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思维和类比推理是儒家成就其生态意识体系的两种主要逻辑思维方法。关于儒家的系统思维，学界已多有探讨[13]，兹不赘述。这里着重探析儒家生态思维中所运用的类比推理方法。
类比推理的方法亦称类比法，“它根据两个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的，而且已知其中的一个对象还具有其他的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同样的其他属性的结论”[14]。
儒家采用类比推理方法建构其生态学说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是儒家对生态资源结构之“类”的认识。《周易·系辞上》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所谓的“方”，泛指世界上的万事万物[15]，是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总称，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是生态系统内的生态因子的总称。而“类”则为自然界种类相同的个体集聚在一起的情状，也可理解为对自然界事物种类相同或相似个体的综合。
儒家关于“类”的认识，对于其进一步把握世间斑驳陆离之万物具有积极的意义。“天高地下，万物散殊”（《礼记·乐记》）、“万物不齐”（《白虎通·三正》），“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儒家认识到纷杂的万事万物为人们认识世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又认为只要“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荀子·王制》），整个世界还是不难把握的，亦即《周易·系辞上》所说的“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张载亦称：“动物本诸天，……植物本诸地”，“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正蒙·动物》）。王夫之注之曰：“凡物，非相类则相反”。从“万物之成”看，事物彼此或同或异，“或屈而小，或伸而大，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但只要能够做到“比类相观，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不然，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儒家根据对事物的观察与认识，对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结构进行了简单的划分。如《周礼》一书中不仅记载有众多的动植物种类，而且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且沿袭至今的“动物”、“植物”的名称[16]，并进一步创造性地运用“土会之法”和“土宜之法”，分别把动、植物分为毛物、鳞物、羽物、介物和裸物，以及阜物、膏物、覈物、荚物和丛物等五类（《周礼·大司徒》）。其中的植物类各自为今之山毛榉科、水生睡莲科莲芡类、蔷薇科、豆科或十字花科、禾本科植物等[17]。虽然这种划分方法仍十分简单、粗疏，但因其建立在对动、植物“类”的认识基础之上，其积极意义还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以“类”为基础，儒家认识到事物“同类相动”的特征：“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礼记·乐记》），由此决定了事物的“类聚”与“群分”。“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荀子·劝学》），认为“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于之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相动”的基础或媒介是“声”或“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周易·乾》）；“气同则从，声比则应”（《汉书·公孙弘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白虎通·礼乐》）。
万物中以气、声相动、相应的例子，在儒家诸多典籍中可以找到很多。如“鹤鸣在阴，其子和之”之文，分别在《周易》之《中孚》和《系辞上》中均曾出现。王弼注《系辞上》文云：“以同相顺，以类相应，动之斯来，缓之斯至，鹤鸣于阴，气同则和”。孔颖达疏曰：“引鸣鹤在阴，取同类相应……鸣鹤在幽阴之处，虽在幽阴而鸣，其子则在远而和之，以其同类相感召故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也曾就“同类相动”而举例说：“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类之相应而起也”。这里的“声”，即为生物同类发出的声音。宋儒胡宏说：“耳之所可闻者，禽兽皆能听也。……听而知其声，各以其类者，亦禽兽之所能也”（《胡子知言·往来》）。而“气”则为阴阳之气。在董仲舒的“天人”体系中，各环节都充满着阴阳、五行之气：“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之《天地阴阳》、《五行相生》、《如天之为》、《同类相动》）。阴阳之气充盈于天地之间，作为万物之一分子的动、植物当然也概莫能外。有气、声之应求的生物彼此间至“亲”的关系，引起了通天知地的儒者之注意：“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莫不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鈆；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也”（《荀子·礼论》）。鉴于此，儒家如孔子者疾呼“君子讳伤其类”：“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史记·孔子世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人类以“仁人”之心对待动物，以度人之心度万物。上述认识不仅仅源于实践观察，而且也是思维推理的结果。海外汉学家狄百瑞就曾指出：“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是关于栖息于土地上的人群的，他们在土地上繁衍、生息，并滋养着这片土地。正是在这个自然的、有机的过程中，儒家的自我修养产生出了它的所有类比和隐喻”[18]。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礼记·学记》），而“类不能自行”（《荀子·君道》），即“类”不是单独孤立存在的。“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所以在思考问题时要“以类度类”，即采用类比的方法进行逻辑推理，如邵雍就十分强调认识万物就是“以物观物”：
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十二》）
以同类中的某一事物去观察、理解事物，甚至设身处地地体谅他物，为之着想，像对待自己的同类——人类——那样去善待万物，于是“同类相动”的原则将人与动物等生物联系起来，把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的一贯主张推广、应用到一切生物，发展性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之精髓。正因为此，当代西方环保学者万达生在其搜集、汇编世界各地著名学者有关环境保护言论而成的《扩展的生命圈》一书中，就曾将孔子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环保名言而加以收存[19]。
这样，以生物同类之“声”及阴阳之“气”为媒介，以“同类相动”为原则，儒家采用“以类度类”的推理方法，建立了自己的生态保护学说，提出不仅要保护生态资源本身，而且还要保护其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境，“川渊者鱼鳖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荀子·致仕》），“树成荫而众鸟息焉”（《荀子·劝学》），“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荀子·致仕》）。从此角度理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之语的深刻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正所谓“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荀子·天论》）。
儒家这种类比推理的思维方法，又被有的学者称为“旁通统贯”之理。所谓“旁通”，最先见于《周易·乾》：“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引陆续文曰：“乾六爻发挥变动，旁通于坤，坤同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扼要来说，儒家以同情交感看待万物，也就是一种‘旁通统贯’的道理。‘旁通’在英文里面叫做‘extensive connection’，也就是说人们只要能大其心，把心灵拓展出去，充分同情体贴万物，就可以感受到，不但人人彼此相通，连物物也都是彼此相关”[20]。用这种思维方法进行推理，不仅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而且对于当前环境保护实践也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有学者曾就此而指出：
泛爱众生是人的一种同情心理，是人将自爱意识向外延伸，以至推到爱护众物。这种由类推产生的同情心理，常常以潜意识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儒家将它们阐扬出来，并作为自己的旗帜，这是人类征服自然取得重大胜利后在情感意念上的一种积极表现，归根到底反映了人的自觉水平的提高[21]。
儒家用类比推理的手段来建构其生态理论体系的方法，与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者架构其生态伦理学大厦的手段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家在从事生态伦理学相关问题研究时，采用的基本方法主要有隐喻、调查列表和数理逻辑分析等，类比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方法。借助于该方法，罗尔斯通、特赖伯等分别确立了其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并向世人表明自然界有其合理的权利，消除了人与自然间的伦理界限；而美国学者哈丁之著名的“公共地资源的灾难”学说也就是直接通过运用类比的方法而建立的[22]。这表明运用类比推理的思维方法而建立起来的儒家生态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且还具有超时代的特征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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