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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发展呈现外部状态

时间:2022-08-0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节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当年曾预测,伴随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人类将迎来真正的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的整体发展时代将到来。这种势头到21世纪的今天愈演愈烈,从而使现代社会具有与以往社会明显不同的特点。然而,网络社会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道德问题,如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信息污染、计算机安全和犯罪以及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等。

第二节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当年曾预测,伴随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人类将迎来真正的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的整体发展时代将到来。从今天的世界发展现实看,和平与发展正是时代的主导旋律。而且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当今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加速度、全球化、信息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站在21世纪初始阶段来反思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特点,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1世纪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路程,回首20世纪来看时代的变化。20世纪是一个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世纪。回顾这近百年的变迁,我们印象最突出的是物质文化的飞速发展,以及由物质文化发展而引发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调适性变化。20世纪物质文化的发明、积累和传播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率发生。核技术、新材料技术、新的交通通讯手段和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使今天的人生活在一个很不同于100年前的物质环境之中。20世纪下半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信息时代到来的标志。这种势头到21世纪的今天愈演愈烈,从而使现代社会具有与以往社会明显不同的特点。

一、信息网络化

没有任何人会否认,今天的人类已进入到了全球信息一体化发展时代。如果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半球开始汇合之日算起,人类的真正世界历史进程已经走过了五百年的时间。然而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看到的还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汇合而引起的冲突与融合,人类还没有真正迎来全球信息一体化发展时代。

当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进步,全球信息一体化发展进程也空前加速。在20世纪中叶,世界产生了三项伟大的发明:电子计算机、电视机和人造卫星。自从1965年人类使用第一颗国际通讯卫星以来,这三项伟大发明开始融为一体:人造卫星用于通讯,超越了各种地域的局限,只要是在卫星的覆盖范围内,则都处于其监测之下。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网络在今天已经形成,这等于全人类暴露在同一双眼睛之下;电子计算机能够模拟人脑功能,对大量而复杂的信息进行精确、快速地处理和存储。这意味着一个连接全球的计算机网络一经形成,等于全人类拥有一个体外大脑帮助思考。而电视机能够以融声音、色彩、形象于一体的方式进行图像显示,给人类传递出身临其境的逼真信息。这三项伟大发明在20世纪末由于技术的改进更新给人类的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这意味着20世纪人类活动方式的重大转折——全球信息的一体化,它构成了人类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全球信息一体化的这种物质技术进步,其意义和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以往,由于文化传播交流手段的地域性和阶段性限制,某种先进的文化往往为某个民族和某种社会阶层所拥有,这客观上造成了文化的不平衡发展,也产生了文化的霸权主义。而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时空距离大大缩小了,文化的民族或阶层垄断也被打破,而且客观上把信息接受者联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文化的消费与创造,这使人类的不同文化主体间有了比较接近的行为尺度,有利于文化的整体发展。

第二,使当代人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变得空前频繁。以往,各民族、各国家和各阶层的活动都相对独立,甚至对外封闭。然而,现代的信息网络突然把人们紧紧地捆在一起,人们开始感到世界的拥挤,以至于面对信息别无选择,人的行为本身就是在进行着文化的交流,而且某些个别的、局部性的行为后果都有可能迅速造成全球的影响。

第三,文化交流的频繁也加剧了文化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具体表现在文化个体与群体之间、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而在精神与价值层面的文化冲突则集中表现为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冲突。日益强劲的世界性现代文化浪潮正在涌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而现代化在工业技术层面所导致的标准化、齐一化、感性形象化的文化追求,正消弭着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和个性

第四,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无疑是现代工业化文化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与进步。现代信息的传播手段更是推动了这种科学技术的普及。这使得生产力所运用的后果,不仅影响到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全人类的利益,进而形成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粮食短缺、战争危险等等。这些问题能否有效地得到解决,将直接影响着全人类的文化发展。

全球信息一体化的形成,开创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全球信息一体化发展时代。然而,当我们在为全球信息一体化发展时代的到来而欢呼雀跃时,也应诉诸一种文化价值层面的深层思考: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各个国家和民族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以文化整体的方式活动?如何在这种文化的统一性中去开发文化的创造性和个性?

