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小说中的陇人形象

甘肃小说中的陇人形象

马步升

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类文学作品，其生成机制一般是这样的：创作主体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对客观对象的体悟、认知，形成个体经验，随着阅读视野的扩展和人生阅历的日益丰富，使得个体经验升华为群体经验，从而为群体生活提供一种带有相对客观品质的参照。在叙事类文学作品中，如果以较为全面、准确、直观地展现个人的、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经验的这些功能而论，在各种文体中，小说的认识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在这里，还须稍作申述，同样是抒写人生经验，历史则偏重于书写群体经验，忽视个体，特别是忽视普通人的生活，容易产生“说他人事与己无关”的疏远感，这是历史学家的必然性失误；戏剧则过于程式化，台上台下，使得主客体之间产生鸿沟难越的心理距离；诗歌则钟情于抒发，经营于意象，全景扫描有余，细节呈现不足；散文又过于个人化，如果说散文的基本品质是真实，那么，笔触荡漾于个体之外，则失真，而导于虚，或假，而斤斤于真，又有沦于我行我素，拒绝他人加入，难以汇入群体经验而形成公共精神产品的危险。与别的文体比较，小说是最具写实能力的文本，因此，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以掩饰不住的自豪感宣称：只有小说才能“逼真地”呈现现实。逼真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读法庭记录一样逼真。”而小说家本来就是生活中人，以其天性的敏感，和对人生透辟的洞察力，他所着力打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成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象征和文化符码，阿Q之于中国人，奥勃罗摩夫之于俄罗斯人，即是范例。

明乎此，为我们这个论题的成立和展开，似乎提供了某种带有合法性的理由。甘肃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严格说来，是在全国视野中的现代小说诞生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其他文体，比如诗歌散文，其诞生、发展、衍变，与国内别的文学大省（比如河南）是同步的，区别只在于人数多少成就高低罢了。在漫长的历史烟云中，诞生于甘肃的文学家，虽在中国文学史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代有人出，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成就和影响力都不足以改变中国文学地图的基本布局。还有，很多诞生于陇上的文学家，其文学成就却并不诞生于这片土地上（如李梦阳），甚至可以说，由于对这片土地记忆的欠缺，经验的荒疏，偶尔涉笔于此，形成的文本也是相当苍白的。还因为多以韵文形式表达，偏重于抒发，从现存文本中，要比较完整地观照各个时期的陇人形象难乎其难。而历代涉足陇上，且留下了不少文本的非陇上土著文士，因其缺乏对这片土地的童年经验，缺少文化上的、感情上的和心灵上的认同，大多则是以看客、过客、暂居者，或流放者的眼光和心态去观照的，去表现的，因而难免会产生一种失真现象。以小说而论，唐传奇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第一个高峰，甘肃作家躬逢其盛，且建树颇多，大有担当主力之势，其文学成就固然是巨大的，但因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传奇，若用之以认识一个时代生民物质的和精神的存在状况，则如同雾里看花，显得有些影影绰绰。时至晚近，当文学，特别是小说，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民间社会，写作者以民间的身份、民间的视角、民间的感情，怀着以写真实为至高文学理念，去表现民间社会时，甘肃本土写作者，却因为社会发展和精神世界的全方位滞后，在中国文学地图中，几乎是彻底地失语，从而彻底地消失，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消失的干净。从明前七子李梦阳之后，晚明，有清一代，晚清新的文学理念大规模入华，民国前期中期中国文学的大繁荣，即便是作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区文学的阵营里，等等这些文学大张扬时代，甘肃本土写作者的影子，却是掘地三尺，难觅一人。在这里，上溯下延的目的，无非是企图要描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甘肃的文化传统是悠久的，但其文学传统是断裂的。

