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危难时，毛泽东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保护邓小平

91.在邓小平危难时，毛泽东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保护邓小平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江青等人的谗言，彻底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但是，也许是顾念当年苏区的情分和邓小平几十年的功绩，也许是考虑到邓小平还是与刘少奇“有区别”、不忍将邓置于死地，毛泽东在邓小平最危险的时刻，还是下令保护了邓小平，以免遭不测。

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甚嚣尘上，诬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说邓小平曾坐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等等。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听后，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问，核实一下。江青、张春桥还扬言道: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

借“群众”(实际上就是“四人帮”控制的造反派组织)之口，冲击邓小平，这是江青等人的惯用伎俩。

中办主任汪东兴受政治局之命，去找邓小平“核实”是否到天安门指挥一事。但汪东兴“留了一份神”，比较谨慎。

汪东兴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而是拐车进入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随即，汪东兴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

毛泽东听后，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

随后，毛泽东问汪有没有什么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去。

毛泽东说:可以。

于是，汪东兴立即布置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做出警卫方案;同时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谈话;又通知警卫处长东方，派车到宽街将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

下午3时许，警卫局处长东方车至宽街，将邓小平接走。邓一家老小误以为是把邓小平带走入狱，再也见不着了，大有“诀别”的气氛，女孩子都哭起来了。

邓小平被接走后，中办又来人查抄文件，把两部保密电话搬走了。

5时许，警卫局派车来将邓夫人卓琳接走，同邓小平一起在东交民巷相依为伴，共渡危难。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与邓小平谈话。汪告诉了有关情况，便问:“你是否坐车到天安门指挥?”

邓小平说:

“我只有一次坐车到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呵，是这样。现在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后，回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是晚，中央政治局会议移至江苏厅继续召开。江青迫不及待地问汪东兴:

“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指挥?”

汪东兴答道:

“邓小平只是在北京饭店理发。”

张春桥一听，很不满意，要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

汪东兴火了，说:

“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

江青一伙的图谋没有得逞，又不敢奈何汪东兴，只得作罢。

汪东兴很机警。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邓小平从宽街住地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后来，有人到宽街看了，没有找到邓。

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记述:“两个决议”公布后，邓一家及其所有工作人员，禁闭在宽街办“学习班”。上面要求揭发邓小平，追查有没有通过子女去天安门“指挥”，却遭到了坚决的抵制。“所有的人，不管去过天安门与否，统统都说没去。”邓小平的子女还说，“不但我们自己没去，父亲还曾明令我们全家人都不能去”。

“学习班”办了十多天，便不了了之地散了。随后不久，邓全家按照中办通知，从宽街搬到了美术馆后面育群胡同的一个院子里(7月初又获准搬回宽街)。

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几次说道:

“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

“奇怪，邓小平失踪了!”

……

汪东兴守口如瓶，始终没有透露邓小平的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