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人的历史情怀

陇人的历史情怀——关于敦煌卷子流散的随想

陈乐道

敦煌莫高窟，因其拥有璀灿夺目的壁画彩塑、数以万计且内容丰富的经卷文书而蜚声中外。敦煌艺术和文化博大精深，举世瞩目。围绕这一人类瑰宝，千百年来，既留下了不少不堪回首的往事和沉痛的话题，也产生了许多学人如罗振玉、王国维、张大千、于右任、常书鸿等乃至于其他人士保护、传承和弘扬敦煌艺术和文化的感人事迹和精神。毋庸置疑，在保护、传承乃至弘扬敦煌艺术和历史文化的过程当中，也有陇上学者、人士的可贵劳动。这里，要说的是在敦煌学早期研究和敦煌卷子流散过程当中他们所展示的对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华文物的爱惜保护精神和文化情怀，许多事迹是鲜为人知的。

冯国瑞（1901—1963年），著名学者。字仲翔，号牛翁，一号渔翁，晚号麦积山樵、石莲谷人，天水人。早岁入私塾，后就读于甘肃省立第三中学，同时在存古学社师从翰林哈锐、进士任承允学诗和古文。1922年秋，考入南京东南大学，1926年夏毕业。后又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时研究院主任为吴宓，教授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讲师为李济。鸿儒硕彦，云集清华，蔚成一时巨观。次年夏毕业。曾任甘谷县立中学、甘肃省立第三中学教员，甘肃省通志局分纂，兰州中山大学（后改为兰州大学）教员，青海省政府秘书、秘书长，西宁县长，陕西省政府顾问，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兼任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兰州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甘肃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甘肃省文史馆馆员。著有《绛华楼诗集》、《张介侯先生年谱》、《麦积山石窟志》、《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等，辑有《守雅堂稿辑存》等。

冯国瑞先生“常年任职甘肃，关心陇右文献掌故，藏有少量敦煌写本，殁后，有九件写本捐献入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其中包括唐写本《春秋榖梁传》”。（《敦煌学大辞典》）除此，他还留下少量直接或间接关涉敦煌卷子流散情形的诗篇，值得重视。作为学者，冯国瑞吟诗表达了当时得到敦煌经卷的浓厚兴趣，“秘籍示予味纯斋，插身似入琳琅丛”。在他看来，敦煌藏经洞文书的发现，堪与汲冢古书、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相提并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在诗中也反映了面对外国人对敦煌文物的剽窃的愤恨之情，“剽盗端为斯坦因”，“恒沙异典饱碧瞳”。在另一首《登土楼山》的诗中，写下了“近闻敦煌境，唐璧入异族。虽在天壤间，俯仰百感触”的诗句，抒发了一代知识分子关心中华文物的历史情怀！

在敦煌学早期研究中，还有一位陇上学者，无论对敦煌藏经洞文书发现之记载、敦煌卷子的收藏乃至敦煌旧小说的研究，都曾做过不容忽视的探索，这在学术界似注意不够。他就是慕寿祺，应是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慕寿祺（1875—1948年），字子介，号少堂，甘肃镇原人。从小随父读书，参加光绪十八年（1892年）童子试，力拔头筹，被甘肃学政蔡金台誉之为“甘之俊人也，必速飞也！”进入兰州求古书院深造。考中光绪癸卯科举人。其房师、甘肃文高等学堂提调杨增新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聘慕为教习，讲授经学和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陕甘总督升允派赴京、津、汉等地调查学务。后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甘肃省议会副议长。1917年，代理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兼国文教员。1929年，任甘肃省通志局协纂。1935年，被聘为甘肃学院文史系教授，讲授经学和音韵学。1942年任《兰州市志》编审委员，参与《甘肃新通志稿》和《兰州市志》的编纂。著有《周易简义》、《读经笔记》、《甘宁青史略》、《镇原县志》、《敦煌艺文志》、《中国小说考》、《求是斋文集》和《求是斋诗钞正编》等多种著作。尤其是《甘宁青史略》，正编30册，副编5册，计100多万字，是一部起自伏羲氏、迄于1928年涵盖甘宁青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史志巨著。（邓明：“‘甘之俊人’慕寿祺”，《兰州人物选编》）

