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六经的注解

第三节　刘因、吴澄及其思想特色

刘因像

与许衡同时，在北方还有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刘因。刘因(1247—1293年)，一名骃，字梦吉，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年长，因慕诸葛亮“静以修身”一语，遂以“静修”自号。死后，谥文靖。《元史》有传。遗著有《静修先生文集》22卷。刘因父祖本金朝人，世代业儒。当蒙古崛起漠北，威胁金时，刘因祖父举家随金之王室迁开封。待元兵进逼开封，刘因父亲又举家北归。次年(1234年)，金室由汴梁溃走蔡州，旋即亡国。刘因出生时，当为元朝人。但刘因在诗词中，却是眷恋金朝，自视为亡金的遗血，谓要“承先世之统”(《文集》卷二十《书画像自警》)。所以他一生的思想感情，与元蒙之间一直是格格不入。至元八年(1271年)，元统一江南，改元立国。至元十九年(1282年)，刘因已35岁，元宰相不忽木，见其学术声名闻于朝，遂推荐他于朝廷，擢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在学宫督教近侍子弟。但不到一年，他借口母病辞归。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诏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他以“素有羸疾”为由，谢辞不就。后来隐迹乡野，授徒以终。据《元史·刘因传》，他初从国子司业砚弥坚受经学章句，但不满于章句“训诂疏释之说”，似觉“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后得南儒赵复所传程朱理学，认为这才是圣人“精义”，遂由章句之学转向理学。

刘因虽是理学家，但对于理学的义理却有所非议，他认为义理之学，割裂了理学与经学、理学与史学的内在联系。他提出了“古无经史之分”的著名命题，以经为史，早在隋代王通就曾经提出过:“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文中子中说·王道》)这是说，经中有文，历史上的典章、兴衰、邪正的经验与教训，可供王道借鉴。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关于经、史会通的最早记载。刘因的发展和创新有二:其一，就儒学而言，经学与理学是前后相继，相互会通的历史，经与史所以分离，是因为儒学家为了提高《经》的学术、政治地位所致。他说:“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叙学》)为此，他详细分析了经学向理学转变的学术过程。他说:

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言而变吾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诸儒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勿好新奇，勿好辟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叙学》)

这里，刘因指出理学是“自传注、疏释出”，批评“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诸儒议论”。因此，读书“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

这些说法，意在强调汉、唐传注、疏释的重要。这与“拨弃汉唐训诂”的宋代理学家们有所不同。理学是直接以义理发挥经书的，故能“自由其说”。而刘因所谓六经自秦以后，出现汉、唐传注、疏释，然后才有宋代“议论”，这是从儒学历史的次序，说明理学产生的“原委”、过程，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其目的是为了以六经即事言道的求实精神，补救宋元之际理学“穿凿”的弊端。正如明代王守仁所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王文成公全集》卷一《传习录》上)李贽所谓“经史相为表里”(《焚书》)。尤其在清代汉学盛行的时候，六经被捧为神圣的经典，一些汉学经生，皓首穷年，终生埋首于经典的一字一音考据，致使思想枯竭。章学诚于此，奋然独起，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以冲击汉学所依据的经典。这对当时的汉学经生起了止迷促醒的作用。这些说法，可能是沿着刘因“古无经史之分”的命题而加以铺陈的。

其二，就经学而言，刘因第一次对六经的史学性质作了细化的分析。他认为六经有体用、本末的区别。他说，在六经中，“《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故《诗》《书》《礼》与《春秋》是有体有用，“本末具举”。而《诗》《书》《礼》《春秋》与《易》之间，又是粗与精、名与实的关系，两者是相即不离，不可以离粗而独求精。这就是他所说:“五经(《诗》《书》《礼》《春秋》《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如果“弃去《诗》《书》《礼》《春秋》，直求《易》之一经，则必然是求名而遗实，踰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叙学》)。这种把《易》置于所谓体用俱举的《诗》《书》《礼》《春秋》之上的观点，显然是针对理学在《易》学中弥漫着谈空说妙的风气而发的。这种学风势必淡化六经的史学功能，有碍与社会现实的结合，其连结点就是返求六经的“经世致用”。欧阳玄称赞刘因是“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者明矣”(《元史·刘因传》)，真可谓一语中的。因此，刘因的上述论断，无疑对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考百王之典”，重视六经，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是在于经世致用，即汪中说的“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王夫之所说“六经责我开生面”是有影响的。