谈到信息一体化就不得不提到网络。网络社会具有的开放性、虚拟性、自主性和数字化特点使各个交流主体之间能在任何时间、地点就任何内容和对象同时进行高速度和高效率的信息交流。然而,网络社会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道德问题,如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信息污染、计算机安全和犯罪以及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国民识别问题的能力和计算机网络方面的专业技术能力。但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只有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其人文精神,同时制定网络道德规范,增强网络道德自律,才能使人类在享受网络提供的便利的同时把它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二、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历史阶段,它加深了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拓展了经济活动空间,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它促进了高新技术扩散和转移,各国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开拓国际市场,加速商品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从整体上使人类福利得到了很大提高。现在我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世界各国提供的商品,享受其他国家提供的现代社会基本特点及其道德意识探析服务,这些都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

经济全球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这一有效手段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它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只要存在着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和利益主体,就不能不实行市场经济。当今世界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市场经济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中大放异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可以说市场经济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必要阶段。

市场对社会历史发展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除了市场经济自身较之以往的经济形式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外,还在于它特别凸显了下列文化价值。

第一,市场经济将人从一切非经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人以独立自主的现实性存在。这诚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1]劳动者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是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形式上独立的主体。这必然有利于人的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平等竞争意识的提倡。

第二,市场经济在开辟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使社会经济的普遍性交往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随着生产的发展、交往的扩大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和国家间的封闭状况就结束了,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洪流中来。另外,市场交换的范围打破了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被卷入普遍交换,市场交换渗入一切领域,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家庭与社会服务、科技文化活动、经济与社会管理等等,绝大部分成为商品进入了市场交换,整个人类文化在普遍的相互联系与依赖、相互冲突与刺激、相互借鉴与补充中,开始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市场经济在刺激着技术、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日益复杂的劳动过程和工艺,要求人们必须掌握较高的和较全面的技能,技术的进步使用于保障人们生存条件的必要劳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剩余劳动则大量增加,这可以使更多的人从生产部门中脱离出来,去从事更丰富、更有创造性的活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赢得了与当代世界文明相汇合的历史性机遇。告别传统的计划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正进行着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之所以说前所未有,是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先发展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原生的,其现代化也是原发型的,因此,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相对缓慢的社会变化过程。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其特殊的世界历史环境原因呈现为复杂而急剧的社会变化过程。具体说来,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和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从社会的基础性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社会的前导性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社会的生活方式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由匮乏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从社会的经济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则正在由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这种多重跨越,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鲜明特点。

在这一经济时代,从产品、技术的创新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企业劳动组织的改善到企业间的兼并与重组,其实质无一不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计算机集成控制可以使大型连续生产过程自动化进行,工人可以不直接面对机器操作,而智能化和远程化地驾驭生产过程。服务行业也将高技术和高情感结合起来,向顾客提供即时的、个性化的服务。利用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资金转账等技术,在国际互联网进行的电子商务简化了贸易流程,降低了成本,缩短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改变了贸易方式。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使原来分为计划、统计、财务、生产的各类管理有了向综合化管理发展的条件,以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流,贯穿于生产、生活和服务的全过程。在如此的社会转型阶段,职业人和即将进入职场的准职业人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2]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他既给人们带来竞争的机遇,也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更好地遏制腐败,是当代人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三、资源知识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基于物质的资源观念正逐步为基于知识的资源观念所代替。科学技术知识在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中具有基础地位,它能提高劳动效率,使一定的物质资源带给人类较以前更多的满足。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高新技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其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因此,人们必须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和学习意识,这是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这种基于资源知识化的学习意识和危机意识必须成为一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以调整和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知识经济社会中的现代人应自觉地树立和加强学习意识,社会更有责任通过多种途径对公民加强学习意识的教育和宣传。

市场经济既然已经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的依赖关系,并且鼓励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去自由地竞争,那么,必然也允许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世界中去自由地想象和创造,并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去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文化价值追求和文化理想

纵观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格局,有四种基本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体现百姓日常文化追求的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所提倡的精英文化以及表达市场经济价值追求的企业文化。这四种文化类型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和主体力量,也是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这些文化形式在以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为主导因素的条件下,它们之间既有分化冲突,又有借鉴融合。各种文化形态加强沟通、理解和对话,这对于文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了有效地促进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必须提倡不同文化形态间的宽容,提倡不同文化间的跨文化对话。推而广之,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同一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而且适用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等。

应该如何有效地开展不同文化形态间的跨文化对话呢?我国学者提出文化间对话的“和而不同原则”[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原则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即认为不同性质的东西相加叫做和,和能产生新的事物;相同性质的事物相加叫做同,同则产生不了新的事物。孔子说得更为明确:“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即认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只要求在不同见解中能相互尊重、相互吸收和融合;而没有学问没有道德的人则要求什么事都和他一样,甚至同流合污。由此看来,和而不同的意思在于: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或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所以,在不同文化间应提倡交往对话,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的同的过程。这种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显然,和而不同原则对于协调不同文化形态间的矛盾冲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生活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很快。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其叙述的内容,它主要表现在音乐、视觉、宗教和文学等等。这种表现的载体和认识主体是互相联系和作用的,因此,市民意识是一个城市精神面貌的反映和文化氛围的直接体现。城市化的伦理道德通过建立社会行为道德规范来教育市民并使之深入到市民意识中,使市民不仅是城市意识的载体,而且是城市意识的传播者,在文化意义上使城市成为一种艺术。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认真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健康文明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向市民和潜在市民灌输,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拥有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人文环境,使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满足。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必然。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集中在城市是有其合理性的,它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空间和提高工作效率。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化经历了乡土城市化、城市同质化、自我城市化几个阶段,终将多元一体、殊途同归,实现人地关系的和谐。

