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直觉的进一步认识

科学最根本的是要为人服务，这里所指的人不仅是群体的人、社会的人，更重要的是个体的人，也就是将“以人为本”进一步理解成“以每个人为本”。而个人生存最重要的是选择，由于个人生活的特点具有独特性、复杂性和整体性，这就使得现有科学方法及其所发现的普遍规律并不能完全指导个人在复杂多样的生存环境中进行选择。从个人角度看，选择的关键在于判断，而个人的判断则更多地依靠直觉，可是直觉在科学中又是靠不住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即科学不能很好地指导个人进行选择，相反能够指导选择的直觉又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像物理学那样发明一种简明的公式来帮助选择，以确定任何一种给定的行为会有怎样的结果，什么又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最佳方法。然而，没有这样的公式也许是万幸，否则人就真的跟机器差不多了。人的生活是如此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我们找不到人生历程完全一样的两个人；生存环境也千变万化，古希腊哲人感叹到“一切都处于流变之中”，“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河流不断地变化着，因为“新的水流不断地涌到你身上”。这些都使我们无法获得一种简明的数学公式，或者列出一套适合各种环境的规则来，这恰恰反映了科学的局限，可是如何能够超越这一局限呢？前人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1、绵延与直觉

法国哲学家昂利·柏格森（2000）在其名著《创造进化论》中，从生命进化角度，指出了科学在方法上存在的局限。在他看来，物理主义的科学只从空间的、静态的角度去对世界做出所谓真实的陈述。但是，这样陈述只是自以为是真实的而已，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事物皆处于流变当中，亦即呈现出他所说的“绵延”状态，事物“每时每刻不仅是一种崭新的东西，而且是很难预测的东西……变化比我们设想的要重要得多。”因此，“绵延”状态才是事物的本质所在。

面对生命，用分解方法得到的结果并不能揭开生命的奥秘，对此，伯格森以曲线和直线的关系为例说的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一小段曲线极为近似一条直线。它越短，就越近似，在它最短的时候，就可以称它为直线的一部分，因为曲线在它的每一点上都同其切线重合。同样‘生命力’在任意一点上，都是物理力和化学力的切线；然而，这些切点仅是人们自己的想象，是人们在观察产生曲线的运动时，自己假象的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静止点。其实，曲线并不是由众多直线集合而成的，生命也不是由各种物理、化学因素拼凑而成的。”

生命是一种“绵延”，是不断的流变，要把握生命只有用直觉的方法。因为直觉“指的是……直接的意识，一种难以与所看到的对象区分开来的眼光，一种触及对象甚至与之重合的知识。”最重要的是，“直觉的思维是在绵延中思维”。它不同于科学的分析思维，分析从静态的东西开始，尽力用处于并列关系中的不动的东西来重构运动。与之相反的，“直觉从运动开始，对它加以认定，或者不如说把它作为实在本身来加以感知，而把不动看成只是运动的一个抽象出来的瞬间，是由我们的心灵所抓拍的留影”。一般来说，分析性思维是把新的东西理解为对已经存在的东西的重新排列；虽然没有任何东西丢失，但也没有任何东西创生。但是“直觉，与生长着的绵延息息相关，它把绵延看成是一种不间断的并有不可预测的新东西产生的连续体；它看到，它也知道，心灵从它自身中引出了比它所拥有的还要多的东西，所谓精神性就在于此，而这种渗透着精神性的实在，就是创造。”直觉发现自我是一种绵延不断的流变（斯通普夫等，2009）。

柏格森观点的最大特点在于他看到了直觉的重要性，因为科学已经将直觉确定为不可靠的主观感受，而科学又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大胆地重提直觉，的确需要智慧和超人的勇气。然而，简单地用直觉来代替科学并不可取，实际上也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进化使人类产生了思维，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本能，而思维包含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直觉虽然能从整体上来把握和认识事物，但由于直觉方法缺乏对整体各个细节的认识能力，因而对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是不完全、不深刻的，它才被后来的科学方法所超越。近300多年来，科学方法极大地发展了分析思维，把自然界的细节从总的自然联系中抽出来，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现代人类文明。随着科学范围的拓展，尤其面对复杂的生命系统，科学也显现出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想用直觉简单代替科学是不可行的，这实际上就是回到科学以前的年代，不但没有超越，而且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2、智的直觉