许衡、刘因是元初北方的两个较有影响的理学家，吴澄则是元代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他在27岁以前，生活在南宋。其后，他的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的。他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有“南吴北许”之称。许衡是北方人，由金入元，于元初传朱学于北方;吴澄是南方人，直承宋代的理学端绪，因而他比起许衡，是“正学真传，深造自得”。他15岁始读朱熹《大学章句》;16岁在场屋中结识饶鲁学生程若庸，拜程为师，遂为饶鲁的再传弟子。其后，吴澄又师事程绍开;程以“和会朱陆”为宗旨。入元以后，吴澄受同门程钜夫荐邀，四次入京，任国子司业、国史院编修、制诰、集贤直学士，“官止于师儒，职止于文学”。但“旋进旋退”，时间很短。其大半生的岁月是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他早年校注五经，晚年成《五经纂言》。遗著尚有集、外集(见《元史·吴澄传》，《草庐吴文正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吴澄像

吴澄年青的时候，就不以学“圣贤之学’为满足，他要跻身于“圣贤”之列。19岁，为邵雍《皇极经世书》作续篇，称《皇极经世续书》。同年，又作《道统图》，以朱子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但他这位朱学的道统续传者，却偏离了朱熹把陆九渊排斥在道统之外的学旨，为学以“会通朱陆”为己任，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早年继承朱熹未竟的遗业，对五经进行校注，完成《五经纂言》，尤其是其中“三礼”(《仪礼》、大小戴《礼记》)的编纂，依据朱熹的端绪和规模，以《仪礼》为纲，把大小戴《礼记》核订异同，重新编纂，使之成为《仪礼》的传注。吴澄在编次整理“三礼”的同时，还对其内容用探究“义理”的方法加以疏解，发挥其中“大义”，张大朱熹之说，完成朱熹的夙愿。这些工作，自称“用功至久，皆自得于心”(《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元代一批笃守朱学的人将朱学变得更加支离繁琐，从而促使他以陆学为主，“会通朱陆”。其议论如下:

(1)发见本心。吴澄赞同朱熹以穷理、明德为做人之本的教说。但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象山是持之以本心，而吴澄则是引陆学来充实朱学。对于理，吴澄并没有沿用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他认为“万理”都是“根于心”“本于心”，是“本心之发见”;不失其本心，就可以得到“天理之当然”(《全集》卷二)。这是说，“心”具一切，一切就在“心”中，何待外求?这诚如他在《象山先生语录序》中说的，“道在天地间，古今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贤不肖，无丰啬焉，能反之于身，则知天之与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扩而充之，不待增益也”，这是“至简至易而切实”的功夫(《全集》卷十)。很明显，吴澄基本上是传袭了陆象山明心以穷理的心学，而不是朱熹格物穷理的理学。对于德，吴澄认为，“我之明德”，而不骛远于外，然后再以心之“所发”“所明”，向外“推究”“推明”，去其气禀物欲之昏蔽，“以充其本体之全”。这就是所谓“天之所以与我，己所固有也，不待求诸外”(《全集·外集》卷二《杂识》五)。他的“明其明德”，不是由身外格物以明德，而是求之于心，自明其德。他所说的“心”，就是指人人都具有的、与生俱生的“本心”。因为它是发自“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知”，所以又称之为“良心”(《全集》卷四)。这实际上是宇宙间无数个共同、共通的个体意识，绝不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他期盼人人自作主宰，不能受制于外事外物的干扰。

(2)性依心存。吴澄赞同从张载到朱熹的人性学说，认为他们把各家的观点，综汇在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中，使其圆融贯通，让人人看到通向天地之性的可能性，但要将这种可能变成为现实，并不是穷尽天理所能做到的，而是要依存于纯粹无瑕的四端之心的“知”去其气质物欲之累，才能回归到天地之性的本然境界(以上据《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3)知行皆心。吴澄在知行的问题上，把“本心之发见”的知，与向外推物应事的“执著”的行，两者统一于心，同时兼尽，认为二者没有先后的关系。他说“能知能行，明诚两进”，“知行兼该”，“知有未遍，行无不笃”，“徒知而不行，虽知犹不知也”(《全集》卷十二)。这是说，知即包括行，行不过是知的体现，两者是一回事，无分先后。他不同于朱熹说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朱熹是本于“格物穷理”，故有先知后行的提法;而吴澄是立于本心，故知即行，行即知，把知与行都统一于心，是心的一种表现形态。

此外，吴澄对朱陆关于“道问学”与“尊德性”的争辩，也取折中的观点。他说:“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元史·吴澄传》)

总之，吴澄的理学思想，既是宋代理学的继续，又试图以“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冲击朱学的禁锢。他的理学思想是在“会通朱陆”中形成的。其所谓“发见本心”，所谓“知行兼该”等，又多少流露出后来明代王学的端倪。当然，一般说来，王学是接步陆学。但是，王学讲理欲之辨和理气关系之类，并非是陆学，而是朱学之说。王学这种接受陆学的部分观点又抛开陆学的某些观点，其实早在吴澄的理学思想中已经有萌芽。所以，吴澄的理学可以说是从宋代程、朱理学到明代王学的过渡。从这里便显示出思想史的前后承接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