊、吴仁、胡今山（瀚）、赵考古（谦）、柴广敬、黄白安（尊素）。他们的学术渊源、宗旨、成就不尽相同。其中宗主者有王守仁一人，钱德洪、徐爱、胡瀚等三人为王守仁之翼，管州、范引年、夏淳、柴凤等十四人为王守仁之普通门生。在这里黄宗羲把胡瀚作为王守仁之翼，与他的大徒弟钱德洪、及门弟子（妹夫）徐爱归于同等的地位，可见胡瀚的造诣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