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天人之分”的理论

第二节　“明于天人之分”的理论

荀子在战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提出“天人相分”的理论。它吸取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而否定其中的消极无为成分，吸取墨家重视实践经验的思想而抛弃墨家“天志”“明鬼”的主张，相当彻底地否定了传统天命思想，是对先秦天人关系争论所作的一个有科学价值的总结，在古代思想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荀子在《天论》篇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礼论》《王制》《富国》等篇也从不同侧面作了发挥。

荀子明确提出，天是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界。他说：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

天的实体是自然界的种种物质存在，即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万物。自然界没有意志，按照本身的固有规律性运动变化着。各种自然现象相互作用使万物得以产生和发展完成。人们都看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有形结果，而看不到形成这种结果的无形过程，所以用神和天来形容它。因此，天有天的运行规律，人有人的活动领域，两者不能互相代替。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上）自然界发生变化的规律（“常”），并不以人类社会的君主是否贤明而改变。又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同上）。社会的贫富取决于人们能否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而减少浪费；人体的强弱取决于能否得到充足的给养和适时的锻炼；吉凶祸福取决于人们的作为能否有所节制。人类社会的这种规律性，自然界也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他说：“治乱非天也”，“治乱非时也”，“治乱非地也”（同上）。在同样的日月星辰照耀下，同样的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中，同样的山川大地上，禹治理社会出现治世，桀治理社会出现乱世，说明社会的治乱在人而不在天。

荀子主张人“不与天争职”的同时，又肯定人能利用规律，顺应自然，来为人类谋福利。他说：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同上）

“参”就是参与。人能够适应天时，顺应地利，参与自然界的变化。人的这种能力，叫做“能参”。实事求是地运用这种能力，叫做“所以参”。例如，根据观测到的天象来预测以后天象的变化；分辨土地条件来种植适宜的作物；顺应四季变化的规律来适时安排农事；依据阴阳调和的道理来调理万物的生长，这些方面都是人们应该做的。随心所欲，叫做“所参”。例如，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自然，勉强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考察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那就太糊涂了。

荀子以“能参”和“所以参”为基础，提出“制天命”的思想。他写道：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

这里，荀子不赞成对自然界盲目崇拜和歌颂而无所作为，他对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充满信心，对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如果能够发挥人的能动性，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人们就可以创造出财富，过富裕的生活。

荀子从“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出发，批评世俗迷信。他说：

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同上）

行星陨落，树木发出怪响，这类自然现象什么预兆也不是，只不过是罕见罢了。因为罕见人们觉得奇怪，这是可以理解的，产生畏惧那就错了。

当时又有所谓“骨相”迷信，从观察人的形体颜色，推断吉凶善恶。荀子认为人的善恶吉凶取决于“心术”是“正”还是“恶”，与“骨相”无关。他举例说，仲尼、周公、皋陶、禹、汤等圣人的相貌并不出众；桀、纣等暴君都长得魁伟俊美；乡曲那些轻薄之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荀子·非相》）。然而他们行为不正，犯法作科，“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同上），这些事例正说明祸福不系于“骨相”。

荀子对祭祀，卜筮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

他不相信求雨的祭祀可以使天降雨，卜筮可以预知未来。人们之所以举行祭祀，进行卜筮，只是出于礼节仪式的考虑。如果真的认为祭祀和卜筮有神秘作用，那就会造成灾难。这就是“神道设教”的思想。但荀子主张祭祀和卜筮，这与他维护宗法制的政治主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