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担当意识

其次要说明的问题是，“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的深刻内涵。动物世界没有明显的君臣上下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明显的文明礼仪。人类进入智慧人类阶段以后，成了明显的“符号的动物”。^[14]礼仪在诸多方面可以与符号划等号，因为符号是渗透着人类精神信息的具象，符号的制作是为了传递精神信息的方便，礼仪的制定也是为了传递精神信息的方便。礼仪出现于君臣上下的关系建立以及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以后，因此可以这样说，礼仪就是人类文明的代名词。君臣上下不完全是君、上赤裸裸地剥削、欺辱臣、下层人民的关系，而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关系，“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所有广泛上下之间的关系均如此。礼仪的内在规定当中，既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即“礼以节外”的强制性，也要求有说教、咏唱的手段作为教化的辅助力量，其中音乐的作用就是配合礼仪来教化人的精神文明手段，所以古人礼乐并称，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即如此。“三礼”中的《礼记》达到了如此综合教化人，以便更进一步建构人类社会秩序的目的。看《礼记》的内容结构便可知晓这个道理，其中有“曲礼”“丧服”“投壶”等礼仪规定，也有“乐记”“中庸”“大学”等感化、说教内容，这些内容的存在均是为了“和内”而设计出来的重要条款，而不是随意的杂编。《礼记》内容的如此搭配，完整地体现了“礼以节外，乐以和内”的礼乐合一、周公制礼作乐教化天下的根本思想，而人们往往于此不大经意，实乃不该。有人充分认识到了《礼记》的重要性，但未必是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根本思想，所以只是说“《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15]。