那么，甘肃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如何诞生的？说来既令人真切地尴尬，又让人多少有些鼓舞。甘肃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随着解放大军西进的金戈铁马血风腥雨，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的。一座座城池插上了五星红旗，一个个薄受现代文化教育的文化人，作为新生政权的文化代表或文化掌管者，以某种堂皇叙事者的姿态，在这里，做着现代文学的初建或重建工作。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和巩固，一大批内地知识者，以支边者，或种种“罪人”的身份，加入到了甘肃文化人的行列。正是这些人，使得甘肃的文学拥有了现代文学的气象。古今中外的文学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写作者，其写作样式和最终成就，无不与其所获得的童年经验有关，这样一来，新的问题随着新的文学理念和样式，也无可例外地出现在甘肃文学中，即，当下的写作者并不拥有在甘肃这片土地上获得的童年经验，而又要（或必须）去深情地表达甘肃这片土地，加之，一个时代整体文学主张和生产过程的充分意识形态化，充分体制化，充分现行政策图解化，在甘肃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所产生的文本数量不可谓不大，有些作品的影响也不可谓没有，但，剥开文本中甘肃地域的外观符号，所体现的人文内涵，与全国任何一个地域所产生的文本是没有明显差别的，极而言之，这些人物实质上是“假”甘肃人，是“应该是”（should be）的甘肃人，而非“是”(be)的甘肃人，说到底，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人。以终极意义的文学成就而言，此段时间甘肃的文学成就仍然是苍白的，但，站在甘肃文学史，站在今天乃至于明天的角度看，这个时段的甘肃文学在整个甘肃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无比重要。首先，这一代作者的加盟，使得游离全国文学总格局达数百年的甘肃本土文学，与全国文学接上了轨，在全国文学地图中，尽管甘肃作家的身影和声音仍然可有可无，但，甘肃文学毕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由于一大批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者来到甘肃，从业于文化卫生教育工业等各个领域，使得甘肃社会总体文化程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也就是说，为甘肃本土现代写作者的诞生、成长和成熟，提供了先决条件，即完成了文化教育的原始积累。这样一来，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甘肃的写作者以崭新的姿态、可观的队伍、较为成熟的文本，汇入于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洪流中，经过二十年的荜篓褴褛，随着甘肃本土写作者和对甘肃本土文化有了较充分认同的准甘肃写作者的成长，甘肃文学终于可以以较为独特的文本，相当高亢的声音，不致被全国文学的浪潮随意淹没了。如此，我们在文学作品所塑造的甘肃人物画廊中，去发现，去甄别，去提炼陇人形象，才变得如此紧迫，且变得理由充足。

我们不是环境决定论者，我们甚至不是文化传统决定论者，可是，由环境和文化传统，以及由它们所衍生的人文现象，却无所不在地向我们展现着它们对人的强大的塑造能力。笼统地说，甘肃文化是由一条漫长的走廊抛洒出来的和而不同的杂色文化样板。甘肃地处蒙古、黄土、青藏三大高原的结合部，同时也是农业文明，草原文明和绿洲文明的交汇地，东西1632公里的走廊，像一条腰带，把中原和西域捆绑为一个整体，对中原西去的人，或西域东来之士，甘肃是他们的“路过”，而路过，如同人过留影雁过留声，总不至于黄鹤渺然一迹难寻，打开存留于甘肃的文化遗产簿，种种实物无不争相体现着这一文化征候，受此长久的熏陶，同为一省，东部中部西部南部甘肃文化之差别，并不比其在地形地貌上的差别小多少。东部以庆阳平凉为主体的陇东地区，和天水地区，地近关中，其文化形态本来就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但却是中原文化的边缘部分，中原文化“路过”这里时，踩踏出了极深的痕迹，但还不是中原文化的典范形态；以此而西，越六盘山，进入以兰州为中心，辐射定西白银临夏的陇中地区，地形为之大变，气候为之大变，口音为之大变，还是以农业文明为骨干，但河流的作用，直接关乎着根本生存；兰州以南，甘南和陇南，前者是以藏文化为主体，汉文化为异体的草原文明形态，但却与青藏腹地判然有别，后者则有着相当浓重的川蜀文化的流风余韵；越乌鞘岭，入千里河西走廊，则是一派绿洲文明风范，但，与新疆绿洲相比，这里的中原色彩则更浓烈一些。需要重视的还有现代城市文明形态，如兰州、金昌、嘉峪关、白银等，这些都是以现代文明理念打造的新型城市，但却与内地的城市有着文化上的重大差别，除了资源型城市的公共特征外，还有因支边而移民，所带来的路过者、暂居者，乃至发配者，或施救者的文化心理，与内地城市相比，甘肃的城市居民，其土著意识则淡薄的多。