在这部《甘宁青史略》正编里，慕寿祺多处提到敦煌莫高窟，对藏经洞文书的流散过程和情景及其相关内容，详加记载，并酌予评论。这在当年，确属难得，堪称别具慧眼。

在正编卷29写道，民国6年（1917年）九月：“巡按使令敦煌县保存莫高窟古迹。”“自前清光绪末叶，敦煌石室所藏中国数千年古书古器，被英人运至欧洲，于是，东西各国知敦煌新发现之珍宝，为世界所赞赏，游历者、取经者日络绎于途，一经品题，声价十倍矣。惟去者已难复返，在者尚堪保存。将军兼巡按使张广建访闻千佛阁佛像壁画，以及五代残碑，西夏文字写经，住持希图小利，时有盗卖情弊，令敦煌县严订规则，随时稽查，并将古迹种类名称造册存案。”尽管如此，作者却不无忧思，认为敦煌莫高窟文物“无人以保存之，恐楚人得之又自楚人失之矣”。这里所说人物张广建，其手头就曾藏有敦煌卷子，系由肃州兵变时查抄安肃道台兼兵备使廷栋的财产后得来的。（姜洪源：《敦煌遗书的流散：一个永远沉痛的话题》）

慕寿祺还收藏有敦煌卷子《妙法莲花经卷第七陀罗尼品二十六》、《妙法莲花经卷第二信解品第四》，后捐赠甘肃省图书馆，编号分别为甘图024、甘图031。两个卷子，均写有跋语，对探究考索敦煌卷子的流散及相关人物极有价值。

甘图024的跋语为：“敦煌莫高窟，东晋前秦时所建，罗振玉名曰敦煌石室，俗称为千佛洞者也，六朝人藏书于此，唐代所藏以写经为最多，宋初西夏占有其地，为中国之大图书馆，后为沙压，视为荒山。清光绪初，莫高窟复发现，盖风吹沙走，而古寺岿然独存。有王道士者，湖北人，住持于此，中原士大夫从无有至其地者，于是世界绝可惊人之文艺宝库，归王道士一人之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匈牙利人斯坦因，为中央亚细亚地理专家，为考察中央亚细亚地理和古文化，以英国印度政府办事员名义，携翻译蒋某至莫高窟，睹佛洞中壁画皆六朝人所绘，并于道士案头见有古代写本，与道士秘密交涉，入宝库中参观，古代所藏卷帙以及纸画、绢画等杂件，自地上高堆至十英尺左右，其容积约有五百立方英尺，以银三百两在王道士手盗去写本二十四箱，图画绣品及他物五大箱，时西历一千九百零七年五月二十日也，后在伦敦陈列，敦煌古图书始为世界所宣传。法国遣伯希和往石室搜求，他也满载而归。中国政府始电陕甘总督转饬敦煌，将英法唾弃之残本，扫数解京，共解一万八千卷，其中以唐人写经居大多数。于是，关外士大夫亦声为至宝。此卷系玉门县贡程君徽五所赠，徽五少时与余同学，意气相投，今以唐人写经邮寄，余喜其笔带方形，复多近体，颇似六朝人所书，非唐人写经所能比拟，故藏之。”从中可知，此卷是玉门县贡生程徽五赠给慕寿祺的，两人曾有同学之谊。慕寿祺考其书写风格“颇似六朝”。

最后，须特别提及的是，慕寿祺不仅关注敦煌藏经洞文书的流散过程和情景，加以记载，根据经卷特征探究书法流变，而且在《甘宁青史略》附编中还对“敦煌俗文学”专门概述，尤其在所撰写的《中国小说考》里辟有“敦煌旧小说”类，进行考证研究。于右任为此作序，称其为“奉世无两之作也”。除此，他还撰有《敦煌艺文志》。可以说，慕寿祺应为较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陇上学者，如果没有他的独到卓识，没有对敦煌卷子重要价值的深刻判断，没有对敦煌莫高窟相关内容的较为系统的记载，也就不可能在敦煌莫高窟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今天，引起我们重新反思。

还有要说的是张作谋先生。张作谋（1901—1977年），字香冰，甘肃临洮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建国前，曾任兰州一中校长、武威专区专员。建国后，任省政府参议。著有《新蕉细雨轩诗集》、《词集》。

张作谋先生平生嗜好收藏，积累颇富，其中就有郑板桥的竹子画。当年，兰州书画界的名人范振绪、水梓、冯国瑞、郭维屏、郝进贤等人常到他家，同其一道观摩所藏书画珍品，包括敦煌卷子，作诗文之会。但这些珍贵书画不幸在“文革”抄家时，荡然无存。