根据康德的说法，“智的直觉”是直接知道一切而不需要知识。所以康德认为凡人做不到，只有上帝才有可能，上帝具有全知全能的无限性，才可能具备“智的直觉”。而我们人类不可能有“智的直觉”，因为“智”是认知，是智力，需要先有概念，再由概念形成统一体，被人接受所形成认知，形成“智”。而直觉是直接感觉，不需要概念性的知识。然而，牟宗三（2005，2008）在对中西哲学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以中国哲学为背景，可以理解这种直觉，我们不但可以理解其可能，而且承认我们人类这一有限的存在完全可以有这种“智的直觉”。

那么，人的这种“智的直觉”是如何可能的呢？首先从理论上说，是道德！道德的产生就需要智的直觉，因为道德不是科学，不是知识，不是在对概念进行分析基础上产生的，而“道德是依无条件的定然命令而行”，即道德是规定、是命令，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原则。可这一无条件的定然命令由谁来发布呢？在西方文化中是上帝，是具有自发自律自由意志的上帝。而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则认为是由人的本心、性体（人性的载体），也就是说，道德产生于人自身，所以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中我们找不到发布道德标准的上帝。虽然没有上帝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体系是非常完善和成功的，这就说明道德产生于人的本心的认识是可行的。可是，如何从本心、性体产生道德呢？既然道德不是从概念、逻辑推理、归纳等方法中产生的，它就是直觉的产物，是直接的创造，是本心、性体直接创造的。

从实际上说，从本心、性体产生道德，不是一个孤悬的、空洞的理论，而是有其具体呈现，可以观察的，具有实践基础的。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就是其具体呈现。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比如当人们突然见到小孩将要掉下井中，都会立即产生惊慌同情之心，这样做并非是为了和孩子的父母拉交情，并非是为了在邻里朋友中获得好名声，也并非是由于厌恶孩子的哭叫声。它是本心、性体的自然呈现，是创造，是智的直觉。

可是，本心自然呈现的道德感很微弱，人又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之中，人的局限性使得他不能脱离对物质的追求，因此道德感如果不加强培养，使其不断壮大，就很容易泯灭和丧失。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人人都有同情之心、羞耻之心、礼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凡是自身具备这四个开端的人，要是知道把它们都扩大开去，就好比火刚开始点燃，泉水刚开始流出。如能扩充这一开端，则火会越烧越旺，水会越积越多，道德会越来越强大，就可以保护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假如不去扩充它们，那就连自己的父母也无法奉养了。具体来看如何扩充道德感呢？中华传统文化的主线，即儒、释、道三家其实就是围绕着培养和扩充道德感而展开的，只不过他们所采取的途径不同，儒家是从正面来理解道德，是正面说，而佛道两家则是从负面来理解，是负面说。道虽不同，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同的，真可谓殊途同归，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他们都承认普通人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普通人通过培养、修行、修炼，可以达到无限，这一无限是道德上的无限，对儒家来说是“圣人”，对佛家而言是“佛”，而道家则是“真人”。其次，儒家的办法是“内省”、“慎独”，就是不断地反省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佛家的方法是“舍弃”、“放下”，舍弃放下一切杂念，最终呈现清净心；道家则是“不争”、“无为”，化掉一切有，达到“无为而无不为”。通过各自的方法，人人都可以达到最高境界，即儒者可以成圣人，佛徒可以成佛，求道者可以成真人。

因此，“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智的直觉是没有彰显出来的，所以康德断定人类这有限的存在是不可能有这种直觉的。但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智的直觉充分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人类从现实上说当然是有限的存在，但却实可有智的直觉这种主体机能，因此，虽有限而实可取得一无限的意义。”（牟宗三，2008）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西方文化必须产生一个上帝来发布道德命令，才能规范人的行为，社会才能有序，这可以说是外求之路。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不需要上帝，道德是人的本心发出，所要做的则是维护和扩充本心发出的道德感，使其壮大，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与西方相比可以说是内求之路。

自现代科学诞生以来，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科学使人对上帝的全知全能产生了动摇，要命的是上帝又是发布西方道德的主体，因此，西方道德的基础面临瓦解的威胁。而西方文化又成为全球的强势文化，它的道德基础不稳，将波及全人类的道德。相对而言，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命令并不由一个外在的主体发布，而是建立在人类“智的直觉”基础之上，与科学并不相悖。因此，用智的直觉来弥补科学在道德方面的不足是可行的。然而，智的直觉主要是从道德方面说的，它不管知识。中华传统文化由于主要是关注生命，注重道德，所以也就没有发展出科学，因此近代才会落后。所以单独说用智的直觉代替科学肯定行不通，那么能否把它同科学结合起来呢？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因为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与人文各自走上了自己的轨道，甚至存在分裂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