物质生活方式的变革在给人们带来享受的同时又出现了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滞后,使物质与文化这两者在调适压力下随之发生变化。我们所关心的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的变化就是在这样一幅大图景中发生的。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影响着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变化之一:专业分工愈来愈细,造成人的心理机能的片面使用和发展。大工业生产导致非常精细的专业分工,这种分工只要求生产者具有非常单一的能力,并在该项能力方面有特别的发展。对这种生产来说,生产者最好是只具有某一功能——如专门焊接一批固定焊点的“机械手”。他的思想、情感、创造性等等都变成了多余的累赘。从心理生活的丰富性以及心理机能发展的全面性来比较,一位狩猎的猎人甚至要比一位在流水线上作业的现代工人要幸运得多。一位猎人要有灵敏的视、听,嗅、想象和思维能力,要有强健的体魄,要有独立拼搏、不屈不挠的意志,要有合作、助人的品质。他的环境也提供了充分的压力和刺激让他发展这些机能和品质。而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呢?社会要求他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对金钱的需要,二是娴熟地拧螺丝的技能。

变化之二:人口密度增加,人际冲突增加。由于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迅速向作为工商业中心的都市集中,造成人口相对密度的急剧增加,使得人际摩擦和冲突的几率大大增加了。大量社会学调查都表明,人口密度与暴力、犯罪等严重人际冲突有高相关。更大量发生的还是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人际矛盾。有限的工作职位,有限的晋升晋级机会,有限的居住、交通、教育、医疗容量,在各方面制造出一个个竞争“瓶颈”。竞争催生冲突。它们使人经常处于应激压力之下。

变化之三:人际直接交往减少,情感联系淡化。城市人口增加的同时,人际交往又在减少。这似乎成为社会发展的悖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联系和沟通大量倚重各种通讯工具、信息载体和大众传播媒介。借助这些先进手段,人的行为半径可延伸至很远的社会空间。但另一面,人生活的物理空间却缩小了,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也减少了。由于交往的方式越来越间接化,交往的内容也就越来越非个人化。以直接交往为条件的情感交流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结果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发现满世界都是同类,又互不相知,每个人周围都是许多“熟悉的陌生人”。

变化之四:价值观的变化。价值观的演变是演变着的实际社会生活的反映。这里不拟谈论当代社会价值观转变的方向及其好坏,而是更关心的社会价值取向改变的速度和深刻程度。在近几十年中,世界各大文化中都发生了巨大的价值危机和价值嬗变。中国社会近十多年里的价值转变更时时使人“觉今是而昨非”。在一个价值尺度变动不已、价值取向从单一走向多元的社会里,个人内部和人际间的价值冲突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知道,个体的价值观作为个性因素之一,对其认知、体验和行动有重大影响。价值冲突和混乱必然造成心理困惑。

变化之五:教育日益片面化,忽视个性的和谐发展。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发生畸形变化。一方面是社会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个体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另一方面是教育日益变成了职业教育,谋生教育。教育内容片面集中于知识、技能的传授上。大至国家、社会,小到家庭、个人,对教育进行评价的尺度越来越单一地集中在对生产力的开发方面。个性全面、和谐地发展愈来愈变成一句空话。在今天的学校(还有家庭)里,体育、美育要么受冷落,要么就单单对那些较有天赋的孩子进行重点教育,以便让这些孩子日后以体育或艺术谋生。

教育畸形的结果,一是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产生大量的心理困难,二是让学生以不健全的个性品质走向社会,造成长远的适应困难。

变化之六: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传统家庭担负着多重功能,如生产、生殖、保护教育、消费等等。以这多重功能为纽带,家庭结构比较牢固地得以维系。但在现代社会里,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的功能日益萎缩,其他一些功能也日益社会化(如教育功能转移到学校,安全保护功能转移到保险、社会福利、公安部门),家庭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家庭结构向小型化、核心家庭发展。家庭破裂、重组的比例增加,稳定性下降。由于性爱成分在维系家庭上的作用相对上升,加上避孕技术的进步和性道德观念的淡化,使家庭不稳定的趋势更加突出。在各种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离婚率上升现象,就是这种变化的证明。

联系家庭生活对个人的心理健康的关系来看,家庭历来都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支持、维护成员的心理健康,一方面引起冲突和压力,造成心理困难。在现代社会中,虽然总的说来家庭的积极作用仍然大于消极作用,但两种作用成分却发生着令人担心的消长:支持、维护心理健康的作用在下降,相反的作用在上升。

上述几方面的变化,在对社会整体发展与进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其中职业人心理——对变化的承受力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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