他曾收藏有一个敦煌卷子，后转让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卷子原是他的老师杨丙辰（曾在兰州中学任教，后来当了敦煌县长）建国前从敦煌带到兰州之后，亲手送给他的。他曾将卷子带到南京，让于右任先生鉴赏，当时有一政要想购买，遭到他的拒绝。敦煌卷子让掉后，他借诗抒怀。其《新蕉细雨轩诗集》卷四就是题为《鬻敦煌经卷有感并序》的诗。从诗中看出，张先生因珍爱敦煌卷子，曾经对其出让心里难以割舍，“殊觉怏怏”，但他最终还是作出抉择，让卷子“完璧返嫏嬛”，目的是想让它得到更好的保护，充分发挥其广泛的社会利用价值。诗中同样寄寓了对敦煌文物重要价值的赞赏，表达了对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卷子流散并遭劫掠的慨叹，“千岩缃缥秘千秋，一朝破壁忽飞去”，告诫人们不要“数典忘祖”。

最后要说的是杨遇春先生，他收藏了两个敦煌残卷。杨遇春先生今已87岁高龄，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当笔者问到他如何收藏敦煌卷子的事，他动情地说，那是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代，他时任甘肃省交通局营业所的会计，当时单位成立了收“破烂”小组，组织人员上街收购废铜烂铁等。杨先生喜欢碑帖书画，所以每天待收购人员回来后，他都要翻看收购的东西里面有没有这些。有一天，杨先生照例又去看，忽然有两个卷子，一长一短，映入他的眼帘，他当即就收藏了下来。最早从他手中看过卷子的有杨景周、冯国瑞、谢国泽等人，认为是敦煌写经残卷。杨景周，临洮人，毕业于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学校，后来经商，从事水利工作，平时喜欢收藏文物。谢国泽，民国时期曾任甘肃《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于诗词。当时，冯国瑞先生看了卷子后，认为东西不错，还劝杨先生将小的卷子装个镜框挂起来。后来，一位姓刘的天津古董商也看过，打算收购。另外，杨先生说，兰州水北门住着一位姓赵的山东人，喜欢收藏古董，看了卷子后肯定地说，长的那卷应为《金刚经》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已刊登在《神州国光集》上。

这样，杨先生就将两个卷子保存了下来，秘而不宣。尽管“文革”时他被关进“牛棚”，手中别的东西受了损失，但此两卷却幸而躲过劫难。直到1985年，他将一个短的、一个长的两个卷子付诸装池，亲自修裱后才拿出示人，请人题识。虽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卷子却被保存了下来，确属不易，杨先生为此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

两个卷子，长卷属《金刚经》残卷，长约160cm，宽约26cm，内容自右至左，竖排直书，画有界栏，从开首“佛告诸菩提……”至尾行“……是各世界须菩提”结束，共93行，每行17字。虽是残卷，但除了个别地方字迹剥落外，品相基本完好，墨色如新。如果加上诸家题识和收藏者杨先生的后记部分，整个卷子装裱起来长300cm有余。有李鼎文、甄载明、张思温、张芸生和袁第锐等先生的题识。均为直行墨书，自右至左，用宣纸题写。

敦煌研究院冯志文老师经过对这两个卷子来龙去脉的了解，并仔细辨识，确认长的卷子是真的，属唐代写经，短的卷子还待考证。另外，杨先生还收藏有数种珍贵的碑帖。显然，如果他没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情愫，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每为前辈学人爱护抢救中华文物典籍的精神所感染，景慕钦佩他们那种“私念大劫之后，文献陵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郑振铎语）的爱国情怀！因为拥有文化精神，他们的人生才富有意义，他们是真正热爱传统、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人。正如李辉在写到梁思成的《困惑》一文所言，“现实的一切障碍一切磨难，都未曾消磨过他们的文化痴情。有这样的痴情，他们才会对这片土地上历史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爱。有这样的爱，他们才会不愿意看到人们轻易地去打碎它们。他们在它们身上发现民族的智慧，发现历史的美，并浪漫地幻想它们能够与现实、与未来融汇在一起”。也正如陆其国在《风起大漠》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几代学人坚实的文化良知千年不败，就像文化传承一样，这样的文化良知，以及为了弘扬敦煌艺术和文化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勇于追寻、甘于献身的精神也在进行着传承，“是这样的传承和精神的相互支撑，才终于矗立起了今天敦煌艺术和文化的灿烂大厦”。

归结为一点，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应是中国共产党能团结人民、长盛不衰，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极重要的一条原因。

陈乐道　　　

甘肃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