如何体现以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样式下的人文状况，或者说，甘肃的写作者是如何以小说的形式开展对本土人文的打造的？客观地说，二十年来，分散在甘肃各地的写作者，在其小说文本中，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可观的阵容庞大的甘肃人物画廊，其中，有同有异，同是人性本来之同，是大一统文化熏染之同，异是地理和文化环境塑造之异，是艺术追求之异，是人性本来之异。稍作梳理，我们会发现以下小说人物形象对认识陇人形象，有一定的关照意义。

一、苦难中的生存抉择

甘肃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自然灾害，人为灾害，似乎对三千里陇原从来都是情有独钟的。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甘肃写作者，苦难意识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传承，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心理积淀，哪怕是身处灯红酒绿中，那种与生俱来的苦难意识，作为普通的现实生存者，则是挥之不去的阴云，作为写作者，却是掘之不尽的富矿。甘肃作家以小说的形式表达苦难，为全国文坛所瞩目。20世纪80年代，原籍庆阳的作家柏原以短篇小说《天桥崾岘》叫响全国文坛，以草根生存之日常苦难，折射了在这片土地上被遗忘的群落的生存本相。米换奶奶、米换妈、黑换，一座土庄院，三代女人的命运，其不幸倒不全在于生存境遇和文化传统的高压，而在于寂寞无助而生，寂寞无助而灭，生于习惯性生存，灭于习惯性寂灭，对一种带有前定性命运的前定性认同，才是其真正的悲剧。中篇小说《红河川里的土庄》中的麻婶是作者这个人物系列的延伸。邵振国则以更沉重的笔触揭示了本土生存之本相，如中篇小说《雀舌》中之洗世和雀舌，张弛则立足河西大地，写出了另一种生存苦难，如《天地玄黄》中墨老龙祖孙三代人的荣辱沉浮和生存困惑；阎强国在《阿八》中，深入阿八这个人物的灵魂，试图破译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相所自带的一种前定性的命运密码；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是体现甘肃文学高度的作品之一，通过对老顺一家人命运的探索，揭示了西部人在生存面前的无奈和挣扎。这一类小说人物展示了一个大体清晰的人生轨迹：生长于苦难，承受着苦难，挣扎于苦难，毁灭于苦难。虽然，不乏亮点，比如在苦难面前的人生抉择。这种抉择表面看来是一种反抗，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适应，和逆来顺受，间或的胜利也非抗争之胜，而是被接纳、被获准、被容留，说到底，是一种被动之胜，胜利带来的不是欢庆，而是苦涩。

二、对传统道德的珍视和弘扬

与全国总体社会发展水平相较，甘肃社会更多的处在传统状态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传统，我们不便于，或不可笼而统之做是非判断，也不可笼而统之做价值判断，它只是一个群体所在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在抬头挺胸往前赶路时，往往会遗忘、丢失，乃致抛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有文化象征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恰恰是人们前行时的内在动力，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人们前行的先验性目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追逐这个目的，人们的一切前行的行为、努力和价值指向，都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虚妄的。甘肃作家在对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进行了一番仰视、审视后，远取其譬，返诸自身，以传统道德守护者的姿态，激活和弘扬传统道德中被践踏、被泯灭、被漠视、被弃若敝屐的优秀成分，借以企图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如和军校短篇小说《一个甘肃人和一个陕西人》中，对古老诚信精神的怀恋，如邵振国获过全国短篇小说奖的《麦客》中，吴河东父子人贫心纯的精神风貌；如马步升的“刀客系列”小说。在引起国内很大反响的短篇小说《哈一刀》中，新一代刀客领袖哈一刀为了维护行规，苦苦追杀马五，在用了第二刀才杀掉马五后，为了践行诺言，即便在无人监督的大漠深处，仍然固守诚信原则，甘心为马五的遗属做奴才，体现了儒家“慎独”的精神境界；在《一点江湖》中，一代大侠红狐武功盖世，在当众写字时丢了丑，尽管他人不以为丑，但他深以为耻，决心封刀避世，苦修书法，展现了被当世人几乎弃绝殆尽的耻感文化；在《秀才和》中，无敌秀才手无缚鸡之力，却在高手云集以力争胜的刀客世界中，俨然领袖，所向无敌，其所持者仅一“和”字，以和解纷，以和敌力，以和化仇，以和拯世，而“和”，既是传统道德之合理内核，也是走向世界大同之无敌秘籍。

