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现代观中的科学观

三、辩证通融——人类发展有“无限可能”

如果说，在第一代新儒家人物中梁漱溟算是个高明通达的儒者;那么，这不仅体现在他极为崇仰历史上的通达高明之人，更体现在他辩证通融的现代观上——他承认人类发展有“无限之可能”。他不仅不排斥现代进化论，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开放式探讨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与艾恺的对谈中，他十分自信地说道：“高明的人通达无碍。所以像是宋儒吧，就有点排佛，排斥道家，在我看就是不够通达。通达的人呢，无碍，没有滞碍，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通。有碍，是你自己在那里给自己设了妨碍，原来是可以不必的，高明人他就超出来了。宋儒像朱子他们，朱熹他们，有不少儒者都排佛呀，排道家呀。”^[25]通达才能无碍，无碍才能超越。这是否就是梁漱溟终其一生的目标、期许或写照呢?

正是这种超越的精神，使梁漱溟自认是一个乐观的文化论者，并据此而有了自己的现代观。从其与艾恺诚实的对谈中，我们分明看到他晚年持守的理念：立于全球的中国，是不能违反世界潮流的;它只能往前走。他认为：物质文明阶段，不仅对中国极其需要;而且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之路的余地，它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他看来，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并成功，是非常合理而不奇怪的。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则如艾恺所肯认：“梁漱溟坚信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要通过社会主义来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26]然而这里必须指出提是，梁氏锐利而辩证的眼光也使他察觉了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尽管在他与艾恺就现代化问题的深入对谈将自己定位为乐天派，然而当他问起艾恺什么是现代化时，艾恺却如此说道：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继而又说现代化带来的是使人的善良本性逐渐消失。此刻，梁漱溟委婉接过话头：“如果是带来，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了，带来很久了。可是尽管受到一定破坏，但是还是有没有破坏的地方。就是这些点将来有变动，也不一定就叫破坏。”^[27]笔者想说的是，此当为梁漱溟辩证通融而深刻之处。诚然，梁漱溟同时也洞察到现代化过程带来的种种问题与危机，他极其敏感地告诫说：国家必须及早通过教育方式来加以关注并解决。

此处不能漏过的是梁漱溟现代观中的科学观。首先，他确信：“科学非他，就是人的精确而有系统的知识。”^[28]而中国人的讲学问详于人事、忽于物理，他以为这是世所公认的。他十分干脆而明白地说道：“西洋一路正是产生科学之路，中国之路恰是科学不得成就之路。明白说：西洋有物的观念，而中国没有。”“西洋自古艳称‘爱智’，其科学正由哲学衍来。中国后世之无科学，即为其古代无哲学，哲学只是西洋所有物，亦犹乎科学只是西洋有之。在古中国，哲学只不过是其道德实践之副产物，在古印度则为其宗教实践之副产物，皆未尝独立自存。”^[29]这种十分大胆的断言，其实在梁氏的思想系统中出之自然，这是需要通读梁氏全部著作才可能把握的。然而即使如此，也很难想象，像梁漱溟这样的新儒家阵营中的传统坚守者，会对现代科学中的“实验”格外赞赏：“实验的科学是一定要试验，一定要实验室，一定要出来考察，要做许多的实践。”^[30]当然，他也宣称自己很喜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爱因斯坦不把时空分开是对宇宙观真有所悟。这无疑是其辩证通透的思维所致。然而我们从中还可透见，梁漱溟确实是一个重实际而又不空谈理论的儒者。他甚至倡言：“社会科学还是要顺着自然科学之路，尽可能地作客观研究。”^[31]据此，才有了他的一套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而艾恺也正是基于知行合一的原则来评价梁漱溟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艾恺深信：“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32]

这里，我们还要透过梁漱溟辩证通融的精神，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

我是乐观的，我觉得那个马克思主义很好，它比那个空想的社会主义高明。^[33]

那么，梁漱溟是如何向艾恺解释他的这一理念的呢?他如此说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叫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持有一套客观发展的逻辑;而且这一发展的逻辑涵盖了人类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这就难怪艾恺要在《最后的儒家》中坦然出言：“梁漱溟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总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梁漱溟是赞成历史唯物主义的。”^[34]

的确，对马克思主义持通融赞成的立场与态度，使梁漱溟的宇宙生命观实有几分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万象差别不善观其通，固然不可;翻转来，泯没其差别又何尝可以行?这就是要唯物辩证主义的宇宙观。宇宙从无机而有机，而生物，而动物，而人类……总在发展变化着;发展变化是起于内在矛盾的，其间由量变而达质变——亦称突变或云飞跃——便显见出由低升高的许多阶段区别来。阶段大小不等，而涵小于大;区别则从量到质，通而不同。宇宙发展愈到后来，其发展愈以昭著，愈以迅速，前后悬绝不可同语。”^[35]这已是用量变、质变的现代唯物主义辩证观来认识宇宙生命的发展了;此外，梁漱溟不但能够接受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更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柏格森的自由创化论。梁漱溟也极为强调人类心灵的自由发展，他坚信人是生物界中争取得最大活动自由者，而在他看来，所谓自由活动就是其活动非所预定者。这种典型的现代基础上的人心自由进化观，导致他得出结论说：“人类实已超出生物甚远，而有其无限之可能;因之，其问题亦无限。因而不能把人类活动，历史发展，限定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上。若把人类活动，历史发展，限定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上，那简直是笑话!他不晓得人类历史愈到后来，或人类文化愈高，便愈远于其生物性。”^[36]作为一个现代儒者，能有此种追求“非限定性”的“无限可能”的自由发展，是极其深刻而富有远见的。

正基于此远见，梁漱溟多次表示自己对人类远景是乐观的：“越进步，越文明，人彼此情感上容易相通，容易增进彼此的了解。将来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恐怕更是这样。所以往人类前途看，应当是乐观的。”^[37]

【注释】

[1]［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序第4页。

[2]［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3页。

[3]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4]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6]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7]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8]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9]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10]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11]《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0—982页。

[12]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13]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

[14]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1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16]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1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1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364页。

[1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页。

[2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367页。

[2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2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

[24]［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25]［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5页。

[26]［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27]［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2页。

[2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2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239—240页。

[30]［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39页。

[3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32]［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序言。

[33]［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9页。

[34]［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3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125—126页。

[3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37]［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