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冯友兰的“开来”、“继往”现代观
冯友兰(1895—1990)的现代观，是立于“开来”、“继往”的逻辑连续性基础上的。作为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并确立了新实在主义哲学信仰的他，在其新理学体系中建构一种自己独有的现代观，是十分自然的事。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教育非但没有使其“西化”，反而成了他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并建立起新理学的基础性要素。在他眼中，现代化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1]。诚如其所说：
在现代，我们有许多新底东西，新底观念，以及新底见解，因此亦有许多新名词，新说法。我们现在底人说底或写底言语中，有新名词，新说法，乃是因为我们是现代底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欧化底人。……我们说：“民主政治是最好底政治。”这话亦是以前所没有底，但这话与“人为万物之灵”，同是道地底中国话，不是欧化底中国话。这是就所谓新东西及新观念说。就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说，我们现代人对于事物，观察较清，分析较细，自然有许多分别，以前人所未看到者，我们现在看到了。……若说这段话是什么化底，我们说它是现代化底。[2]
其实这段话所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冯友兰对欧化、现代化的基本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所举例的那句话“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其中所涵括的现代意识，竟然超越了70多年后的当代人。当代学人似乎更为理性，他们宁愿说：民主政治是次好制度，没有最好。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在冯友兰一生的学术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比其他新儒家投以了更多的关注，这不仅体现在其后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那篇长长的“全书绪论”中，也体现在散见的其他文献中。冯友兰深信：“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的一个总规律，辩证法。这个规律也就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方法。”而“社会的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3]这一原理，他本人也是不断加以阐述过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明确提出：“现在的中华民族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团结在一起的。”当然，他与其他新儒家对传统文化共同前提的承认仍是一致的，所以他接着说：“但这是在原有的中华民族之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团结。孔子和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团结中华民族的作用，是不能否认，也是不应否定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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