三、民间理念对国家意识的消解和补充

甘肃社会无疑正处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征程中，传统社会的一些习惯，是与现代社会组织的运作规范相抵触的，那么，国家意识要得到模范的推行，必然会遭遇传统社会有形和无形的抵抗和挑战，表面看来，波澜不惊，实则风谲云诡。也难说，任何国家意识都是无可挑剔的，更难说，所有的民间理念都是应该受到摒弃的。这是一场场带有悲壮色彩的博弈，理想的结果是双赢，是互相补充，而双损，互相抵消，却是不可避免的。柏原发表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短篇小说《喊会》，是获过全国奖的，在小说中，贯彻国家意识的蛮队长，在一声声煞有介事的喊会中，国家意识被民众以拖拉、沉默、嬉笑的方式消解于无形。以此打头，作者一发而不可收，《挖墙》、《奔袭》、《大窑》、《毛家沟蹲点》、《奶头山印象》等等，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国家意识被民间理念一一消解于无形的画面，如果撇开作者高超的艺术感知力不说，单从国家政权运行的角度阅读这些小说，其现实功利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马步升获得全国人口文化奖的短篇小说《老碗会》中，村民组长马伙儿则是巧妙地借用民间理念体现了国家主张，试图以此消解国家与民众理念和利益的冲突，开辟一条合和之路。

四、对无意义生活的抵抗

在传统社会形态下，人们的生存困境主要体现在物质的匮乏方面，而在现代社会形态下，人们的生存困境则主要体现在精神的无助层面。甘肃在全国视野下，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于传统，但却并不排除现代病的侵袭。张存学的许多小说，为人物营造的生存环境无疑是在传统社会形态下，但其精神病相却呈现为现代性。如中篇小说《罗庄》中的罗世太一家人，《那个早晨》中的朱正坚，《姿态》中的明霞，《蓝丽》中的蓝丽，等等，无不体现着逃离这一人生主题。为何逃离，是因为在当下当地找不到生存的意义，逃离不是消极避世，是一种反抗形式，反抗的结果，却是意义的彻底消隐。在作者近期面世的长篇小说《轻柔之手》中，史克为了对十年前所遭受到的苦难做一了断，放弃了逃离，返回了故乡，可当他快意恩仇后，却发现，原来设定的意义目标已与他渐行渐远，他逃离后返回，是为了寻找丢失的意义，当他自以为意义回归自身时，却连意义本身都丢了，不得不再度逃离，而这次逃离，却是对意义的某种确定。

五、城市人的形成

甘肃是一个农业省，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很高。但甘肃又是一个工业云集之地，大小城市都已具备了一定的现代化程度，可是，其大量的居民却是刚离开农村“入住”，乃致“入主”城市的不速之客，在他们身上都带着程度不同的乡村经验，乃至农民意识，即便原有的城市居民，也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市民。与农民构成的主要区别在于，一者是吃商品粮的，一者是吃自产粮的，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城乡差别。这种人在城里心系乡村的人文景观，在小说作品中也有大量的体现。王家达长篇小说《所谓作家》中的作家胡然，史生荣《所谓教授》中的教授刘定安，以及他的众多的描写高校教师生活的中篇小说，徐兆寿《非常日记》中的林风，尔雅《蝶乱》中的大学生人物谱，还有叶舟的众多小说，这些人物所呈现的事象各个有别，但几乎都贯穿着从乡村情怀到城市生活之间的人格转型和心理调适，也标志着一个个城市人的成熟，而同时，也传递着城市在我们的脚下逐渐走向成熟的信息。

马步升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