第三，要说明的问题是人类进入理性文明阶段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人类在形成有效征服自然的群体以后，能够和谐相处，彼此之间形成了相互尊重、相互爱护、长幼有序、尊尊亲亲、君臣配合、夫妇有别、邻里亲睦等天伦以及人伦关系。在这种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被要求遵循作为人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在群体当中生活的人。于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类型话题便诞生了，那就是有关人格建树、伦理规范、道德修为的话题。曾几何时，孔子感受到过礼崩乐坏带来的人类进化大倒退的悲哀，故发出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的大声疾呼。孔子有感于彼时人类道德沦丧恶果的出现，是源于礼崩乐坏，也是源于学在官府与学术专守的教育垄断带来的人才培养危机，因此在立志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人生历程当中，“首创平民教育，继承、发展和传播了古代文化”，^[16]将学在官府的教育腐朽垄断单一体制改革为学在官府与学在民间双轨发展的进步局面，极大地解放了古代社会的人才培养生产力，亲自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高等人才，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颇有改革教育体制魄力以及亲自杏坛设教的伟大教育家。孔子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力行社会建设的实践外，还对往日人类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抢救，并给予了创造性的发扬光大，还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孔子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17]。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大家的孔子，他的思路是清晰的，即是说他所整理的文献一定是有选择的。他以个人身份整理文献的伟大实践，否定了周代礼制规定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礼记·中庸》）的文化垄断专制。孔子秉持着这样的德行与使命准则去整理文献，“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18]的重任就只能由孔子自己来领衔担任了。孔子深知人是一切社会总和的真谛，故在社会实践中，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对学生的培养。唯有如此，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才得以日益辉煌。这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确实解决的常识性问题，那就是儒家之“儒”究竟是什么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下文是否能够顺利地展开。《说文解字》《尔雅》《说文通训定声》《经籍纂诂》等大型字书、辞书对“儒”字均有解释，这里不去一一引述。在笔者看来，“儒”字当是亦声会意字，它的会意部分是指由“人”字与“需”字组合在一起构成的合体字，其本义当是“为人所需”的意思。早期的“儒”是一种“为人所需”的职业，这个职业不是高等级职业，而是下层人（不是“野人”，以后不再提示）为上层人提供服务的职业，与现在的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近似，所以《说文解字》将“儒”解释为“术士之称”与“优也”。“为人所需”的职业一定要看服务对象的脸色，这就需要以柔和的态度来赢得服务对象的满意，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一定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所以《说文解字》将之解释为“柔也”“弱也”。“为人所需”的“人”既是个体的人（贵族，作者注，以后不再提示），也是社会总体的人，所以早期的儒既为个人服务，也为社会整体服务。由此看来，服务意识是“儒”这种职业必须遵循的准则。这种“为人所需”的服务业涉及的范围有可能非常广泛，婚丧嫁娶、安保御辱、文艺演出、驾车出行、宗庙祭祀、占卜吉凶、看护孩童、陪教识字、行人应答、饮食起居、会计历算等均在内，只要社会上有所需求，“儒”就能给以提供满足。依据周朝设计出的“三礼”来看，“儒”在当时的社会上确实有着广泛的市场。孔子是没落贵族的后代，对于市场上这种非“坐而论道”的行业需求一定知之甚熟。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之前，就从事过“儒”这个行业，“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指一些无涉大道与为官的、由下层人所劳作的具体技艺《论语·子罕》），^[19]是最为有力的证据。孔子将“技艺”包括在鄙事里面的另一个证据依然可以看《论语·子罕》中的一条：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杨伯峻将之翻译为：“牢说：‘孔子说过，我不曾被国家所用，所以学得一些技艺。’”^[20]“鄙事”是指由下层人所劳作的具体“技艺”，还可以由孔子眼中的“鄙夫”即指下层人得以证实：“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杨伯峻将“鄙夫”译为“庄稼汉”，^[21]实际上“鄙夫”是指广泛的从事“鄙事”的下层人，不当独指没有任何知识背景的“庄稼汉”。应当说明的是，孔子虽然将“技艺”视为“鄙事”，但内心里没有轻视“技艺”的想法，恰相反，孔子极力倡导为人要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程度，很明显，在孔子的心目中，不懂“技艺”或轻视“技艺”的人，无疑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不可视为真正的君子。“儒”的上述行业性质，到了孔子的手中，得到了行业档次的提升与提炼，即不再是样样都可承包的经营性杂家服务行业，而是成了专精于关注国家大局，以文化传播服务为主打使命，其行业级别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鄙事”级的具体劳作蜕变为替国家大局着想的高档次教育行业。但是由于“儒”的原始行业性质，致使“儒”在发生蜕变以后，依然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培养人才与教化天下的主要目标，因此有书将“儒”解释为以“六艺以教民者”^[22]。这个高层次的培养目标，使“儒”成了社会上无与伦比的文化精英阶层。这个文化精英阶层以国家大局为重，具有崇高理想，实在是民族进步的栋梁。《礼记·儒行》第四十一将“儒”的行为准则与精神境界描述得非常精辟，为了说明问题，兹将全部内容录下，以便观览：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也。”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敢终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鸟攫搏，不程（其）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席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者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忘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砺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人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上长，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23]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鲁哀公（公元前494年，孔子时年58岁，孔子享年73岁）时期的“儒”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传播进步文化颇富大气的学术流派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除了将“六艺”作为根本追求以外，另有“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文学、政事与文、行、忠、信）作为培养人才的追求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方式不论从哪一个方面去观察，都要把德的培养放在第一位，所以有人认为，“‘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24]孔子所以这样做，不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由“儒”的性质所决定的。“儒”既然是服务社会的团体，就势必要在父子、夫妇、君臣、上下之间寻找发展空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构成社会整体以后，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双方追求的是道德理性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被服务者永远占据着唯我独尊的制高点。礼仪随着社会进步的出现，恰好是人类社会各个阶层共同体追求美好未来的良好体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将彼时人类创造的行为与理性的精华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的理论精髓，并且在继前人礼仪制度的基础上，展开了既有理论创新又有实践创新的全方位社会活动，将为个人的服务追求与为国家的服务追求统合在一起，使儒家发展成为集伦理学、政治学、民俗学、哲学（包括实践哲学）、文献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字学、艺术学、教育学、行为科学、管理学、语言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宗教学等为一体的集大成学派，为中华民族灵魂的塑造，起到了独一无二的奠基作用。儒家学派从服务者起家，最终发展成为教化者，其实践过程的最高明之处就是在怀有高尚理想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亲民、爱民、甘于奉献、服务意识第一，自己先行修德、敢为天下先等勇于担当的行为准则。以儒家伦理学的精神实质为例，在其君子人格理论建构方面，有着突出而丰富的力透纸背话语，加上一些孔子综合思想提炼出来的精辟词汇，一起成为汉语表达道德建设的关键词。孔子之所以如此用力，在于这位圣人在对人本身的研究上，有着出人头地的领悟能力。他所明白的哲理是，人成为智慧人以后，群体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有群体的存在，就要有礼仪作为秩序建构的法则。在法则面前，每一个个体首先要具备的做人资格，就是要有自律精神。完全靠他人的约束去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就需要个体具有自律精神。自律就是道德自守，这是摆在每一个个体面前的人格修为任务。由于接受过周人礼乐文明的习染，对开明盛世记忆的储存，在内心里早已形成了对尧舜、周公等圣贤的倾慕，致使孔子在礼崩乐坏的困局面前，生成了敢于救世的宏大理想。救世先须救人，救人先须建立道德准则。道德准则的建立，需要从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具有感人精神的话语，这就是孔子之所以竭尽全力整理古代文献的追求所在。孔子继承与创新合二为一的实践精神，达到了反古开新、贞下启元、生生不息、万象更新的高度。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忠、孝、信、义，文、行、忠、信，仁、智、勇（三德），恭、俭、庄、敬（《礼记·经解》），温、柔、敦、厚（《礼记·经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五美），虐、暴、贼、吝（四恶），都是孔子为了从正面挽救道德而自铸出来的伟辞。这些伟辞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力量，适合于社会上的任何一个君子去作为追求的目标，有些则可以成为道德的戒律，甚至于对小人也有感化作用。对于君子来说，这些伟辞是自我加勉推进器。对于小人来说，这些伟辞是斩断自身污秽行为的利剑。对于君主来说，这些伟辞具有警示意义；对于臣子来说，这些伟辞具有塑造人格的意义。孔子以敢为天下先与敏而好学的精神，创立了独一无二的、致力于服务他人与社会的儒家，开创了与西方轴心时代并称的百家争鸣时代。通过以上论述，使我们明白了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天地是万事万物之母，天地具有的无言大美精神需要人类在实践当中作进一步领会，以便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进一步改造主观世界，这就是从古代直至现在人类共同要求道德修养的真实动因所在。以上是我们第三个需要说明问题的全部，下面将要论述的话题是，在诸子百家当中，儒家是倡导忠（臣）人格最有说服力量的学术流派，从而也是开辟忠奸之辨思想先河的学术流派。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儒家在忠奸之辨思想表述的话语权重影响上，所具有的权威性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可以与之进行挑战。

