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次致信毛泽东，请求“做点事”

63.邓小平两次致信毛泽东，请求“做点事”

在江西羁居三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主要活动是劳动、读书、思考，还是家务“强劳力”。但是，他始终没有忘怀的是对毛泽东的期盼。

邓小平11月6日在厂里听了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传达后，厂领导罗朋让他把文件带回去看看。邓小平仔细、认真地学习了中央文件后，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于1971年11月8日提笔上书，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

据毛毛《邓小平“文革”岁月》所述，邓小平在信中写道:

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接着，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到江西后两年来的情况。他写道: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随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了“想做点事”的请求。他写道: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最后，邓小平在信中提及他的孩子们，请求毛泽东帮助，“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能使小儿子飞飞有个“较好地分配”，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小女儿毛毛能让去“学医”。在说了这些事后，邓小平写道:“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邓小平还提到希望继续同汪东兴写信保持联系的事:“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我因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诉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邓小平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

这封信通过江西省革委上转中办主任汪东兴，并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的这封信，并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说:“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毛泽东的回应和批示，给千里之外的邓小平带来了喜悦。

1972年4月初，江西省革委根据汪东兴的招呼，安排邓小平的儿女一个进江西工学院上学，一个进江西医学院读书。让邓小平忧心的孩子们的事算是解决了。邓小平于4月22日致信汪东兴说:“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地感谢!”

到了7月份，形势进一步好转，在毛泽东的自悟和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解禁”，从“牛棚”走出来，恢复工作。同在江西“流放”的陈云，也于1972年4月22日离开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从南昌乘火车回到北京去了。……

各种信息、消息不断传到步校“将军楼”。

邓小平还在江西。

8月1日，他在厂里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同时，他从广播、报纸上获悉: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被迫害的老干部已被“解放”，并参加了8月1日的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叶帅还在会上讲了话。……

邓小平再也忍耐不住了!

事在人为。第二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计:要争取复出，争取工作。他第二次上书，给毛泽东写信了!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用真切的语言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并据自己所知揭发了林彪集团的一些事情，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应有的检查，提出了工作要求。

首先，邓小平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他写道: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陈伯达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中，及时地查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在信中，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揭发和批判了林彪等人: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搞秘密串联……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更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

邓小平在信中还揭露了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和“准备夺权”的伎俩: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了“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提法，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随后，邓小平在谈了对“很自负”、“很虚伪”的陈伯达的看法后，写道: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烈地庆祝……摧毁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在信的最后，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说:

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上书，颇为适时。

8月3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信转交江西省革委呈送中办主任汪东兴。

邓小平没有料到:8月3日从南昌发出的信，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此信，并且于8月14日就作了批示(本书第七章详述)。

邓小平的“静候”没有落空，得到了最好、最高、最快的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