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道家别派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道家别派

庄子学派是战国时代道家的主流派。此外，杨朱学派与老子学说有着一致的政治倾向，理论上又有所不同；宋钘、尹文学派，彭蒙、田骈、慎到学派，黄老学派与老子学说有渊源关系，而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我们将这四派统称为道家别派。

杨朱是战国初期魏国人，又称为阳生、阳子居。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可见杨朱学说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淮南子·汜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可知杨朱学说盛行的时期在墨子与孟子之间。杨朱没有著作传世，言论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列子·杨朱》篇是后人的作品，不能作为研究杨朱思想的依据。

所谓“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也就是“贵生”“重己”，反对为治理天下而劳损身心。杨朱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吕氏春秋·重己》）《韩非子·显学》篇说杨朱一派“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一胫毛”，称他们为“轻物重生之士”。他们的主张与墨家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精神是对立的，与孔孟学说的治世精神也是冲突的，而与老、庄一类隐士的主张有相同之处。杨朱与老、庄的学说的差别是，老子主张“少私寡欲”，庄子主张“齐生死”，杨朱则肯定人本能的感官欲望。他认为：“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芳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吕氏春秋·贵生》），“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吕氏春秋·本生》）。在他看来，物质欲望是任何人都具有的本能的需要，而无可厚非。追求感官物质欲望是为了保全生命，节制感官物质欲望也是为了保全生命。他主张满足人的欲望，而反对纵欲。杨朱与老庄虽有这样的区别，但都对当时的政治抱着消极态度，杨朱的“贵生”与庄子的“养生”是相通的，因而杨朱的后学逐渐与庄子学派接近起来。《吕氏春秋·审为》篇记载，子华子曾反复向韩昭釐侯讲论“天下不若身之贵”的观点，詹何曾向中山公子牟讲“重生则轻利”的道理，向楚王讲“为身”而不“为国”的主张。他们二人都是杨朱的后学。《庄子》书中以赞赏的态度记述了他们两人的上述观点（见《庄子·让王》），还有杨朱接受老子教诲而改变了行为和气质的寓言（见《庄子·寓言》）。

宋尹学派的宋钘、尹文都是稷下学者，有人认为《管子》书中的《内业》《白心》和《心术》（上、下）四篇是这一学派的遗著。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从《庄子》书中可以知道，这个学派“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庄子·天下》）。这个学派的宗旨是不受世俗和外物的牵制，顺从民情而不苛求于人，希望天下安宁以保全人民的性命，满足人我的奉养就够了，这正是道家的精神。但这个学派又有墨家的色彩，“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民之战”（同上），他们为了“救世”上说下教，虽然没有人接受他们的主张，仍然不惮其烦地到处劝说。《庄子·天下》篇的作者说宋尹学派“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就内心修养来说，以“情欲寡浅”为目标，则是明显地沿袭着道家的精神，而他们又抛弃了道家的出世倾向，积极从事治国活动，与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区别。

彭蒙、田骈、慎到学派的彭蒙是田骈之师，田骈是齐国人，长于辩说。慎到是赵国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其旨意，著十二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著作已经失传，现仅存辑录的《慎子》七篇。《庄子》书中说，这个学派“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不往”（《庄子·天下》），认为这个学派公正平易，无私无党，顺从地参与事物变化，而不起思虑，不求智谋，没有主观成见和个人好恶。慎到主张“弃知去己”，使人变成没有知虑的土块那样，否定人应有的能动作用。这与老庄的“无为”思想是完全吻合的。但在政治思想方面，慎到提出兼重“礼”“法”的主张，说“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慎子·威德》），又说“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他又认为推行法治必须依靠权势地位，“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见《韩非子·难势》）。这就把道家的“无为”说成是君主“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的政治思想。这个学派也就成为从道家到法家的中间环节。

黄老学派的思想就是慎到学过的“黄老道德之术”，又称“黄老刑名之学”，在战国至汉初有很大影响。这个学派推崇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真实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谁，现在还不清楚。《汉书·艺文志》中有《黄帝四经》，是黄老学派著作，早已失传。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帛书中，在《老子》之前有四篇文字，题目是《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有人考证即是《黄帝四经》，而有的学者认为称做“《老子》乙本卷前四种古佚书”更为合适。但可以断定的是四种古佚书应为黄老学系统中某个重要派别的著作，是战国中期道家黄老学的有力见证。帛书中的《伊尹论九主》和传世古籍《鹖冠子》也是这一派别的著作。

黄老学派承袭了老子的“道”的范畴。把“道”作为天地自然界发生的本原。《道原》说：“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则（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刑（形），独立不偶，万物莫之能令。”又说：“道”是“天弗能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它是万物及其属性的总根源，“鸟得而蜚（飞），鱼得而流（游），兽得之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这与老子的“道”是一致的。这个学派不同于老庄的特点是，提出“道生法”的主张，把“道”作为“法”的依据。《经法》中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依据无形的道而产生有形的法，法是不可违背的；严明的法令是治国的根本。“案法而治则不乱”（《称》），如果滥用法令，赏罚不当，徇私偏袒，则必然造成社会混乱。黄老之学十分重视形名问题，认为识别事物，推行法令都离不开考察事物的形名；明确事物的形名，然后循名责实，按法令的规定去检查人们的行为。《经法》中说：“必有刑名（注：帛书中“形名”均作“刑名”）。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天下有事，必审刑名”。形名问题在先秦思想史上与名实问题有密切关系，名家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角度深入讨论过形名问题，黄老学派则把名与法联系起来，成为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的前驱。

如果说杨朱一派与道家的关系是始分而后合，成为道家别派之一，宋尹学派，彭蒙、田骈、慎到学派和黄老学派与道家的关系则是由合而分，成为道家的别派。就学术思想的出发点而言，这三派仍属于道家的支派，都沿着老子的传统，把“道”作为根本范畴。宋尹学派把“道”解释为“灵气”或“精”，认为人做到“清静寡欲”，就可以把“灵气”安定在胸中，即可预知吉凶，通晓一切，不逢天灾，不遇人害。慎到一派更从“道体虚无”出发，主张“弃知去己”，使人没有建树、没有智慧，从而摆脱建树和智慧的拖累。黄老学派把“道”理解为“静而不移，动而不化”（《经法》）的神明。这三派在哲学思想上都没有脱离老子思想的轨道。就其发展趋向而言，三派都不同程度地抛弃了老子的消极思想，吸取了儒、墨的积极治世精神，表现出法家的倾向。宋尹一派为了救世，“不忘天下”“日夜不休”（《庄子·天下》），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救世之士”，与隐君子式的道家人物的精神风貌全然不同。慎到一派和黄老一派都提出了初步的法治思想。

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道家别派的学术体系并不完整，自身存在着矛盾，在理论上的意义远不如儒、墨、名、法各家重要。但这些别派在先秦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学术思想发展的综合、分化和转化过程，对于理解诸子百家相灭相生的关系是不可缺少的资料。特别是杨朱以外的三派使我们看到，道家在儒、墨的影响下抛弃了“避世”的消极思想，而转向积极治世，从而促使了法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