儒家在全社会道德培养上所付出的代价确实不少，为后人留下了颇为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这些精神文化遗产，我们先从先秦时期儒家经典当中去寻找。儒家在道德培养上的经典论述，成为人类人格攀升永恒话语承接的关键词之一，并且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的关键词是“忠”，还有“忠”的对立或反义词——“奸”。“忠”是道德、人格的正面树立，“奸”是道德、人格的对立，带有明显的反面被批判意味。“忠”与“奸”的高度抽象概括，是透彻研究人本性的结果。“忠”是人性当中积极的一面，人具忠德，无疑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于君臣之间、夫妇之间、同志之间无疑也是一种友善的表现。忠德是人性中具有善意天性的表现，如果教化到位，这种善意天性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光大，以至于自律能力强的人可以形成自觉的美德。相反，如果一味地放任自流，或者对于拥有地位的人，不加任何约束，对于一切人与无知的人不予任何教化，人性当中恶的一面将会恶性膨胀，最终导致群体与社会的失序。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制礼作乐以教民化国以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彖传》）的理性文明精神才能在新的时代得以广泛响应。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儒家是承继周人开辟的以理性文明治理社会影响最大的一家，其突出之处表现为对人在社会进步中所起作用的广泛而深刻认识上，鬼神在儒家这里已经明显处于次要地位。儒家将前人重视德育教化的理性精神给予了理论系统化，表现为在继承的基础上，广泛挖掘并别出心裁地自铸出了有关德育教化的诸多伟辞，其中“忠”的表述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力，尤其在伦理、政治领域的影响显著。

下面对忠德的一些问题作出必要的回答。忠德的提倡不是儒家第一次提出，“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中国的虞夏即开始尚忠，即忠和孝一样，同时源于君臣关系尚未出现的虞舜时代，在夏代得以充分发展，它原来是氏族部落领袖的道德品质，以及他们对普通民众的道德义务，尔后才成为对所有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礼记·表记》中说：‘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人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后来的大禹也是这样，‘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老天下如此”（《庄子·天下》）。“《礼记·表记表记》记载：夏、商、周三代推行‘尊忠’、‘尊鬼’和‘重文’，这样‘三教’‘承衰救弊’的改易历史：‘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它证明，社会之‘教’必须以‘忠’为先。‘先忠者何？行之本也。’”^[25]通过上述一段引文可以证实，“三代”之际就已经出现了忠德的要求，人们完全没有必要随便否定。君臣关系的政治伦理忠德在《尚书》里就可以见到，因为《尚书》是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多记载的是与君臣之间处理政治事件相关的内容，早就被视为《书经》了。这也是儒家学派形成之前忠德大量表述的重要证据。以下列出几个确切语例明示：

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大小之臣，咸怀忠良。（《尚书·囧命》）

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尚书·君牙》）

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尚书·蔡仲之命》）

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尚书·泰誓上》）

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玩童，时谓乱风。（《尚书·伊训》）

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为艰哉。（《尚书·伊训》）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尚书·仲虺之命》）

上述几条例证中，无疑体现了早期人们对忠德的评价意识（其中有“伪古文尚书”的内容此处不论），这对于把他作为“最重要的一部经典”^[26]的儒家来说，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