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的基本作战方针

35.邓小平说:“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淮海地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西北屏障。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公元前202年，刘邦、韩信巧设“十面埋伏”，歼灭西楚霸王项羽主力的大战便发生在这一带。项羽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固镇)被围，在四面楚歌中，泪别虞姬，败退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拔剑自刎。刚愎自用的一代枭雄项羽演出的悲剧，结束了历经四年的楚汉之争。最终农民出身的刘邦登上皇位，开创了大汉王朝。

如今，在淮海战场上，毛泽东和刘邓等也将在这里布设“十面埋伏”，聚歼蒋介石在中原和苏皖地区的主力部队。

淮海战役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创造性地组织实施而取得伟大胜利的。

淮海战役发动前，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下达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对“淮海战役部署”提出了三个阶段的设想:“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三个阶段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十一、十二月两月完成淮海战役”。这个电报是发给华东野战军的，同时告知华东局和中原局。

毛泽东历来多谋善断。在淮海战役发动前的一个多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中原、华野两大野战军的军政首长反复磋商，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作出战略决策，并从容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时任华野副参谋长的张震回忆评述道:

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伯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击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

这是淮海战役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能够迅速地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淮海战役的基本作战方针已经确定，但毛泽东仍然十分持重、谨慎，丝毫不敢懈怠，没有因此而放下心来。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华野、中野军政首长，叮嘱:“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军事统帅毛泽东经常用来指导我军作战的一句名言。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兵贵神速。”毛泽东正是根据战局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役部署，达到战略目的的。

后来，局势果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刘邓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奉命东进徐州、蚌埠地区，中野与华野会合，共同作战，淮海战役遂发展成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野并告中野的电报，确定在徐州附近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战役目标。

徐州刘峙(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集团是国民党军驻守长江以北的一个庞大的重兵集团。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不失时机地决策就地歼灭刘峙集团，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而歼灭刘峙集团的首次战役，是歼灭黄伯韬兵团。

当华东野战军主力切断正由运河以东向徐州靠拢的黄伯韬兵团的退路，在辗庄形成对该兵团的包歼之势时，邓小平和总前委当即提出建议，由中原野战军插入敌人侧后，强行攻占津浦线上的战略要地宿县。宿县是一座古城，有“南徐州”之称。攻占宿县可切断徐州守敌的后方交通线，断绝他们的后路。此建议立即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准。11月9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称“迅速部署截敌退路以利围剿是正确的”，要求“愈快愈好，至要至盼”。结果，11月16日中野攻占宿县、固镇，切断了徐蚌线。对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作了高度评价，说道:

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尚不敢作这种估计”的事情，刘陈邓和总前委作了适时、正确的发挥、创造和完善。

当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被歼、取得淮海战役首次大捷后，邓小平和总前委又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了歼灭黄维兵团的建议，并提出了歼敌的兵力部署和打法。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拥有装备完好的12万人马，正由豫南闯进增援。11月23日，刘、陈、邓向中央军委发电说:“现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24日，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陈、邓电文，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说:

(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攻歼黄维兵团，“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超领导艺术，是对刘陈邓的绝对信任!

结果，经过20多天的激战，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活捉敌兵团司令黄维，是为淮海战役的又一大捷。

在围歼黄维兵团的过程中，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军事方面的卓越见解。就是在采取什么战法来合围黄维兵团这个问题上，中野的决策机关里有两种意见——邓小平和张际春(中野副政委)主张把敌人“围死”、“围而不阙”，用阵地战消灭敌人;而司令部作战室的一些参谋则主张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法，放开一个口子，用口袋阵消灭运动中的敌人。

一天，刘伯承司令员来到作战室，听见参谋们的争论，就说:

“邓政委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开始，我们也曾考虑过放开一个口子，让敌人突入我预设的袋形阵地，再歼灭之。但我们又判断，在目前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敌人一定很谨慎，不会轻易上当。你放口子，他就会给你来个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不但可以利用我们原有的工事防御，而且能够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于我不利。所以，权衡利弊，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想法。”

“可我们以前经常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法，也很灵啊!”有位参谋说。

刘伯承笑着解释说:

“但我们也搞过‘围而不阙’啊!情况是变化的，要根据实际决定战法，该‘阙’就‘阙’，不该‘阙’就不‘阙’，绝对要不得教条!比如说，鲁西南战役打郓城，我们就是‘围而不阙’，消灭敌人一个师嘛!鲁西南战役打六营集，我们又‘围三阙一’，又全歼了他两个师……”

司令员的一席话，犹如一堂精彩的兵法课，说得大家心悦诚服。

后来，刘伯承就是根据邓小平等人的意见，果断合围，于12月15日聚歼黄维兵团12万人马的。

黄维兵团被歼后，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在战役第三阶段，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发动了更加凌厉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动摇其军心，促使其投诚。毛泽东于12月17日代中野、华野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前线反复广播。

毛泽东在《郭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劈头写道: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围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接着，又写道:“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毛泽东起草的这份文告，晓以大义，情真意切，通俗易懂，朴实无华。文告在前线反复广播后，杜聿明(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所属部下很快就有1.4万名官兵弃暗投明，对全歼邱(清泉)李(弥)兵团，活捉杜聿明，起了重大作用。粟裕曾说:“敌人最后被解放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

战争的伟力深藏于民众之中。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在整个淮海战役中，还精密地组织了强有力的后勤支前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委派杨立三来到前线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整个战役共出动支前运输民工543万人，为参战部队的9倍;动用担架20.6万副，大小马车、推车88万余辆，担子35.5万副;运送弹药73万多公斤;供给粮食4.8亿斤及其他大量军需物资;转运伤病员11万名，等等。陈毅副司令员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歼灭国民党刘峙集团主力和白崇禧兵团一部共22个军55.5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以13.4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换取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的胜利，具有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时任华野参谋长的陈士榘在其撰写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一文中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蒋介石失去了徐州地区，就等于丧失了整个长江以北的地区，等于丧失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脊骨。”从此，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置于解放军炮火的直接威胁之下。

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的李达在《忆淮海战役》中写道:“淮海战役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这个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这是多么深邃的眼光!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确战略决策的结果。